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ank Duffy

企业   2024-10-06 18:48   江苏  


前言
早期,有很多人觉得Futurework和Steelcase有一定的渊源,因为steelcase以对办公行为的研究与洞察著称。但真正影响并启发Futurework对办公场所、办公行为乃至办公场所策略关注的是Frank Duffy。他在办公场所领域的思想与理念形成远远早于Steel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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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危机能激发人们一个有益的思考过程,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与可持续性问题有关,我认为这将贯穿整个系统;第二个,当然是信息技术,它正在改变组织的性质。建筑物不再是一个有用的分析单位,因为组织规模总是在扩大或缩小,且不断变化。至少有一半的组织在虚拟世界中运作,一个无所不在的世界。这场危机将证明,空间过剩。而很多人会因此感到恐惧。希望这种恐惧能带来一些有益的认识。”
这是Frank Duffy在2009年接受纽约建筑杂志《Urban Omnibus》采访时所说的话。当时他提到的危机是正在进行中的次贷危机与全球经济萧条,但这段话同样可以适用于过去四年疫情后的这段时间。
这种跨越时代的特质或许是他作品的最显著特征。但无论我们现在对于工作和工作场所的未来得出何种共识,他总是率先洞察到这些变化的人。
Frank Duffy是何许人?Frank Duffy1940年出生于英格兰最北端的城镇Berwick-upon-Tweed,在Consett长大。他来自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生活在一个以煤炭和钢铁闻名的地区。据他女儿Ella所描述,他接触重工业的经历影响了他未来对工作和社区的看法。
他对建筑的兴趣在St Cuthbert's Grammar School期间开始萌发。1959年,他获得了伦敦建筑协会(AA)的奖学金。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挑战传统的建筑实践方法,尤其是在办公室设计方面。
Frank Duffy早期的职业生涯以他对办公室的兴趣为特征,这个领域后来成为他毕生的工作。他深受德国"办公景观"(Bürolandschaft)概念的影响,该概念强调开放、灵活的工作空间设计,以反映办公室内沟通的有机流动。
1971年,在美国完成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Duffy回到伦敦,创立了开创性的建筑事务所DEGW,专注于办公设计以及人、空间和技术之间的互动,从而为未来的设施管理职业奠定了基础。这种方法的核心是认识到这些因素经常会产生矛盾,因为它们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运作,且以不同的速度变化。
他的远见卓识在那个时期的写作中就已经显而易见。虽然信息革命当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房地产专家、Duffy的前同事Rob Harris形容他早期的一篇文章是“最具洞察力的文章之一”。
Rob Harris说:“1974年的那篇文章认为,不同的组织特性需要不同的办公布局。事实上,组织和个人对‘良好’工作场所的看法不同。设计的关键是提供既能平衡企业需求又能满足个人需求的环境。Duffy是最早将组织生态学与空间物理形式联系起来的人之一。”

Rob Harris所描述的是Frank Duffy将学术和其他研究应用于实际的能力。虽然他提倡在建筑设计中采取更科学的方法,结合社会科学、技术和管理理论,但他的重点始终是关注于使用建筑的人。
正因为如此,他的贡献超越了传统建筑学。他在设施管理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因为这一职业致力于优化建筑的长期使用及效能。
在他的职业生涯中,Frank Duffy始终与学术界保持密切联系,在麻省理工学院(MIT)和普林斯顿大学等机构任教。他后期的工作越来越关注城市化,他关于可持续城市的理念体现在他的著作《工作与城市》(Work and the City,2008年)中。这本书强调了对用户的信任、可持续性和技术的作用。


Rob Harris说:“在《工作与城市》中,Frank Duffy认为在网络化的办公室时代,重新配置的空间和对工作和生活空间的激进方法需要通过引入以用户为中心、负责任的、需求驱动的采购和交付系统来支持。”
“Duffy也非常反对供给方'强硬'的做法。这正是我们未来面临的关键问题。办公室作为一种建筑形式一直在变化,将来也会继续变化。但有个基本问题还没解决:我们该如何从'卖方市场(供给驱动)'转变为'买方市场(需求驱动)'?从重视投资建筑到重视实际收益,这种转变让很多人不习惯,但这是必然趋势。”
“我们需要抓住这个机会,行业需要重新培训技能,吸取艰难的教训:房地产只是副产品,而不是目的本身。对我们的客户来说,它是商品而非资产。”
正如Duffy在《Urban Omnibus》采访中所说:“技术的力量让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同时这也带来了一个有趣的悖论:它反而让那些能把人们聚到一起的'城市特质'变得更加重要和珍贵。我们越是分散,就越需要聚集。我认为,城市的本质是交流,特别是在知识经济时代。城市就是关于'地方'的 - 那些让人们偶然相遇的地方。这是另一个可以纳入城市设计的原则:那些有价值的地方是那些没有固定安排、开放式的,允许意料之外的相遇和交流有机会发生。”
很长时间以来,工作模式与建筑形式之间有某种关联。现在的情况是,工作模式变化得比建筑形式快。我们现有的一些建筑模式其实很脆弱,因为它们无法很好地适应群体使用,不具备良好的通透性,并且对使用人数的假设是不切实际且容易被推翻的。这些建筑无法被改造成其他用途。
“它们是脆弱的——它们会崩溃,只能完成一种功能。”
如果你觉得这句话昨天才说过,那就不仅说明它当时的预见性,也显示了它至今的现实性。事实上,如今被广泛接受的许多关于敏捷办公、前瞻性工作场所设计和管理的核心理念,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由Frank Duffy、他在DEGW的同事以及几位同时代(包括那个时代的另一位伟大的Frank,康奈尔大学的Franklin Becker教授)提出并加以阐释。
然而,他们不只是提出了这些概念。他们还发展并推广了今天我们谈论办公空间和工作文化时使用的词汇。他们的声音回荡在几乎每一篇关于工作场所的文章中,尽管许多作者可能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即便是已经被时代淘汰的概念,也常常被人们称作“革命性”的发明,比如热桌办公(hot desking)和远程办公(teleworking),但事实上,它们并不新颖。虽然Duffy和他的同时代人没有使用“敏捷工作”这个术语,但他们早已描绘了这一理念。
有些术语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比如将办公室比作蜂巢或俱乐部?非领地化办公室(non-territorial office)?整合的工作场所战略(Integrated workplace strategy)?自助餐模式的空间(cafeteria model of space)?办公生态系统(office ecosystem)?精心设计的偶然性(Engineered serendipity)?敏捷工作(Agile working)?建筑的时间层次( temporal layers of the building)?协作空间(Collaborative space)?这些概念都在20世纪90年代的技术革命浪潮中被塑造出来。
因此,我们都站在这些巨人的肩膀上,正如他们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一样,即使我们并不总能意识到这一点。当我读到《纽约时报》上类似的文章时,这种想法浮现出来,文章声称:“新的办公室设计即将出现在你的工作场所,布局旨在满足现代白领工人所需的各种任务。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人们不会只坐在一个地方。”
这种类型的文章总是受欢迎的,它促使人们思考如何工作,即使它依赖于一些陈旧的、误导性的对开放式办公室的批评,但这些想法其实并不新。这里并不是要特意挑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编辑,因为类似的情况时常发生,他们完全忽视了过去25年来关于工作环境、灵活办公、多代设计等问题的讨论历史。事实上,《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和类似的报道不过是30年前Duffy提出的‘新办公室’理念的一个回声,甚至可以追溯得更早。
Duffy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不仅通过他创立的DEGW公司(后来,Duffy关闭了DEGW,从DEGW出来的人一部分去了AECOM,一部分去了Gensler),也通过他写下的著作以及保存在雷丁大学的DEGW档案。他在办公室设计、协作和城市规划方面的创新思维仍然影响着建筑师和城市规划者。虽然他晚年患上了痴呆症,但他在建筑和工作场所设计方面的贡献仍然具有深远的影响,证明了他的才华和远见。
原文出处:In magazine |Frank ex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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