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雍熙年间,清末名臣曾国藩的祖先曾孟鲁,从江西永丰睦陂出发,沿恩江,西下赣江入禾水,踏上西去湖南的流浪之路,后卜居湖南茶陵纂溪,后代又迁往衡阳、双峰等地。
自江西迁往湖南之前,湖南“大界曾氏”一族曾从更遥远的故乡山东嘉祥南下。
从山东到江西,再由江西至湖南,自北向南,由东往西,曾国藩家族的迁徙之路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移民之路,也是湖南人最典型的迁徙路径。
历史学家谭其骧说“湖南人来自天下”。
商人南来、楚人入湘、衣冠南渡、江西填湖广……漫长的迁徙与融合,曾经由濮人和越人为居民主体的湖南,成为汉族人为主的地区。
人生百代如行旅。在湖南这片“马蹄形”的土地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杂处通婚、繁衍生息,将陌生之地打造成新的家园,成为新湖南人。
偏安一隅的湖南,因移民的涌入,改变了历史命运。由于先进生产力的加持,让湖南成为“天下粮仓”。移民的冒险、开拓精神,创造出独特的湖湘文明,塑造出霸蛮、敢为人先的湖南人性格,促成湖南在近代的强势崛起。
我们不停追问湖南人从哪里来,湖南人真正的故乡在哪里?其实,心安处即吾乡。
禾水是沟通吉安到永新的重要水路通道 图/钱烨历史上的每一次战乱,都造成人口大规模的迁徙,并塑造了现在的地域格局。湖南作为中国移民史上的一块拼图,在数千年的移民迁徙与融合中,南下的北方人、西迁的东方人在这片马蹄形土地上开拓、繁衍,创造出独特的湖湘文化。
湖南是名副其实的“移民省”。
许多湖南人说,我的祖辈来自江西。为什么这么多湖南人会把江西视为“故乡”呢?
著名历史学家曹树基曾对湘南519个氏族家谱进行研究,发现他们都是宋元之后的移民,竟没有土著居民,而湖南氏族研究者在各地也很难找到湖南原住民的信息。
移民迁入之前,湖南的原住民去哪儿了呢?
据考古学家考证,在旧石器时代,湖南就有古人类活动了。在1.2万年前,湖南已经开始栽培稻谷,5000年前已有初民在湖南开始定居生活。只不过,远古时期的湖南,生活着哪些古老民族,目前仍存在争议,普遍认为是三苗、百濮、扬越人。
这时期湖南境内的“扬越”支系,主要活跃于湘东北、中部和南部区域,与“三苗”所居的“左彭蠡、右洞庭”重合。发源于涪水流域的“百濮”人,则在湘西北的澧水、沅水中下游地区,与“三苗”和“荆蛮”共存。至商代早期,有中原人越过长江,到达石门皂市。晚期,殷人的一些支系和氏族因战乱离开湖北盘龙城,进入湘水、资水中下游。春秋战国时期,湖南基本属楚国疆域,楚人与土著蛮人、越人及自川东、鄂西迁来的巴人(土家族的直系先民)共同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形成了湖南的土著氏族。秦灭楚后,在湖南设立黔中、长沙等郡,一部分土著氏族已融入中原汉民族。
就整个南方地区而言,尽管湖南中北部开化较早,但一直到北宋之前,湖南省在历史文献中仍属蛮夷之地。据《宋史》记载,长沙、邵阳、沅陵、常德四州分布着大量“梅山蛮”,长期深居山林,顽强凶猛,不服中原王朝统治。这些被称为“武陵蛮”“长沙蛮”“梅山蛮”“零陵蛮”的“蛮夷”族群就是湖南的土著群体。
在古代,湖南这些土著族群没有谱牒,想要摆脱身份,只能重新“认亲”,成为汉族人。于是,在修编谱系、祖籍时,往往假借别地。
据考证,湖南向氏、舒氏、田氏、覃氏、梅山符氏等几大姓氏都是唐宋时蛮族的显姓,这些姓氏人群早已汉化。只有逃入湘南、湘西深山的土家族、侗族、瑶族、苗族,才保留了独立血统,算得上湖南最初的原住民。
洣水汇入湘江处,这里曾是江西填湖广移民通道。图/伍婷婷
谭其骧在《湖南人由来考》中提及:“湖南人来自历古,五代、两宋、元、明居其什九;元、明又居此诸代之什九;而元末明初六七十年间,又居元、明之什九。”史料记载的湖南最早“移民”是舜帝南巡队伍。《史记·五帝本纪》载:舜“代尧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春秋战国时期,楚人入湘,主要迁移到湘西北和澧水下流一带,并逐步向南发展。秦代灵渠开凿,沟通了湘江和漓江上游,北方人口大量往湘江流域中上游零陵一带迁移。
每逢中原动荡,北方居民都会大量南迁,其中两晋之交、唐末、北宋末年,是北人南迁的三个重要时段,湖南是其重要留经地。东汉末年中原战乱,当地居民为避兵祸,“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其中一部分迁入湖南;西晋永嘉之乱,山西、河南一带的流民迁入洞庭湖西部;东晋、南朝时期,湖南较中原安定,北方人大量南迁入湖南。唐代“安史之乱”,“襄、邓百姓、西京、东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宋代“靖康之难”时,中原大户纷纷迁居鼎州(今常德一带)等地。南宋时期金兵入侵中原,北方人又一次大规模迁入湖南。直至南宋,经济重心南移,北方移民大规模涌入南方的历史才告一段落。北方汉族人进入湖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文化,加速了湖南地区的开发。而湖南境内土著或被汉化,或进入湘南、湘西的深山,湖南形成了以北方汉族人为主的格局。攸莲古道,是元末明初江西莲花境内的移民向湖南迁徙的主要通道。图/钱烨湖南人总是亲切地称江西人为“老表”,以示湖南与江西“血脉相连”。我曾采访过湖南族谱研究专家寻霖,他通过研究馆藏的5000多部湖南家谱发现,湖南六成以上的人口从江西迁徙而来。谭其骧也在《湖南人由来考》中得出结论:“湖南人来自天下,江、浙、皖、闽、赣东方之人居其什九;江西一省又居东方之什九;而庐陵一道,南昌一府,又居江西之什九。”五代之后,湖南移民主要来自江西。对湖南人口格局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对于这次大迁徙,民间流传的说法是,朱元璋血洗湖南,所以把江西人迁到湖南来填补人口的不足。民间对此深信不疑,也有人将史书中的记载作为朱元璋血洗湖南的证据,“湘潭土著仅存数户”。不过,这只能说明在元末战争中,作为主战场的湖南,人口损失巨大。
按照谭其骧的说法,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几纯为经济”。由于元末战争破坏,湖南呈现出“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芜者多”的局面,而江西人口与土地矛盾加剧,只好向湖南转移。加上朝廷允许“插标占地”,进一步推动了江西移民的大量迁入。从移民数量来看,这是有史以来江西迁入湖南人口最多的一次。不过早在南宋时期,江西往湖南的移民就形成了一个高峰期。曹树基对湘北的岳阳、平江、南县三县238个氏族的原籍地进行统计,在南宋时迁入的氏族有31个,多于洪武年间的26个。而在湘南,这种情况更为突出,湘南受到战争的影响较小,所以北宋、南宋迁入的江西人,远比洪武年间迁入的多。南宋到明初,江西移民成了湖南最主要的汉族群体。明永乐年间至明朝后期,除了江西移民,朝廷下令让浙、闽、粤等地沿海地区居民迁往内地。其中一部分通过江西吉安、袁州进入湖南平江、浏阳、醴陵、桂东等地,成为湖南客家人聚居地。明末清初,湖南人口数量因战争侵袭急剧下降。为了改善湖南“人少地荒”的情况,朝廷多次颁发“召民开垦”政策,又一次迎来江西移民湖南的小高峰。与湖南交界的除了江西,还有广西、广东、四川、贵州、湖北五省区,为什么湖南人绝大多数来自江西而不是其他省区呢?谭其骧认为,这跟开发先后有关。古代移民的趋势是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从人口密集地向地广人稀处迁徙。广西、广东、贵州三省区开发比湖南晚,往往成为湖南的人口输入地。四川虽然开发早,但西南与湖南接壤的地区较为落后,“四川人之移入湖南,其道犹不可通也”。从东汉以来,湖北襄阳、江陵、江夏就是天下重镇,开发早,经济发达,在南宋以前,有不少湖北人南迁入湖南。到了南宋,宋金分裂,处于宋金对峙前线的湖北田畴尽废,开发已不如湖南。而江西的开发,始于东晋南渡,晚于江浙地区,却远远早于湖南。北宋时,江西人口曾经居于各省之首,到了明朝,江西人口在全国十三布政司中居第二位,财富户口殷盛。那时,湖南之于江西,是一片地广人稀的荒芜之地。随着江西人口增多,向接壤的湖南移民合乎情理。此外,江西与湖南,地理上同属于“江南丘陵地区”,有一种地理上的“对称性”。两者纬度相同则气候相近,种植的农作物也基本相同,江西移民迁入湖南,不需要刻意去适应新环境,可直接“复刻生活”。
醴陵,古桥芳洲。图/卢七星在交通落后、战乱频仍的古代,湖南人的祖先是怎样从江西翻越绵延山脉徒步进入湖南的?吉安市境内的禾水,是明初吉安府移民去往湖南的主要通道。图/钱烨
明隆庆四年(1570年),徽州休宁商人黄汴花费27年心血为商人写就《天下水陆路程》一书,详细记载了明代两京十三布政司水陆路程,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它详尽描述了江西移民的迁徙路线。书中记载,江西到湖南有4条驿道:一条由袁州(宜春)经萍乡进入醴陵。此路在宋代即为官道。宋乾道九年(1173年),范成大曾途经这里,由萍乡入湘,出任静江(桂林)知府。有两条是山道,长而偏远。一条从江西宁州(修水县)到湖南平江县,需翻越幕阜山,长约150公里。全程有两处巡检司,夜间需要赶到龙门投宿,水陆并行,十分辛苦。一条从江西瑞州(高安县),经武功山岭间斜谷,向湖南浏阳迂回。这条山路曲折,从瑞州府出城后,一共280公里才至浏阳,常有山贼出没,侥幸逃脱于山贼,也可能被豺狼虎豹叼走。最后一条是穿越武功山与万洋山之间的山谷盆地,是比较平坦的一条通道。由吉安出发,沿着禾水冲刷的冲积平原,180公里进入茶陵。大量江西人和取道江西的苏、浙、皖、闽人沿着这4条通道进入湖南,或停留在湘东,或者一路向西,进入湘北、湘中、湘西、湘南地区。江西移民呈现出自东往西的水平迁移。江西北部移民多流向湘北,而吉安(庐陵)移民则选择湘中,尤其是邵阳一带。从移民数量上看,湘中地区吉安移民占据显著优势,其次是南昌移民。而在湘北,吉安和南昌移民数量相对均衡。“庐陵”,是许多湖南人的祖籍地。罗霄山脉腹地的大围山是客家人聚集地,是赣客方言区。图/金林
方言是与故土血脉相连的“脐带”。延绵数千年的人口迁徙,留存在湖南方言里,它时刻提醒我们的来路在何处。湖南方言十里不同音。除了有新老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话,还有湘南土话、乡话等“方言岛”。这些方言的流布,投射着与湖南有关的移民运动。五代之前,移民潮主要集中在湘北。北方移民带来的北方方言对当地方言形成巨大冲击,并陆续形成湖南官话区,如常德地区的官话基础,在唐中期的移民进程中就已经形成。随着宋代置荆湖北路,将沅澧流域和湖北北部纳入以江陵为中心的政区内,官话影响从沅水下游向中游推进,逐步扩展到整个沅澧流域。五代之后,湖南移民多来自东方,主力为江西省。赣、客方言随江西移民进入湖南。相关史料记载,宋人刘克庄曾从萍乡进入醴陵,醴陵人仍说楚语。到明嘉靖年间,湖南临赣区域已经开始流行赣、客方言。介于湘东和湘中的衡山一带,成为赣、客方言,新、老湘语的过渡地区,紧邻攸县、茶陵一带属于赣语区,靠近湘乡的地方说新湘语,与湘潭交接处是老湘语地区。江西移民在湖南境内自东往西移居,湘中腹地的新化,湘西南的洞口、绥宁,湘西的怀化、麻阳等地都有不同程度的赣方言分布。湖南方言里,栖居着祖先对故乡的眷恋,不管如何腾挪变幻空间,乡音在,连接故乡的纽带就在。洞口江潭王氏宗祠 图/卢七星
在湖南,宗祠是移民们开创的另一番盛景,最壮观的要数茶陵秩堂镇宗祠群、洞口宗祠群、汝城宗祠群。一座座祠堂,就是一部部家族奋斗史。
秩堂镇是株洲茶陵县与江西交界的边远乡镇,其境内的晓塘村,是江西吉安府等地移民进入湖南的主要通道。这里是江西移民的第一个落脚点,镇上九成以上村民都是江西移民后代,以谭、陈、彭、刘、龙、李六大姓为主要宗族。江西移民不仅带来劳动力和先进技术,更是将“勤耕苦读”“崇文重教”的风气带入秩堂。据茶陵县志和相关族谱记载,古代秩堂籍进士有50人,明清两代,还出了李东阳、张治、彭维新三个大学士。在秩堂安定后,人们将奋斗史写进族谱,建成祠堂,以此记住久远的故乡。自明代以来,秩堂镇共建有大小宗祠93栋,如今保存完整的还有69栋。就连“秩堂”地名也以彭家祠的“秩叙堂”命名。这些宗祠成为家族议事、祭祀、兴文教的场所,见证了一个移民村庄的成长历程。宗祠群中,以毗塘村谭延闿家族的谭氏家庙最为富丽,它是“品”字形布局的五进宗祠,庄严肃穆。400多年来,它如一座屹立不倒的精神地标,牵动着天下谭氏族人的心。
洞口高沙镇曾八支祠,是湖南规模最大的宗祠。图/卢七星
湘西雪峰山脚下的洞口,有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宗祠群,宗祠最多时有300多座。洞口号称“雪峰山下的小粮仓”。在肥沃的湘中盆地落定后,江西移民们耕作、打铁、经商,迅速发家致富,成为洞口大族,并建起如大庄园般的祠堂。位于洞口伏龙洲上的萧氏祠堂(兰陵会馆),是萧氏族人历时13年建成。修建萧氏祠堂的始祖,迁入洞口后,从事木材、桐油生意发家。这座庞大建筑,位于旧时湘黔古道河运中转站,占据着当时的黄金码头,繁盛可见一斑。如今萧氏宗祠依然屹立在伏龙洲上,萧姓也成为洞口最大的姓氏,几乎占到洞口总人数的十分之一。而距其不远的高沙镇曾八支祠,占地13000平方米,是湖南规模最大的宗祠。曾氏始祖迁入洞口后,以文传家,靠读书改变命运。如今,曾氏族人的事迹都留存在宗祠中。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的汝城,是“中国古祠堂之乡”。从宋元至明清时期,汝城祠堂最多时有700多座。因地理位置特殊,汝城不仅接纳了江西移民,还是浙、闽、粤等地移民的收容之地。汝城祠堂风格多样,分为总祠、家庙、宗祠、公祠、家祠5个等级。在这些宗祠里,一个家族,乃至一个地方的往事,清晰可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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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萍:《从方言视角看湖南地域文化》湖南社会科学2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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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中国内地移民史——湖南篇》,《史学年报》第一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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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晓萍:《明清时期人口迁移及其规律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