列昂尼多夫 | 苏联的密斯，但要惨得多

伊万·列昂尼多夫（Ivan Leonidov）自二十年代首次出现在建筑舞台上以来，他的名字就获得了传奇般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的作品独一无二。列昂尼多夫的作品具有强大的力量和独创性，对世界建筑思想产生了深远而富有成效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仍在继续，尽管他的绝大多数项目仍停留在纸面上，尚未建成。

列昂尼多夫一生复杂多变，创作了大量作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仍保持着敏锐的目光。但更重要的是，他还完全忠实于其建筑的中心思想和自己的美学原则。因此，那些评论家说他只有在二十年代末和三十年代初的短暂前卫时期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才华，这种说法是大错特错的，也是不准确的。

列昂尼多夫当年的项目取得的巨大成功是显而易见的，他后来的作品在建筑和艺术上都不逊色于这些项目。他的能力丝毫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但只有现在，当我们能够看到他尽可能完整的草图和设计时，我们才能真正体会到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才华。

他的作品自然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一方面反映了他内心艺术脉搏的跳动，另一方面又对外界影响和环境做出了反应。但在所有这些变化中，他的作品具有令人羡慕的稳定性，无论是在世界观的美学和伦理方面，还是在图形表现风格方面。

列昂尼多夫于1902年2月9日出生在特维尔州 斯坦茨基区 弗拉西赫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巴比诺村度过的，在当地教区学校读完四年后，12岁的他前往彼得堡谋生。列昂尼多夫最初是在特维尔的自由艺术工作室接受绘画培训的，工作室成立于1920年。1921年，他被送到莫斯科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绘画系继续深造，后来又转到建筑系和亚历山大·韦斯宁的工作室。

维特库马斯学院的氛围以及他与亚历山大·韦斯宁的个人交往对列昂尼多夫创作个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韦斯宁为发掘天才学生的各方面才能做出了巨大贡献。

列昂尼多夫还是学生时就参加了许多公开的建筑竞赛，并经常获奖。例如，改良农舍和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住房开发项目获得了三等奖，他为明斯克设计的白俄罗斯国立大学项目也获得了“购买和采用建议”奖。

他在学习期间绘制的原始图纸无一存世，但从当年的几份出版物中可以相对全面地了解到他极具个性的构图方式和绘图技巧，作为一名年轻的建筑师，他已经掌握了早期建构主义的语言。列昂尼多夫的这些作品与韦斯宁兄弟和其他建构主义建筑协会OSA创始人的项目之间显然有着密切的联系。

列昂尼多夫为列宁图书馆学院设计的毕业设计不仅是他第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作品，也宣布了他开始职业生涯的独特理念。列宁图书馆与塔特林1919年的塔楼和梅尔尼科夫1925年的巴黎展馆一样，至今仍是苏联建筑第一个十年革命和创新精神的伟大象征之一。

从1927年到1930年，他一直在经过改组的维特库马斯学院任教。当时的苏联建筑竞赛非常多，这为年轻建筑师提供了在当前各种类型的实践中表现自己的机会。

列昂尼多夫当年作品的普遍特点是，他将建构主义的功能方法与自己的构图方法融为一体，但同样特点的是，他在利用黑白图形的克制语言时，表现手法始终如一。

1928年，列昂尼多夫首次参加了国际建筑设计竞赛，分别是莫斯科的Tsentrosoiuz总部和圣多明各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纪念碑。许多著名的苏联建筑师和西方建筑师都参加了这两项竞赛。

1929年，柯布到莫斯科时曾与列昂尼多夫会面，他对列昂尼多夫的建筑方案评价很高。

这一系列竞赛设计的压轴之作是1929年底在乌拉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冶金联合企业周围实施的社会主义新城项目。列昂尼多夫领导了一个由他自己在伏尔加工业大学班上的学生组成的OSA设计小组。

1930年是列昂尼多夫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年。他参加了在莫斯科南部普罗列塔尔斯基区设计文化宫的竞赛。他在第一轮竞赛中提交的设计方案与任务书大相径庭，提出的不是一座建筑，而是整个城市地区的“文化组织”模式，毫无疑问在第一轮竞赛中列昂尼多夫的计划引起了尖锐的批评。

对第二轮竞赛结果的讨论在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进行，可以说揭示了苏联建筑界和周边地区正在形成的各种团体和理念之间的尖锐分歧。尽管这次列昂尼多夫的方案完全符合任务书的要求，但他的方案再次成为激烈争论和讨论更大建筑问题的焦点。

到1930年底，列昂尼多夫的不幸还在加码。在维特库马斯学院基础上成立的建筑研究所组织了一场关于列昂尼多夫主义的辩论，他的作品在辩论中遭到了谩骂。

在《艺术与大众》杂志12月刊上发表了阿尔卡季·莫尔德维诺夫的一篇文章，题为“列昂尼多夫主义及其危害性”。12月20日，语言和文学研究所IZO美术分部根据莫尔德维诺夫题为“论建筑中的小资产阶级倾向（列昂尼多夫主义）”的演讲通过了一项决议，记录了辩论的结果。

在这篇演讲中，列昂尼多夫不仅是一个脱离现实的“纸上梦想家”，而且还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教育家，对培养新的建筑师产生了有害影响。

1930年《苏联艺术》中关于列昂尼多夫的“文化宫”项目这样评价：

1930年底，列昂尼多夫自1928年以来一直担任编委的建构主义建筑期刊《现代建筑》发布了最后一期，而后列昂尼多夫离开建筑教育界。

他开始了一段艰难的生活，但困难并没有冷却这位28岁年轻建筑师的职业热情，也没有扼杀他的思想和设计工作的前进步伐。

1931年，他在国家城市规划局GIPROGOR工作后，组建了一支由昔日学生组成的团队，开始了一系列规划项目的工作，包括伊加尔卡镇的设计、莫斯科市的重新规划和重建竞赛项目，以及规模较小的谢尔普霍夫门周边空地重建项目。

1932年年，列昂尼多夫领导莫斯普罗克特的一家工作室，终于接到了一份真正的委托。他为《真理报》联合报设计的工人俱乐部获得了施工许可。但该项目在后期发展阶段未能获得进一步批准，列昂尼多夫也因此离开了莫斯普罗埃克特。

1934年是列昂尼多夫终于迎来了他事业的春天。他参加了苏联早期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建筑设计竞赛之一，为莫斯科红场上的重工业委员会创作了可能是他最重要的作品。

如果说列宁学院的设计可以作为列昂尼多夫第一阶段作品的典范，那么这个大楼的设计方案则对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具有开创性意义。他在设计方法上的突破在一系列出色的图纸和模型中得到了体现，这为他日后开发、发展和完善构图储备了巨大的潜力。

1940年，他开始在苏联建筑学院附属纪念碑艺术工作室工作。1941年应征入伍，作为工兵被派往前线。1943年因伤复员。之后，他再次尝试转向建筑实践，并在建筑学院为斯大林格勒、基辅和莫斯科的最终战后重建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这种前瞻性规划是建筑学院战时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列昂尼多夫的计划没有得到支持，于是他离开了建筑学院。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列昂尼多夫主要从事展览设计工作。虽然他在职业上孤立无援，但他并没有中断自己的设计计划。

他和其他许多建筑师一样，为胜利纪念碑、第一颗人造卫星、苏维埃宫和拟议中的莫斯科世界博览会设计方案。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系统地开展自己的私人项目“太阳之城”，这是他在战前首次提出的想法。他对这座未来城市的梦想在无数的草图、素描和模型中得以实现，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

伊万·列昂尼多夫于1959年11月6日去世。他被安葬在莫斯科附近一个简朴的乡村墓地。在他的墓前竖立了一座最普通的纪念碑：花岗岩立方体，上面刻着“伊万·列昂尼多夫，建筑师”。

与其他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列昂尼多夫创造了自己独创的形式语汇，在发展和充实这一语汇的同时，他还将其中的元素凝结成具体的建筑方案。

尽管列昂尼多夫的早期作品与主流的建筑建构主义有着直接的联系，但他个人理念的某些特征已经在这些作品中显现出来。早在他毕业前在韦斯宁手下完成的报社印刷厂项目中，就明显强调了建筑功能和结构元素的分离性，以及在三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上形式的鲜明动态并置。这两个特点都是列昂尼多夫的手笔。

列昂尼多夫在学生时代就迅速掌握了三个正交系统中简单几何体的空间相互作用和交叉。其最终体现就是著名的列宁学院设计，这个作品成为他所有建构主义作品的参照点。他将建筑划分为不同的体量，沿主要坐标轴布置，并用一个高出地面的大型球形礼堂将它们固定在一起，礼堂是整个结构的构图基石。这些体量和形式本身在几何上是简单的，但它们之间复杂的对比和层次关系却产生了罕见的精致建筑构图。

列宁学院的规划图是超现实主义构图的一个经典范例，其基础是对各种元素之间的关系以及马列维奇所说的“重量、速度和运动方向”的最精确的考虑。离心动态是显而易见的，并用将主轴延伸到纸张边缘的方式在图画上加以强调。在体积构成中，三维动态和离心运动更加强烈。因此，列昂尼多夫制作的模型可以理解为对欧几里得空间的高度原创性描绘，其中的三条主轴和发展线是由主要建筑体量确定的。

线性元素在传达节奏、标度和构造特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展示球形礼堂建造过程的图纸有意识地引导人们对气球绳索的联想，渲染了我们对掌握重力和征服建筑空中空间的渴望。这种对天空和永恒的追求是列宁学院项目深刻象征意义的根源。

列昂尼多夫后来的所有设计我们可以称之为他的 “至上主义”系列，都沿用了列宁学院的构图模式，并根据每个场地和建筑的具体功能对其进行了诠释和发展。

他为电影制作中心绘制的平面图是对比鲜明、充满活力的构图典范，节奏异常丰富。他的轴测图采用了某些非常特殊的技术：例如，纸张沿对角线排列，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增强动态效果。

列昂尼多夫最简单、最纯粹的方案之一是为Tsentrosoiuz设计的方案。两个高度不同的矩形相交于一个直角；项目的一个楼层上有一个圆形前庭，还有电梯井的细长垂直面。

仅此而已。

在这些年里，列昂尼多夫大量使用了圆形，他在平面方案中特别强调了圆形的构图意义。圆形和圆形系统已不仅仅是某种平面和体积几何的承载者，而是各种意义和思想的传播者。此外，这种几何图形的象征功能显而易见：同心圆描绘并表达了运动的离心特性。

在他的“新社会类型俱乐部”计划中，他对圆形的热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那里，文化组织的空间分布计划成为了同心圆和相交的圆环和弧线的交响乐。

无论相关物体的大小如何，列昂尼多夫在1931年之前的所有设计都遵循相同的原则，使用相对有限的简单几何形式词汇，长方形、正方形和圆形平面。线性元素在任何地方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强调基本轴线，并有意与它们连接的建筑体量形成对比。

列昂尼多夫这一时期的作品可被视为建筑至上主义和建构主义的最高成就，也是简单几何形式建筑可能性的精湛体现。他有能力以非常集中和完整的方式表达他那个时代特有的审美倾向。

遗憾的是，他的设计没有一项得以实现。我们只能从密斯这样一位简洁形式大师的作品中去想象。这两位建筑师的美学理念、表现方式和图形语言都非常接近，因此这种推断是合理的，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列昂尼多夫最初的设计并没有超越建构主义图形的标准定式。但在他为工人俱乐部设计的竞赛方案中，他的表现语言已经开始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个性。这首先体现在他对线条的精湛驾驭上。

在他的俱乐部设计中，图纸语言是高度传统化的：在一张白纸上，由平面图和立面图组成的平面网络构成了构图；构图的特征是由这些图形斑块的相互作用、它们的色调强度和填充物的重量所决定的。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将至上主义构图法则巧妙地转化为图形语言的例子。在他为印刷厂设计的作品中，图画的线条已经饱和，具有真实的内容，特别是在透视图中，强调了金属结构在建筑物玻璃表面背景下的轮廓，他用稀释的印度墨水对玻璃表面进行了淡淡的晕染。

在毕业设计时，他也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将淡淡的印度墨水与线性图形相结合，并用他亲手制作的大型模型作为补充。这个通过照片而闻名的模型是用手头的简单材料制成的：木头、纸张、铁丝和未漂白的线。一个大号普通电灯泡用来制作礼堂的玻璃球。

从那时起，列昂尼多夫的原则就是为自己的设计制作模型，这也是他在材料选择上独具匠心的体现。在这座建筑的透视图中，建筑师特别精心地选择了视点，从上方或以强烈的缩影来展示它，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强了这一极为不寻常的物体的冲击力。

在后来的项目中，列昂尼多夫引入了应用色彩，并使用反转手法：例如在黑色背景上绘制白色图画，从而丰富了他的表现技法。遗憾的是，列昂尼多夫早期作品的所有原件都已遗失。因此，很难说清楚在他的建筑作品中首次出现应用色彩是在什么时候。

以色调反转为例，他的绘画在节奏和造型结构上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他的作品表面呈现出一种新的韵味，在空间上更加深邃，在情感上更加饱和。

他一生中最快乐、最有成就的时光可能就是他的青年时代。一系列出色的设计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被公认为同时代最有才华的设计师之一。他的作品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的知名度，其中最能体现当年社会和艺术创新思想的苏联作品尤其受到关注。

列昂尼多夫取得了巨大成就。1934年，在Narkomtiazhprom大楼竞赛时，他只有32岁。他在项目中取得的成就无疑是非同寻常的天赋和勤奋的结果。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他对自身创造力的信念，以及时代的革命和变革精神，这使得艺术和艺术家工作方法的总体状况进入了一个特别富有成效的时期。

正是在这些年里，列昂尼多夫的许多创新思想被首次提出并付诸实践，继而成为世界建筑思想遗产的一部分。

在此，我不打算对列昂尼多夫的贡献进行比较评价，也不打算对其各方面的新颖性进行相对程度的归因。不过，他的社会思想和美学创新的新颖性显然是他对本世纪建筑的最重要贡献之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作品的这些特质才被重新发现，并通过重新发现其形式和图形的丰富性补充了公众的理解。

列昂尼多夫的一生都献给了建筑事业，无论是二十年代的概念设计、三十年代的实际项目还是五十年代的乌托邦。他从梦想出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再次回到梦想。尽管他的设计在外观风格上多种多样，但可以从中看出一条清晰的内在脉络，将他最初的作品与最后的作品联系在一起。

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试图将这一共同的理念加以整合，将他不同时期的作品主题融入到太阳城的设计中。这些作品汇集在一起，见证了他对纯粹几何图形的炽热激情，对俄罗斯建筑的热爱，对东方图形的着迷，以及农民对明亮多样色彩的喜爱。

晚期作品提醒我们他创作冲动的一个重要方面：追求高尚和永恒，他的标志是在一个盘旋的太阳球体下直冲云霄的圆锥形。

列昂尼多夫的作品不仅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还展现了他作为一个从普通人中脱颖而出的人的特点。我们看到了他的梦想能力、他的开放性、他对无限的渴求。所有这些同时也是他一生中许多磨难的根源，也是他创作的天才作品的根源。

用惠特曼的话说，伊万·列昂尼多夫一生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壮举：他创作了大量作品，同时也向他人提出了许多建议，很少有诗人能做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