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弘一法师）|《悲欣交集》

读书，从榜样人物中汲取精神养料。

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3日。纪念一下当日出生的弘一法师：李叔同。

1880年10月23日，李叔同出生在天津。祖籍是浙江嘉兴平湖。

因此，在嘉兴平湖区，有一个李叔同纪念馆。建筑成圣洁的莲花形状。

一进入嘉兴平湖的李叔同纪念馆，四个字进入视线：悲欣交集。意思很简单：悲伤与喜悦的心情交织在一起。这四个字，是李叔同的临终绝笔，书写于1942年10月10日下午，10月13日晚圆寂于福建泉州，享年62岁。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李叔同的一本自述《悲欣交集》。

按说，文人相轻是常态。一个艺术家，这派人说好，那一派就不以为然。但李叔同不同，从民国到当代的文艺名家，提到他时，个个顶礼膜拜：对他艺术造诣，美学家朱光潜、书画家启功、作家叶圣陶，都极为佩服；孤傲的张爱玲很少夸人。她也说“至少在弘一法师的寺院围墙外面，我是如此谦卑。”

历史上不乏遁入空门的艺术家。一般来说，他们做了和尚，也还是惊世骇俗，像明末的画家石涛、近代的诗人苏曼殊，或者言行怪诞，或者放浪不羁。但弘一法师又不同。他向世人和僧侣们展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苦行，什么才是严守戒律？有出家人说，全国有上百万僧人，找不出几个像他那样严守戒律的。

无论是出嫁前的李叔同，还是出嫁后的弘一法师，认真做事都是他一贯的。他做世俗之人时，是旧上海的“第一等翩翩公子”，全情投入的艺术家；出家以后，就是最勇猛精进的僧人。我们对他的人生，尤其是他最终走入的境界，没法完全了解。但我们看到了：现实之中，真的有人清晰地走通了这条路。我想，世人对他的赞叹，正是来源于此。

李叔同在1880年，清光绪六年生于天津。他父亲李世珍是和李鸿章同年的进士，做过吏部主事，很早就辞官经商，主营盐业和钱庄，是中国最早的银行家之一。

他的家族在清末天津是最有名的富商之一，被称为“桐达李家”。李叔同是庶出，他的生母王氏，是李世珍快七十岁时从丫环收房的妾。于是，李叔同的童年，有了两种色彩。一方面，他养尊处优，接受的是精英教育。

李家既富有，门风又严，他哥哥亲自给他开蒙，又给他请了天津最有名的书法家和学者做授业老师，教八股文、古诗文和书法。16岁，他进了新式学堂接受英文和理工科教育。李叔同从小才思敏捷，尤其字写得好。

另一方面，李叔同5岁丧父，母亲在家里没有根基和地位，让他对人情冷暖有特殊的敏感。他和母亲感情至深，后来，甚至不说自己是天津人，而说自己的籍贯在母亲的娘家浙江平湖。

他回忆，自己在七八岁时，就在家族生活和对父亲的祭祀仪式里，感觉到人世的无常和空幻。15岁那年，他就写出“人生犹似西江月，富贵终如草上霜”这样悲凉、出世的诗句。

19岁那年，李叔同带着母亲、新婚妻子俞氏离开了天津大家庭，搬到了上海的法租界居住，进入蔡元培主持的南洋公学读书。

关于为什么离开天津，表面理由是：他支持维新派，变法失败后，他还刻了块“南海康君是吾师”的印章，南海康君就是康有为，离家是因为害怕被捕。

关于这件事，李叔同儿子的文章里写道：“我父亲当时南下，是想脱离天津的大家庭。上海也有我家的钱铺，足够扎根立业”。

在上海，李叔同果然如鱼得水，成了闻名沪上的风流公子。他和上海几个最有名的花魁名妓来往密切。

这不止是流连风尘，清末上海租界里的妓女，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奇观。她们擅长诗画音乐，衣着和言行都带领着时尚潮流。

还有更出格的，有的名妓按英国绅士来打扮，穿男式的西服，拿手杖；有的穿清代皇后的服装，让自己的黄包车夫穿大臣的顶戴花翎拉车——这时候清朝可还没结束呢。像李叔同这样年少多金的潇洒才子，当然深受她们青睐。

李叔同在上海的文化艺术圈里也大出风头。他的诗赋被传抄一时，号称“二十文章惊海内”。

和他唱和应答的，都是有名的文人贵公子。他和其中的四位结拜为“天涯五友” （许幻园和李叔同、张小楼、蔡小香、袁希濂）。

那首被几代人传唱的“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是他写给“五友”里的许幻园的。许幻园是上海新文学的领袖之一，后来受李叔同影响，皈依了佛教，他留下的遗言是：“儿子长大后学习艺术，要像李叔同一样认真。”

李叔同在书法、美术、戏剧、音乐上，都有天才和成就。他既能粉墨登台唱京戏，也能演话剧，在他留下的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他反串《茶花女》的照片，据考证，这是中国人第一次演话剧。

而且，李叔同还不只是艺术先锋，他是公认的五四新文化开山人物，是中国现代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国最早的话剧团体“春柳社”，是由他发起的。他还引入了西方音乐，创办了中国第一份音乐杂志。

他也是近代史上重要的艺术教育家。总而言之，这时的李叔同，像文艺复兴里的人物，生活在艺术和美之间，繁花着锦，绚烂至极。

他的生命转折出现在1905年，也就是26岁这年。他的母亲在上海病逝。按旧礼仪，他扶灵回天津安葬，因为坚持棺材要从祖宅的正门进出，和家族的人争执不下，他在这里争的，是母亲的最终名分。

李叔同在葬礼上弹奏钢琴，为母亲演唱自己写的挽歌，成为当时天津报纸上的市井奇谈。

他还把自己的名字改成李哀。从李叔同的文章里能看出来，他日后出家，和母亲去世的关系很大。十三年后，他在杭州剃度出家时，最先做的就是为母亲连诵了三天的《地藏经》来超度她，而且以后年年如此。

在他五十岁时，听一位法师讲《地藏经》，突然当众痛哭，在座弟子们从没见过他如此失态，吓得不知所措，因为那是他母亲七十岁的冥寿。这是他出家后仍有的尘世情缘。

葬礼过后，李叔同执意去日本留学，把妻儿留在了天津。和李叔同前后东渡日本的留学生，包括鲁迅，大多肩负着一种既惶惑又沉重的民族责任感。

李叔同选的是学艺术，他先考取了东京上野美术学院，学油画、水彩，课余又在音乐学院学钢琴、学西洋戏剧。

他这不是因为家里有钱而“玩艺术”，他在文章里严肃地写道：音乐可以“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绘画能够养成“健全之判断，高尚之审美心”。艺术是他的天才所在，也是他塑造民族精神的理想。真正认真的人，一定都有为什么要认真的道理。

1911年，李叔同学成回国，在天津的几所高校教绘画，他不是一个人回国的，还带回来了一个日本妻子。

由于经济动荡，这时候的天津“桐达李家”已经濒临破产了。很快，李叔同去了南方任教，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音乐、绘画，同事里有他的好友、文学家夏丏尊，教出来的学生包括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

大画家刘海粟回忆，李叔同是最早把人体模特、素描写生这样系统的美术教学引入中国的。

丰子恺等学生回忆说：之前，大家不太重视图画、音乐，而李叔同一来，就把全校人的注意力牵引过去了。

他虽然教艺术，但国文比国文老师还好，历史比历史老师还好，英文比英文老师还好。他“律己很严，责备人也很严”，开学前就已经记住了每个学生的名字，会在第一节课上公布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

他讲课时全力以赴，虽然满面慈祥，但同学们都是既怕他，又崇拜他。李叔同也是最早在国内搞西洋音乐教育的，平常谁都没听过他练琴，但无论问多难的曲子，他都示范得非常准确。

在这本《悲欣交集》里，收录了李叔同研究美术、音乐教育的理论文章和教材。

林语堂说：“李叔同是我们这个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个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的一个人，最遗世独立的一个人。”

虎跑地处僻静，有最适宜泡龙井茶的泉水。李叔同纪念馆室内的展品，除了他早年的乐谱、素描和书法，只有几件出家后的旧物，像旧僧袍、提灯和毛笔，然而这也足以代表他了。山后竹林的背静处，有一座灵骨塔。

我们熟悉的那种一层层叠起来的、里面供奉佛像的塔，按梵语的准确翻译该叫“支提”。中国只有很少数的、像虎跑寺的这一座，才是本来意思的塔，为什么呢？因为里面有舍利。

讲戒律的佛教经典说：里面有舍利的是塔，无舍利的叫支提。因为李叔同修行的，就是专门研究戒律的律宗。

弘一法师的弟子记载：他火化以后，拣出各色舍利1800粒，舍利块500颗。他的另一座灵骨塔在福建泉州清源山，那是他晚年主要修行的地方。

李叔同在外人看来风流倜傥，内心却是忧郁的、烦乱的，母亲去世后的哀伤，一直没有排解。

一开始，他是利用假期到虎跑寺去暂住，在那里练字，为了治疗神经衰弱,他开始尝试一种日本的断食法：在三周里，从只吃粥和梅子干，到完全绝食几天，之后，再逐渐恢复到正常。他感到断食和静坐冥想，非但没让他气力衰竭，反而变得神清气爽。

在那些日子里，他对僧人的清幽生活很羡慕。于是，此后就越来越勤，逐渐开始穿起出家人的衣服，打算住满一年后正式剃度。李叔同说，是好友夏丏尊激励他的决心，夏丏尊对他说：“既然你住在庙面，又穿着和尚衣裳，何不就此出家？”

夏丏尊的回忆文章里说：他哪里是那个意思？他是为李叔同的家庭和艺术而惋惜，说得是气话——唉，这也是人情里的有趣之处。而丰子恺后来跟随李叔同皈依佛教，则认为老师的这个选择并不可惜，而是值得庆贺。

总之，李叔同提前结束了这一年的课程和考试，在虎跑寺出了家，又在灵隐寺受了比丘戒，成为正式僧人。

他把平生积蓄的艺术品、收藏和财物，全部分给了亲友和学生；把自己的金石篆刻，埋在了西湖边上的西泠印社里；把自己的油画，赠送给北京美术专科学校。他资助过学生刘质平学费，临出家前，写信给他说：“所有之物皆已赠人，音乐书籍及洋服，拟赠足下……正月十五日，已皈依三宝，法名演音，字弘一。”三宝是：佛、法、僧，在这里就是指皈依佛教。

从此，世上没有了李叔同，只有弘一和尚了。

从内心体验来看，还是丰子恺最了解他，丰子恺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我们的弘一法师，是一层一层走上去的。他的‘人生欲’非常之强。他的做人，一定要做得彻底。他早年对母尽孝，对妻子尽爱，安住在第一层楼中。中年专心研究艺术，发挥多方面天才，便是迁居在二层楼了。强大的‘人生欲’不能使他满足这一层，于是爬上三楼去，做和尚、修净土、研戒律。”

    

中国文人向来对佛法感兴趣，他们学佛，绝大多数是禅宗。

弘一法师说，“我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哪一派，因为各有各的长处”。

他所属的是律宗，也叫南山宗。律宗最强调的，就是僧人必须认真研究、严格执行典籍里那些复杂、严苛的戒律。说句大白话，就是一举一动都有规矩，是最苦的和尚。

有佛学家说：从理论上看，律宗并不深奥，但由于要坚持苦行，却很难修习。同时，它又最重要，因为执行才是佛法的根本。弘一在文章里对律宗的介绍很简短，说“唐时盛，南宋后衰，今渐兴。”

弘一做和尚，也不是个普通和尚。因为他的社会影响力，在他的半生亲身示范和弘扬之下，本来衰败的律宗，在近代得到中兴。他被尊奉为律宗历史上的第十一位祖师，佛门弟子称他为“弘祖”。

在弘一看来，什么是佛法？他说，佛法不等于厌世。佛法的主旨，是洞察宇宙人生的本来面目，让人追求真实、追求智慧，切断生命里的愚昧和烦恼。佛法也不是迷信，很多寺庙里，确实混进来了神鬼的世俗仪式。但佛法的本来面目是庄严整齐的，没有那些迷信内容。

弘一是怎么修行的呢？他在杭州出家之后，二十四年里，长期在江西、浙江、福建等地云游，修行，讲法，潜心编著律宗佛法。为了募化善款，他也要出席社会活动，四处题写书法。他常寄住在温州、厦门和泉州等地的几处寺庙。

弘一对戒律执行得极严，随身的东西很简陋，棉被和雨伞都是出家前的东西。

他说自己会用到“尽形寿”，也就是去世为止。朋友寄来的东西，连几张纸的用途，他也要清清楚楚地报告。即使病倒，他还是严守“过午不食”的戒律，寺里的方丈为了让他一天吃上两顿饭，把全寺的午饭提前到了上午十点。

有人探望他，他说：“不要问我病好了没有，要问我今天念佛了没有？这是南山律宗要遵守的戒条。”他病到严重时，对方丈说：“小病从医，大病从死。今弟子患病，从他死好。求师尊俟我临终时，助念佛号，气断六时后，以所卧被褥缠裹，送投江心，结水族缘。”方丈听了，泪如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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