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人文 · 书评】对种族平等和文明多样性的呼唤——评冯定雄著《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中国投资

说到黑人，我们很容易联想到近代罪恶的黑奴贸易，很容易联想到上个世纪那位高呼“我有一个梦想”，为黑人争取平等权利的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很容易联想到现在西方社会存有的针对黑人的种种敌视和恶意。那么，在西方历史的“源头”之一——希腊罗马时代，黑人又是怎样被看待并加以评判的呢？冯定雄教授的《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或许能给我们答案。（以下简称《黑人研究》）

《黑人研究》一书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希腊罗马世界中的黑人研究”（项目号：18BSS025）的最终成果。鉴于作者的学术经历总能与其学术成果相互阐释，因此，以下将简要提及相关情况。

冯教授专攻世界古代史，其深厚的古典学素养早已蜚声学界。基于偶然的机缘巧合，他对古典作家频繁提及的非洲“埃塞俄比亚人”（Aethiops）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试图深入探索这一课题，甚至委托他人从国外复印相关资料，但受限于繁重的研究任务，最终未能一下子投身于此。然而，这个课题始终萦绕在他心头，不时激发他查阅相关资料，形成一些初步心得。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埃塞俄比亚人”的研究逐渐从好奇转变为深入且系统的探索。他发现，古代作家对“埃塞俄比亚人”的描绘并非仅仅停留在人种志层面，其内容远比想象的要丰富和复杂。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典作家的“黑人观”在近现代引发了激烈的争议。种族主义者认为针对黑人的偏见和歧视早在古代就已存在，而反种族主义者则努力澄清，指出无论是古代希腊罗马人，还是基督教，并未对黑人持有种族主义偏见。当然，也有持折中立场的人。为了澄清这个问题，冯教授“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尽可能在资料占有上做到“涸泽而渔”。从他精心引用的史料来看，其涉猎之广令人叹为观止，基本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历史学家、文学家的经典作品，到早期基督教教父的著作，再到近代西方杰出史学家、政治学家的学术成果。在此基础上，他又对各类史料展开了系统的归纳、甄别与分析。终于，通过多年不懈的努力，他将这一研究成果呈现在世人面前，为学术界带来了新的视角和思考。

从著述结构上看，《黑人研究》全书编排了五章正文，其内容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开篇从概念史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希腊罗马世界对黑人的整体认知，明确指出其研究主体是被希腊罗马人称之为“埃塞俄比亚人”的黑人群体。随后，各章节分别聚焦于希腊文化中的埃塞俄比亚人形象、罗马世界中的黑人角色、基督教与黑人之间的历史联系，以及源远流长的“埃塞俄比亚瘟疫发源地说”这一在地中海世界广为流传的观点。全书在正文之后，特别增设了两章附录，专门探讨与希腊罗马社会紧密相连的原始种族主义问题，以及重塑非洲历史哲学的思索。

整体而言，这部著作以优雅的笔触和严谨的结构呈现，其不仅蕴含着重要的学术价值，更凸显着深刻的现实意义。而这主要体现在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西方中心论的回应之上。

对种族主义的有力批判

著名历史学家克罗齐曾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句话有时候也会被别有用心者反向运用。如种族主义者在寻求自身合法性的过程中，恰恰热衷于从历史资源中挖掘证据，试图用古老的历史来论证白人至上、黑人卑下的身份区别是天经地义的。为此，他们精心挑选并不惜曲解古代历史，以证明这种不合理的种族等级制度具有天然性和永恒性。而在《黑人研究》一书中，冯教授通过绵密的历史考证，驱散了这个幽灵的谎言。

《黑人研究》以古罗马文学为例，指出其中关于黑人的描绘，总被现代种族主义者视为现代种族歧视的源头。然而，经过探究发现，其真相却是罗马文学中所涉及的对黑人身体特征的描绘并非纯粹贬损，而是交织着褒贬，它更大程度上表现为一种相对客观中立的态度。如果再做深究的话，又可认为，这些描绘更多地映射出古罗马对黑人在其复杂社会结构中的角色定位，其根本目的则在于维护罗马的等级制度和社会稳定。详论之，古罗马最初的社会等级划分并非基于种族特征，而是血缘关系。因此，罗马民众对黑人的态度与其他“外邦人”无异，既有正面的评价，也不乏负面的偏见。罗马人的这种笔触，与其说是种族主义的展示，不如说是罗马中心主义的体现，与作为近代社会产物的现代种族主义并无直接的历史联系。

《黑人研究》指出，古代艺术品中以黑人形象为主题的绘画常能折射出希腊罗马人对黑人的真实态度。因此，作者在艺术领域也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探究。通过对希腊罗马不同时期黑人绘画作品展开的比对、分析和介绍，作者发现，在早期希腊艺术中，黑人形象常与战争题材交织，这些描绘与希腊神话交织紧密，但黑人形象的艺术展现略显生硬，缺乏精细的刻画。然而，随着艺术的发展和对非洲认识的加深，到了古典时期，希腊艺术在继承早期风格的基础上，对黑人的描绘手法有了显著的进步，展现出新的艺术风貌，其作品反映出的黑人形象更加具体。到了希腊化时期，黑人艺术主题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不再局限于宗教神话的框架，而是更多地触及世俗层面，如题材涉及现实生活中黑人小男孩的刻画，对各种黑人职业者的（歌手、舞者、演讲者、拳击手、浴室侍者、赛马师、乞丐等）的描绘。这种转变不仅丰富了艺术作品的内涵，也成为了整个希腊化时期艺术风格的一个鲜明标志。罗马时期的黑人艺术作品在风格和主题上均继承了希腊化时代的精髓，不仅展现了与罗马诸神共生的黑人，还描绘了作为罗马高官贵族或富人的黑人形象，以及各行各业的从业者。总之，这些艺术作品所揭示的黑人地位和角色，并没有反映出种族主义者所主张的黑人卑下的面相，而是以另一种截然相反的形式，真实再现了希腊罗马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与尊重，这自然包括了对无论是想象中的非洲黑人，抑或是身处希腊罗马社会的黑人群体的包容与尊重。显然，这与种族主义所“揭示”的“史实”及其核心旨趣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除了借用希腊罗马故人的说辞贬低黑人外，在罗马时代兴起而成为国家宗教的基督教也是种族主义者夯筑其种族主义理论基石的思想工具。对此，《黑人研究》围绕基督教在构建埃塞俄比亚人形象方面的作用，对其“种族主义思想渊源”，进行了深刻的剖析。

《黑人研究》首先揭示了希伯来圣经中“古实”一词的复杂含义，指出除《创世记》外，所有提及的“古实”均指向同一地方——即今天埃及南部的埃塞俄比亚。也就是说，历经两千多年的学术沉淀，学者们普遍认为，希伯来传统中的“古实”正是对埃塞俄比亚的指代。而随着基督教传教的成功，它在埃塞俄比亚的传播足迹也充满了神秘的传奇色彩，衍生出一系列“圣经故事”。这些故事主要涉及示巴女王与所罗门王的传奇、基督使徒或耶稣门徒的福音播撒、腓利使徒与埃塞俄比亚太监的相遇、红海贸易网络的推动、弗鲁门修斯在阿克苏姆的传教，以及“九圣徒”使命。显然，在这些故事的架构中，埃塞俄比亚的黑人群体不仅活跃其中，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有的更是直接成为对初创教会有奠基之功的神圣使徒。

随后，《黑人研究》又进一步指出，早期基督教教父常将“埃塞俄比亚人”描绘为地处世界尽头的异邦人、未开化的野蛮人，但他们同样也被视为外邦人皈依基督的典范。初期基督教希腊教父，如奥利金等人，曾从神学角度解释黑人的肤色，认为他们因“神光的特殊照耀”而“被太阳晒黑”，进而被贴上了“被晒黑的坏人/恶魔”的标签。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教父们的观念逐渐转变。他们强调，信仰上帝和皈依基督能够跨越民族、种族、性别和地位的界限，使所有人，不论肤色，都能成为神的子民，共享神的光辉。在这里，肤色不再是衡量一个人是否光明圣洁的尺度。

不过，《黑人研究》也发现，早期基督教作家在描绘埃塞俄比亚人肤色时，由于深受希腊罗马传统观念的影响，会将他们描绘为生活在“日落处”和“日出处”的遥远之地的居民，因接近太阳而肤色黝黑。随着教义的发展，一些基督教作家在阐述教义时，有时会错误地将皈依前的埃塞俄比亚人的黑性与异教者、野蛮人、恶人和邪恶等负面标签相联系，对他们进行了不恰当的贬低和丑化。这或许就是基督教种族主义的渊源。

最后，《黑人研究》细致剖析了希腊古典时代以来在地中海地区就流传甚广的“埃塞俄比亚瘟疫发源地说”。这一观点自公元前5世纪末便盛行于整个地中海，即便在14世纪欧洲黑死病猖獗之时，仍有人坚信瘟疫的源头在埃塞俄比亚。经作者考证，这一说法的根源，还是深植于古希腊的传统之中，它延续了对埃塞俄比亚及其人民的固有认知，不仅展现了古希腊人对于这片土地和人民的看法，也体现了罗马人对古希腊文化认知的继承与发展。但无论是希腊传统中的起源，还是罗马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中的演变，都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传统中从未出现对埃塞俄比亚人“黑性”的贬低，更无偏见与歧视的阴影。

综合上述理路之后，《黑人研究》由古及今，对种族主义进行了批判，特别是针对古典学学者本杰明·艾萨克（Benjamin Isaac）原始种族主义（Proto-racism）学说的批判。本杰明·艾萨克从环境决定论、获得性特征的遗传、环境决定论与获得性特征的遗传的结合、政府的组成与形式以及本土性与纯血统、古典时代的帝国主义与奴隶制度等多个方面入手，试图论证种族偏见和固执并不是近代西方的发明，在希腊罗马时代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原始种族主义”，出现了为自己的优越性和他者的低等性而努力寻找真理性基础和系统性基础的人。近代西方只是对此进行了继承而已。对此谬论，《黑人研究》在扎实的考证基础上，针锋相对地指出，不仅所谓的“原始种族主义”在希腊罗马社会并不存在，且其概念本身就已经被偷换篡改——希腊罗马社会只有民族、部落、族群、外邦人之类的群体概念，并无“种族”一说。再者，希腊罗马时代传世材料方面的不足，也是导致本杰明·艾萨克原始种族主义说的原因。总之，正如《黑人研究》最后说的那样，与其说原始种族主义是一种古代发明，还不如说是一种现代想象。

对西方中心论的全新回应

根据迈克尔·温特尔所著《欧洲中心论：历史、认同、白人的负担》一书所做的梳理和归纳，“欧洲中心论”的名词形式及其形容词形式“欧洲中心的”（Eurocentric）在概念形成上，并没有太悠久的历史渊源。该词在20世纪60年代初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1964年的早期人类学文章中出现了“Europocentrism”这一表述，它特指以欧洲和欧洲人为核心，将两者视为全球文化、历史、经济等领域的中心。而“西方中心论”（Westocentrism）则是“欧洲中心论”的扩大，它不仅将欧洲或西方视为世界（历史）的轴心，更是无视甚至贬低其他地区人民的历史，这种观念深刻反映了西方狭隘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和地域主义。同时，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推进，欧洲国家迅速崛起为全球舞台上的主导者，构建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这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绝对优势，使得西方文明被普遍视为全球文明的标杆，为西方中心论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下，西方学者片面强调西方优先的价值观，最终以极大的傲慢和偏见垄断了话语权，并以此扭曲了历史的真实面貌，甚至亵渎了知识的本质。因此，对西方中心论提出有力挑战，揭示世界文化的多元价值，不仅有其深刻的学术价值，更承载着重大的时代意义。《黑人研究》的问世，正是将这一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契机，为我们展示了更多的可能。

《黑人研究》展示了“第一个可能”是，中国学者也有深入西方传统学术议题内部探讨问题的可能性。

客观而言，没有西方文化背景和深厚传统的中国学者，要在此领域提出创新观点或超越前人成就，确实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毕竟长期以来，受限于西方学术传统难以全面借鉴的困境，我国的世界史研究，主要聚焦于典籍译注、工具书编撰和专题研究。这种局限使我们长期跟随西方学者的步伐，难以突破既有框架。然而，《黑人研究》最终成功地突破了这些限制，并深入探讨了西方学界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课题。亦或许正是其非西方文化背景和外来者的视角，为我们带来了“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野，这不仅为揭示出不同的学术风景，还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了希腊罗马史本身的范畴，将对希腊罗马史的探讨与古代非洲联系在了一起。这一突破，无疑扩宽了我们现有的认知版图，且有助于学理意义上的中国话语的塑造。

《黑人研究》展示了“第二个可能”是，非西方文化并不是西方文化的附庸，那些曾遭受压迫与歧视的非西方族群，同样具有找回并确立自己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可能性。

作为有色人种，黑人自西方新航路开辟以来，便遭受了深重的苦难与不幸。这一历史现象不仅凸显了西方殖民主义对黑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压迫与剥削，也揭示了全球范围内种族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而人种的平等与文明的平等被普遍视为人类社会的应有之义。因此，《黑人研究》通过对古代作家笔下“埃塞俄比亚人”形象的深入剖析，揭示了西方社会对黑人及有色人种的偏见与歧视的历史根源，以及这些偏见如何影响近现代社会的种族关系。这种深入揭示黑人历史地位的努力，不仅有助于黑人社群找回其在历史上被忽视或遗忘的主体地位，也为所有有色人种在学术和社会领域找回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提供了重要支援。

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黑人研究》对重塑非洲中心主义和非洲哲学的呼吁。其具体主张主要包括，学界应负起责任，通过建构“非洲主动性”的方式，并不歪曲其它“非中心”研究事实的研究态度，真正恢复“被忘却”或“丧失”的非洲历史。显然，这一工作对于瓦解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中心论具有积极意义，且有助于推动全球范围内对种族平等和文明多样性的深入认识和尊重。

总之，在当前西方霸权在学术界依旧具有显著影响、西方理论依旧占据人文学科主导地位的大背景下，《黑人研究》显得弥足珍贵，它不仅在学术上取得了创新与突破，更鼓励我们在扎实的历史考证基础上，勇敢地向种种基于种族偏见和西方优势的学术谬误、价值判断发出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