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可顶大梁的财产所得
学术
2024-11-06 21:04
日本
上文说到农民收入增长停滞“憋”住了国民经济，那么，是什么事情“憋”住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呢？谈到农民收入，专家意见已经达成了一些共识。主要是：靠农业增产和农产品提价来推动农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早已去如黄鹤，指望不上了。入世之后，一般估计是由于进口农产品的冲击，将使农业境况雪上加霜。农村工业呢？似乎难顶支持农民收入增长的大梁。大家认定，未来农民收入增长的来源，将来自城市化，所谓“工夫在农外”是也。也有研究者认为，城市化固然重要，但是难救燃眉之急，近期增加农民收入，要靠“减轻农民负担”。行家说行话，上述分析判断言之都有理。我认为只有一点，是被大家共同忽略了的。这一点是，事到如今，农民收入不能仅仅在劳动所得方面着眼——不论是农业劳动还是非农业劳动——而且应该从“财产权利的所得”那个方向看。只讲劳动所得，没有“产权所得”的概念，农民收入的增长之源，立刻就“不见了”一大块。读者要问，什么是“财产权利所得”？让我从比较常见的银行利息谈起吧。我们存钱在银行，是可以得到利息的。这笔利息，与我们的劳动无关，而与利用这笔款子的那一方的“劳动”有关。人家从他的劳动所得里，拿出一些来（经过银行）给我们，是因为我们在一组条件下“放弃”了自己利用这笔钱的权利。很明显，利息是我们“放弃”了自己使用钱的机会所获取的报酬。这个机会本来是我们的权利，我们放弃，别人得到，于是他们要为得到本来属于我们的权利支付一个代价。从“我们”这方面看，放弃自用而获得收入，是一种权利所得。当然，农民在银行存款，同样可以得到利息。这证明现在的农民收入中，已经包括了一部分财产权利的所得。本文的观点是，由于产权界定含糊不清，农民可以得到财产所得的机会，被大大抑制了。就拿银行利息来谈吧。我在前面的系列文章里已经指出，国有银行从农村撤出、农村集体金融大面积“坏死”、私人金融没有合法地位，使得农村金融有萎缩之势。此种局面下，一些农民告贷无门，另外一些农民存款无门。是的，他们可以参加放高利贷，但是要承担很高的风险。对于那些不喜欢冒高风险的农民而言，想放弃自己使用钱、换取权利报酬而不能。有一部分农民的产权所得因为农村金融的萎缩，而根本无从发生，应该不是一个妄断吧？更大的部分，是农民“放弃”自用土地的权利所得因为“国土制”而被大大压低。这也是我前面的文章指出过的。且不去算国家工业化以来的全部陈年老账，单单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全国有多少土地“农转非”？农民“放弃”自己利用土地的权利所得，与市场价格相比有多大的悬殊？喜欢计量的朋友不妨计算一下。农民工进城的打工所得是什么？许多人回答是“劳动所得”。错了。农民的劳力，可以自己指挥自己用，也可以“放弃”自用，在一个市场合约约定的条件下，交给别人来用。一般来说，如果打工所得比不上劳力自用的所得，农民是不会出来打工的。因此，打工所得与劳力自用所得之间的那个差额，是农民放弃自用自己的劳力的“权利租金”。因此我的回答是，打工所得里面，包括了劳动所得，也包括了农民放弃劳力资产的产权租金。不要以为这是概念游戏。从“权利租金”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容易看到权利的界定状况对收入流有决定性的影响——这是本系列文章的重心所在，需要反反复复加以阐述。那么几十个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法例”是什么？农民工进城必备的什么“三证四费”又是什么？所有这些对于劳力产权的限制，要是连根拔去，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是什么？企业家的报酬里同样包含“特别的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权利租金。发现价格、判断市场、组织生产和交易，这些能力，同样可以自用，也可以他用——为别的投资人和股东所用。放弃自用，转为他用，就会产生“企业家才能资产的权利租金”。是的，农村发挥农民企业家才能的制度空间，比起十数年前进步不小。但是，不尽如人意之处，还是不少。比如私人金融为非法，民间的股权市场被关闭，许多市场对私人企业家的“禁入和限入”。限制了权利，企业家的权利租金要受损失；而企业家之能不能尽用，农民就业就受连带的影响。随着经济增长——更重要的，随着市场关系的深入——直接劳动所得在收入中的比例下降，非劳动的财产所得上升，这是一般的规律。离开了权利租金——放弃资源的自有自用，按照比较优势和分工原理有代价地交给他人用，讲什么“经济结构调整”，讲什么“经济效率提高”，都是空话。讲提高农民收入吗？也是空话。这是我以为看得明明白白的事情。要提高农民收入，华山一条路就是进一步界定产权：农地使用权、种植和买卖农产品的决策权、放弃农地自用的“喊价权”和交易权、农民劳力和各种才能——特别是企业家才能——的租金权利。就是在农业内部，废除了自作聪明的“粮食垄断制”，让农民向着在市场上竞争比较优势的方向走得再远一点——现在要靠执行入世协定来保障——我以为即便是来自农产品的收入，还可以大大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的停滞已经把国民经济憋住了。华山路再险，也值得一搏。况且，农村改革原本就是从产权改革开始的，说农村进一步的产权界定比城市还难，道理不大通吧？于是，有趣的问题是，在这么一件事半功倍的事情上，人们怎么就是没有大手下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