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分享一本来自偶像以色列著名历史学家尤瓦尔·赫拉利的最新著作，《Nexus》。
在赫拉利看来，信息不仅是人类用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指南与工具，更是把人类黏合为一个个社群、共同体，乃至社会的黏合剂。
赫拉利说，在人类早期历史上，发生过一场伟大的“认知革命”，重要性不亚于所谓的“农业革命”。
所谓认知革命，就是人类在进化中，随着脑容量的增加，发展出了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同时又产生了虚拟想象和抽象思维的能力；
在这个基础上，人类就可以形成方法论和价值观，把一个个的个体联系起来，凝结成社群、共同体，乃至社会。
按照赫拉利的说法，从社会习俗、道德、宗教、科学研究理论，甚至政治制度，都是一个个人类通过想象力制造出来的共识或者秩序。
正是因为人类分享，承认了这些共识，社会才得以维持，人类文明才能够存续与发展。
所以说，人类社会的本质，就是通过想象力而建构的共同体，更是一个由信息串联起来的人际关系网络。所以，本书的英文书名“Nexus”，直译过来，就是“连接”的意思。
纵观人类历史，推动人类发展的，就是一套套不断更新迭代，由想象产生的虚拟共识。
这套共识不管用了，无法解释世界，或者指导人类改造世界了，就换一套新的。
然而，就在《未来简史》的后半部，赫拉利却忧心忡忡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不远的未来，如果人工智能已经强大到了拥有类似人类的思维，不仅可以决定把什么样的数据分发给人类，更能打破人类对于虚拟想象和抽象能力的垄断，反过来给人类灌输共识或者秩序，那该怎么办？
到时候，一个强大的、囊括万物、由人工智能操控的互联网，会不会变成未来人类的主宰？
丧失了最宝贵的虚拟想象能力，人类是不是从某种意义上走向了终结？
在我看来，推动赫拉利动笔撰写这本《Nexus》的基本动力，就是想探究信息的本质，以及信息如何在链接人类个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逐渐演变。
赫拉利深信，如果人类想在未来有效驾驭人工智能，而不是被其操控，那么就必须对“信息”的本质和演化趋势，有一个深入的研究与了解。
信息的本质是什么？
在本书一开始，赫拉利就抛出了一个终极性的根本问题：什么是信息？
但是他并没有急着给出一个具体的定义，而是首先列举了两个我们认知中，关于信息的习惯性错误。
首先，一些人类学或者信息科学家会告诉你，信息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与描述，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没有实体：比如我们思考时脑海里浮现出的图像和文字符号，或者交流表达时，发出的语音。
但是，赫拉利说，错，信息通常拥有现实载体，而且两者密不可分。
举个例子，比如一些考古学家在发掘中，出土了一卷满是文字的古卷轴；它承载的信息，既包括文字中记录的内容，比如它写成年代发生的历史事件和书写者的姓名身份；也包括卷轴这个载体里蕴含的内容，比如考古学家可以通过科技手段，分析出这件古卷诞生的年代、制作材料与工艺等等。
不仅如此，载体本身，由于承载了信息，也常常会被人类赋予额外的意义和价值，甚至最后也变成了某种全新的信息符号。
为了说明这一点，赫拉利引用了基督教经典《圣经》里的一个古老传说，为了躲避大洪水，诺亚造了方舟。
为了探查外面的消息，诺亚把一只鸽子放了出去，七天之后，鸽子飞回来了，还叼着橄榄枝，带来了洪水已经消退的好消息。
到了今天，叼着橄榄枝的鸽子形象，就成为代表和平与安宁的信息符号，被我们称为“和平鸽”。
第二个我们对信息的误区是，信息的质量，取决于它是否能如实反映所描述的对象。如果一段信息对它描述的对象进行了歪曲，那就毫无价值，甚至有害。
确实，人类自从诞生以来，为了生存与发展，就在一刻不停地收集、储存、分析和交流信息，用来增进合作与共识，改善自己行动和决策的质量。
按照传统观点：人类能够通过抽象思维，从大量具体的细节经验里，不断去伪存真，萃取出一些精确，且适用范围非常广的普遍性规律，并称之为真理。
所以一般认为，如果把各类信息按照重要程度加以排序，那么真理，就应该是信息的最高形式。
然而，在本书中，赫拉利并不同意这种传统观念，他的观点是，信息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多么精确地反映它所描述的对象，而在于它能在不同的事物或者概念之间，建立某种关联性；而人们只要愿意相信这种关联性，再用它来指导自己的决策和行动，它就自动获得了生命力。
为什么比起纯粹的真相，有虚构要素的信息反而更容易得到赞同和共情，传播得更快？
赫拉利简单总结了两个理由：
第一，虚构的信息往往简单直接，而真相往往是复杂的，因为它所描述的现实本身就是复杂的。
然而遗憾的是，人类天生会被简单的结论所打动，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定期向自己交付一种确定感，来获得安全感。
第二，真相往往是痛苦和令人不安的，会因为与我们自身的构想对立，而引发抵触。
但虚构信息是高度可塑的，能够被制造者特意打造成契合我们内心诉求的形态。
例如，古老的占星术，它的底层逻辑就是，距离我们遥远的宇宙天体，能够对人类的命运加以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影响能够通过独特的观察与计算，加以解读与预测。
如果信息的传播接受度，只和它是否真实有关，那么随着现代天文学理论和观测手段的进步，人类应该迅速发现占星术的谬误，从而抛弃它。
然而，直至今日，全球依旧有无数人相信占星术，用占星报告作为自己未来某个时间段内的行动与决策指南，截止到2021年，全球占星产业的市场估值超过了120亿美元。
再比如，音乐。虽然相当一部分音乐家声称，他们在创作中，从自己的情感遭遇或者外界环境中获得了灵感，但音符或者旋律本身并不能与任何现实性的对象建立确切的对应关系，但这并不妨碍观众在听到音乐或者观看演出时，一起感到哀伤或者激动，形成一个临时的情感共同体。
所以，赫拉利总结说，信息的本质作用，并不是单纯反映或者描述现实，而是通过把不同的对象联系起来，在人类意识中产生全新的意义。
这种意义是否能影响人类的认知与行动，和它是否具有现实中的真实性，其实并没有密切关系。
在此基础上，赫拉利再提出一个推论：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万物之灵，当然是因为我们拥有超强的学习能力，还发明了语言、文字以及其他工具来储存我们所获得的海量信息，实现积累和代际传承；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更善于通过信息创造，把宇宙中的万事万物不断连接起来。
在这种连接中，无数全新的意义、情感、价值观，如同万马奔腾一般，持续涌现，从而对人类的行为、组织与意识形态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影响。
说到这里，我个人感觉，在这个语境下，赫拉利所说的信息，其实更像是美国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所强调的“模因”。
另有一本书，叫《从细菌到巴赫再回来》。按照这本书里的说法，“模因”这个词，是基因在人类意识形态中的对应物，本质是一种人类创造，携带了特定描述、意义与情感的信息，其内容来自人类对外部世界与自身意识的观察与探索。
在生物繁衍进化中，基因可以通过生殖细胞，从一个个体传播到另一个个体，实现复制与繁衍；而模因，则是通过人类的交流，在社会网络内持续传播。
更重要的是，模因也如同基因一样，会彼此竞争，那些对人类生存发展更有价值，或者更具备共同情感号召力的模因，就会保留下来，传播给更多的人。
好，说完了自己心目中信息的本质，赫拉利就把话题转向了下一个话题，就是探讨人类自诞生以来，信息本身的演化历程。
在赫拉利笔下，信息一旦被人类所创造，就仿佛拥有了自己的生命，会根据人类社会结构与技术的进步发展，而自我调整优化。
首先，第一种出场的划时代级信息模式，或者说信息技术，就是“故事”。
由于得到站内关于故事对于人类社会发展重要性的内容已经非常多，在这里我就简要地概述一下。
一般来说，所谓故事，就是用事件和情节把人或者物串联起来的叙述，有开端、发展和结局。
《故事经济学》的作者，美国著名剧作家麦基说，故事是人类在远古时代就发展出的生存手段和信息处理的方式，也是最符合人类心智和思维习惯的沟通手段。
赫拉利说，故事的诞生，就是人类“认知革命”开始的标志，它发生在大约7万年前。
在这个时间节点，现代人类的祖先，智人的认知与协作能力迎来了一波爆发式的增长，族群间的贸易和最早的绘画艺术宣告出现，这标志着人类的大脑已经发达到了能够解锁一些高级功能的程度：比如萌生自我概念，拥有抽象思维和虚构能力。
这几项能力，都是“编故事”所必须的。
“自我概念”让我们能够在思维中确立一个明确的主体，同时从他人的经历中得到情感共鸣；而抽象思维，则能帮助人类开始推导因果关系，进行经验的总结与演绎；虚构能力就更不用说了，能够让人类构想出自身经验之外的东西，让一切不确定性能够在人类的创作叙述中完美自洽。
在此之前，人和人之间要形成共同体，就必须共同生活在一起，处于同一个现实社交网络中。
人类学家邓巴就计算过，一个原始部落的人数在几十到一百五十人之间，而这个数字，正巧也是一个人大概能够维持的最大现实“社交圈”规模。
然而，“故事”的诞生，就让人与人之间的连接打破了这种限制。通过语言文字传播的故事，能够让一个人不需要和另一个人见面接触，就有可能和对方产生共情和连接感，认为他是可信赖的“自己人”。
用赫拉利在书中的话说：一个故事就像一个中央连接器，有无数的插口，无数的人可以通过接入这个连接器，超越血缘、文化、地域和种族的限制，形成一个庞大的共同体。
例如，人类早期的神话传说与原始宗教，就是“认知革命”中诞生的“流量故事IP”。
比如历史上真实的耶稣，是早期巴勒斯坦地区众多犹太人宗教领袖里的一位。
在他去世后，门徒对于这位导师的生前事迹与宗教理论，进行了持续的整理与传播。
关于耶稣本人的事迹，有不少是后世门徒的虚构与创作，但这并不妨碍越来越多的信徒被基督教的精神所感染，并把自己情感中的需求，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投射到对基督教的信仰中去；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基督教成为人类世界中影响力最大的宗教之一。
甚至，作为人类贸易交换行为基础的货币，其实也是一种“故事”或者信息。
从本质上说，货币就是一种信用符号，虽然它的载体持续在变化，从早期的海贝，发展到金银铜等贵金属，乃至后来的纸张和今天的数字信号；但真正能够让货币拥有购买力，能够流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以及关于它的购买力，所达成的共识。
赫拉利在书中说，故事真正的伟大之处，是创作了所谓的“第三种现实”。
在故事诞生之前，只有两种现实，客观现实和主观现实，前者指的是在人类意识之外的存在，比如一座山、一条河；后者是我们的意识能够感知到的存在，比如疼痛、悲伤和爱。
但是，故事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现实，叫“主体间现实”，它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之中，是一种共识及其载体，有真实的要素，也包含虚构的成分。
比如，二战中有张大名鼎鼎的照片“硫磺岛升旗”，内容是六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在和日军进行浴血奋战后，艰难地在硫磺岛的制高点，折钵山山顶升了一面美国国旗。
实际上，这张照片连同背后的故事，并非完全真实：首先，随军摄影师罗森塔尔并没有亲历升旗的过程，这张照片其实是后来补拍的；其次，补拍照片上出现的士兵，也很可能不是首次升旗时的原初“六人组”；但这并不妨碍这张照片在刊出后，极大鼓舞了美国乃至整个同盟国军民的士气。
总之，故事产生了大规模的人际网络。
这些网络反过来又彻底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结构，乃至世界的权力平衡。
说到这里，赫拉利提出了一个敏锐的洞察：在“认知革命”发生后，一个令人不安的隐患也诞生了，首先，正如丹尼特所说的那样，信息也如同基因一样，诞生之后会激烈地争夺数量有限的生态位，试图让自己“存活”下来，那么信息数量的增长，也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分歧与撕裂。
其次，既然信息塑造形成人际网络的能力，与它本身的真实度其实关系有限，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一种“走钢丝”式的危险就始终存在：一方面，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必须不断制造，占有更多的信息，同时还要持续验证它的真实度；但同时，为了维持既定的社会秩序，一些特定的虚构信息还必须得到维护和坚持。
所以，这种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必然会爆发，比如在中世纪晚期，科学和基督教神学的冲突，就是一个经典的案例。
所以，赫拉利告诉我们，信息传播技术的更新，以及信息总量的增长，一定会更高效地构建出更大规模的人际网络，但不一定能让人类更接近真相，甚至会在人类中制造更多的误导和噪音，进而触发分裂与仇恨。
这种危险的趋势，在一项全新的技术出现之后，开始骤然加速，而真相与虚构之间的矛盾，也日趋紧张。这项技术，就是今天信息社会的基础：计算机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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