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成都中院审理过这样一起案件：2019年1月的一天，张女士家中发生了一起惨烈的亲属间命案，最终造成三人死亡——究竟是什么深仇大恨，使得凶手在喜气洋洋的春节期间对亲戚如此痛下杀手？
悲剧的起因源于家庭矛盾：案发前，张女士和丈夫邹某感情破裂，两地分居，正在闹离婚，而当天丈夫和公婆为了看望孩子（孙女），便与张女士及其父母齐聚一堂。
然而，双方还没心平气和地聊几句话，就因孩子的抚养问题发生了争执，甚至为了争抢孩子开始相互撕扯。张女士的父亲张志军拿起一把剔骨刀欲制止女婿等人却未被理会，便持刀捅刺女婿一家，最终导致3人全部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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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四川省成都中院一审认定被告人张志军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①。随后被告人张志军上诉，四川省高院二审改判其死缓②。
判决生效后，被害人的几名近亲属难以接受该结果，随即提出申诉。与此同时，案件流传到网上，舆论反响也愈演愈烈。
最终，四川省高院决定启动再审，并于2021年改判张志军死刑③，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最高人民法院予以核准。至此，这场“老丈人杀害女婿一家”的凶案终于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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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案件判决过程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张志军“死刑→死缓→死刑”的审判，而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被害人家属”出具的一纸谅解书。据悉，这份谅解书就是张志军在二审中被改判死缓的关键性依据之一。
那么这份谅解书是谁出具的、如何起作用的呢？在探讨这些问题前，我们要先对谅解书建立一个基本的认识：
刑事谅解书：一般指刑事案件的受害人与嫌疑人或其家属之间，就刑事案件的结果达成和解，而由被害人一方所出具的法律性质的书面文件。谅解书一般在提起公诉至法庭质证环节完成，其在刑法上有着酌定从轻的效力。一般情况下，刑事谅解书由被害人本人或其亲属、监护人、法定代表人来签。
据了解，本案一审前，张女士曾找到公婆的兄弟姐妹求情，希望他们出具“谅解书”，但遭到果断拒绝。
然而张女士无法眼睁睁看着父亲陷入被判死刑的绝望，于是她便以被害人妻子的身份联合女儿（张女士代签）出具了“谅解书”：
“我带着孩子生活艰难、勉强度日”、“抛开我和他之间的特殊关系，我还是希望孩子少失去一个亲人，多得一份呵护和关爱，慎重考虑后我选择原谅张志军”。
最终，这份谅解书成为了张志军案二审改判的重要依据。
毫无意外，这份谅解书受到了被害人亲属的坚决抵制。此外，许多法律从业者也对该谅解书的法律效力提出了质疑：
因为虽然张女士是被害人邹某的法定配偶，即近亲属，但她还是杀人凶手张志军的亲生女儿；况且案件发生时，他们夫妻二人正在闹离婚，配偶关系濒临破裂，因此她以邹某近亲属的身份来“谅解”自己的父亲，与谅解书制度制定的初衷不符，不能体现“被害方谅解加害方”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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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判决也撤销了对这份谅解书的采纳。法院认为，虽然张女士以其本人及女儿名义出具了谅解书，但被害人的其他近亲属对张志军坚决不予谅解，并强烈要求依法严惩，“因此，结合本案的具体情况，不应对张志军从轻处罚”。
在最终的判决中，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意见振聋发聩：“张志军在女儿的婚姻家庭纠纷中，作为长辈本应冷静对待，理性处理，但其却失去理智，持刀行凶，在短短的数分钟内连续刺倒三名被害人……行为毫无节制，杀人意志坚决，犯罪手段残忍，后果特别严重，罪行极其严重，应当依法惩处
在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滔滔历史长河中，“以和为贵”的信念是炎黄子孙源远流长的精神宝藏。张志军不顾与邹某一家的姻亲关系，遇事不能冷静对待、合法处理，任意行凶害人害己，自然要吞下相应的苦果。
道路千万条，理性第一条；行动不合法，亲人两行泪。“三思而后行”，踏上理性的桥梁，我们才能最终抵达幸福的彼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