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小看中国人
作者：张五常（国际知名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
来源：南方周末
日期：2000年5月8日
加入ＷＴＯ就是互相赚钱
当中国跟美国达成世贸协议的时候，有些中国记者问我的看法是怎么样的。我说，经济学有一个很简单的看法，世界上最可靠的供应就是给人家赚钱的供应，比如香港一点农业也没有，可是我们一点都不需要担心我们会没有面包吃、没有水果、没有农产品，几十年来都不需要担心，以后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有商人会卖这些给我们，他们要赚我们的钱。假如有人说我们可以供应给你东西，可是不赚你的钱，那我是不会相信的。
所以加入ＷＴＯ中国要孤注一掷。其实参加世贸组织就是让人家赚我们的钱，这是一件好事情，因为人家也让我们赚他们的钱。参加世贸组织就是那么简单，彼此互相赚钱，没什么可怕的。
现代化要把农业人口大量减少
现在，中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大概是７０％—８０％。中国经济要想现代化，农业人口一定要大量减少。美国农业人口大概是７％，他们除了供应自己外，还有很多出口。日本的明治维新，农业人口是由８５％减到１５％。台湾高速发展时期也是从８０％减到１５％。所以中国农业人口一定要减少，转向工业部门。中国需要新建大量的工厂和城镇。
可是建工厂就要占农地，工厂和农地就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这样一来农产品靠自给自足一定不行，假如我们需要工厂的话，农产品只好靠外面进口，这有什么可怕的？有人担心万一外国人不卖给我们怎么办？可是外国人也不是傻子，他为什么不卖给我们，他的农场主要赚我们的钱，我们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可退一步，如果美国不卖给我们，我们可以向欧洲买，欧洲不卖，向越南买、泰国买……中国怎么可能倒霉到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卖农产品给我们呢？
不要干预农村人口迁移
我个人的推测，要搞经济现代化，中国像广州那么大的城市会增加４０个。政府需不需要有什么计划来管这方面的事呢？政府对这方面也许有一点担心，比如说户口怎么管理？
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日本当政的皇帝只有五岁大，他签一个字允许土地自由买卖。当时没有人想到农民会因此统统搬到城里去，一点准备也没有，城市人口短期内暴升十几倍。但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经济发展是历史上最快的。明治维新并不是特例，二战后的香港，无论是逃难去的也好，偷渡去的也好，内地移民潮水般涌入，香港人口二十年间涨了十倍，但也没有什么问题，也没什么户口控制，都是自生自灭，而经济增长得很快。所以，在农业转工业方面也应该孤注一掷，农民想去城市就让他们去吧。
金融、电信应加快开放步伐加快开放步伐
实际上，外国银行到中国来做生意对我们是很有好处的，我们是竞争性的去借钱，他们是竞争性的借钱给我们。所以，我们只要有好项目的话，根本不怕别人不借给我们钱，他们反而会求我们借他们的钱。外国的证券公司到中国来也是一个道理，我们都知道现在中国股票市场有很多不诚实的行为，如果中国投资人能够买卖外国股票，如果外国证券公司能到中国来，跟中国的证券公司形成竞争，就可以促使中国的股票市场规范起来。与此同时，中国的股票可以更容易地到国外去上市筹资，国外规范的证券监管体系也会迫使国内企业规范自己的行为。长远来讲，这对我们是很好的。有人担心外国资本大量进入之后会威胁国家安全，其实这是杞人忧天，人家的钱拿到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来，就等于是肉在切菜板上面，主动权完全在我们手里。
这几年国内一直都在呼吁降低电信费用。从香港打电话到美国，等于上海打去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从香港打电话给深圳，等于香港打电话到美国的五倍。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反差？就是因为垄断，因为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很多人不能参加竞争。这个问题别的行业也存在，但电信行业表现得特别明显。现在是知识经济时代、互联网时代、全球化时代，电信费用过高对经济发展是一个很大的阻碍，因为知识、信息的传播越来越多地依赖电信通道，而国民掌握知识、信息的多寡直接决定着国家竞争力的强弱。
国有企业不能修修补补
国有企业效率不高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迄今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办法，因为用别人的钱无论如何都不如用自己的钱来得小心。
国有企业的问题一定要在经济彻底市场化的前提下解决。许多人对市场的功能仍然认识不够。市场是最有效的激励机制，因为市场是不需要你认错的，它会自动地惩罚你。比如说我开一家餐馆，我煮的东西不好吃，没有客人来帮衬，我就没有生意，就要关门。市场不需要我认错，因为我认了也未必肯改。
当经济运作不好的时候，一定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机器去修理，国有企业不是紧紧螺丝或是加点油的问题。政府的职责不是修理，而是要提供一个环境，让企业能够按照市场法则运行。
股份制、多元化持股的思路是对的，但是股份一定要有转让权，假如没有转让权，这个股份是没有用的。人民公社的时候有公社工分制，公社工分制也是一种股份制，可是那时候的情况非常糟糕。所以股份一定要能够自由买卖，这是非常重要的。再有一点，政府可以拥有一部分股份，但是不要直接左右企业的经营。我想这一点近两年政府还做不到，因此一些所谓的股份制是不规范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应该孤注一掷，真正让投资人或者职工持有股份，决定企业的命运。
警惕制度性腐败
世界上大致有三种制度：一个是用等级特权来界定权利的，一个是以资产来界定权利的，第三个就是贪污的制度，是以贪污的权利来界定的。贪污一旦制度化这个国家就没救了。中国现在虽然贪污腐败现象比较严重，可是还没有到制度化的地步。制度化贪污的权利界定是很明显的，比如说像印度的贪污，你管皮包的进口，他管手表的进口，他负责外汇的管制，各有一摊，井水不犯河水，而且贪污的权利还可以买卖，可以继承。举个巴拿马的例子：官员贪污日期都清楚界定，比如每周一、周二、周三是他的贪污的日子，周四、周五、周六是你贪污的日子。中国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也要警惕。
不要小看中国人
我是从１９８１年开始看好中国的，当时我就说中国会走向自由市场的发展方向，这个观点当时遭到了很多人的嘲笑，可是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１９８９年时我仍然坚持。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得很迅猛，可是通胀也是很厉害，朱总理在治理通胀方面非常成功，现在我对中国前途还是看好。
现在有一种观点，说中国是无法与发达国家竞争的，一旦中国加入ＷＴＯ，中国就会沦为发达国家的经济附庸。这种观点是太看不起中国人了。多年来我就有这样一个信念：中国人的竞争力不比任何人差，只要有一个自由竞争的机会，我们中国人一定能赢，海外华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人刻苦耐劳，而且劳动力非常廉价，这几年我觉得中国人不止是劳动力廉价，连天才都是廉价的。中国有这么多天才，这么努力地做事情，怎么可能输给外国人？问题是现在规章制度太多，对经济的管制太多，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所以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能够发挥人民创造力的经济环境。
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是一个艰巨的历程，中国要抓住机遇，一步都别走错，才能进步得快一些。
我去年去武汉和北京的七所大学讲学，我对那里的学生印象非常好，他们令我想起自己当年求学的时候。目前的问题是师资不是那么好，因为薪水太低。可是现在学生自修非常有成就，假如现在的年轻人有我当年在美国求学时的那种机遇，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名师指点，他们一定会胜过我。
张五常：１９５９年在美国加州大学经济系师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奇安，１９６７年获博士学位，随后跟随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科斯工作，１９６９年获聘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教授，１９８２年至今任香港大学教授。
张五常是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产权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１９９７年，他当选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这一职位是第一次授予美国本土之外的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