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邓正来终生难忘的那个“老右派”
熟悉邓正来的人大多知道他是个有传奇色彩的人，但也有很多人并不了解邓正来。之前曾经有人在网上搜索邓正来的相关经历，几乎无所获。一直以来，邓正来非常低调，甚至会连续几年“闭关”，断绝与外界联系进行学术研究。
他1956年出生，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后进入外交学院。1985年硕士毕业后未就业，个人独立治学。1998年-1999年，受聘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2003年-2008年，受聘为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2008年，他加盟复旦大学，生前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他所创办并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与《中国书评》均被认为是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刊物之一。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辑刊》、《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耶鲁全球在线》（复旦版）和《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等刊物的主编。
他是国内哈耶克研究的顶尖学者，他著作等身。此外，他还是《布莱克韦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主编兼主译，翻译了共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以及《法理学》等多部经典著作
邓正来酷爱读书，与他少年时的经历不无关系。他曾经讲述过一个让他终生难忘的“老右派”的故事。
他出生于上海，小学是在上海读的。1969年年底，他就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到了四川。为了不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他14岁那年，通过关系进了内江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工人。
每逢周日，他都会到内江人民公园里去，表面上是去喝茶，暗地里是为了去公园里那个被封起来的藏书屋偷书看。每次他都是爬窗进去，一次偷5本书出来，看完再如数放还原处。
偷回来看的书，有像《罗曼·罗兰文钞》那样的外国经典名著，也有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人物传记和学术著作。偷书的事情，他谁也不敢告诉。因为在“文革”期间，这些书绝对属于“反动”的书。
可后来在一次“行窃”时，他被专门看管那些图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活捉了。被逮的时候，他非常恐惧，他跟“老右派”解释说，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
“老右派”不相信他的话。他于是跟“老右派”说，什么书在第几排书架上了，什么书里面折了页码，折页码的方式是怎样的，哪些地方又是我拿铅笔画的。
“老右派”一看，他说的全是真的，就对他说，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事隔多年，邓正来一直也无从知晓这位老人的姓名，但一直心存感激。
4 从偷书看到逃学去听政法学院的课
这种看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1978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入学后，他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学完了。从大二开始，他就开始逃课，为的是到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听课。
1982年，邓正来考上了外交学院的研究生。在老师的指导下，他在上世纪80年代影响最大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论著《昨天·今天·明天》，同时还撰写了《美国现代国际私法流派》，后来也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了。
1985年毕业后，他成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1987年，《中国青年报》在报道中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当时的邓正来属于“三无人员”：没户口，没住房，也没收入。
刚毕业那个冬天，他整天背着书包到处跑，书包里全是他要看的书。他的铺盖就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里，同学下班之后，他就拿过办公室的钥匙，在里面看书睡觉。一大早就得起来把铺盖卷好，然后离开。
有时候与同学聊天聊得晚了回不去，他就只好跑到地铁站去跑步取暖。跑暖和了，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起来跑。在严寒的冬夜，他唯一盼着的就是地铁头班车赶紧来，因为进了地铁车厢，就很暖和了。
那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常常被人瞧不起。邓正来没有身份，没有证件，就更无法到图书馆借书看。他想看书，只有请好朋友帮忙借。他甚至有过在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的经历，最终谎称是某学校的学生而得以脱身。
据邓正来说，他慢慢有了一点收入。1987年，他与好友翻译出版了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第一部法理学译著，给他带来了当时看来相当可观的一笔稿费。
此外，1986年，北京开始有私人办的外语学校了，学外语出身的邓正来常兼职去当外语教师，每周两次课，每月也能有一部分的收入。
后来，他也不再在同学的办公室住了，但出去住的都是地下室。在邓正来的记忆中，那几年他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他念念不忘的是，在他最艰苦的时候，那些好朋友给予他无私的帮助和支持。
5 创办无稿费的杂志和“二不原则”
1989年，他与学界的同仁开始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主编过程中，他发现，中国学术界连匿名评审制度都不了解，而且大多数学术论文甚至满篇都是议论，既没论证，也没注释，剽窃抄袭现象也令人担忧。
他深刻地意识到，这意味着知识生产和学术规范在中国学术传统建构过程中的严重缺失。因此，他觉得有必要掀起一场关于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严肃讨论。于是，又在1994年主编了《中国书评》。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所有的编委都不拿编辑费，所有的作者也都不拿稿费。但这些作者却把他们自己认为最重要的学术论文贡献给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后来，一位企业家允诺每年资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编委会10万元。编委们最后决定，把这笔钱拿出来创设《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并规定编委都不得申报这一项目。徐友渔就是受此项目资助的学者之一。但这项资助只延续了两年。
1996年，《中国书评》出版了10期之后，刊物停办了。之后，邓正来致力于翻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对其理论进行全面的研究。
2003年年初，邓正来完成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论的著作后，他的好友、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教授，邀请他到吉林大学做客小憩。在吉大期间，张文显提出请他到吉林大学去工作。
邓正来当时并不忍心拂张文显的面子，于是提两个原则想把他难住：第一，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
没想到张文显对他的这个“二不原则”一概应允。他于是结束了长达18年的“学术个体户”的身份，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但吉林大学给他的条件也很宽松：每个学期只去一次，每次上7天至10天的课就够了。
但是，仅2004年他就去了13次，几乎每个月都给学生上课。2003年下半年，他身患喉癌的时候，他还是上课最多的博导。吉林大学的网页在对这位博导的介绍中，至今还有这么一段话：
“邓教授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跟着他读书，他以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为每个人制订了学习方案；他在自己的家里举办学术沙龙，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才思敏捷的研究生在学术上根深叶茂。”
而在邓正来的副手、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纳日碧力戈看来，邓正来有几大特点：
第一是海纳百川。各种学术观点，各种各样的学者、学人他都可以接受；第二是知人善用，什么样的人有水平，谁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会看得非常准；第三是大学术活动家，有学术战略眼光，国内外有哪些学术生长点，他很快会看出来；第四是做事就一定要做实，不是简单讲一讲。
邓正来去世前，被南京大学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称为中国唯一一位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