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是如何靠文化震撼中国的

公元前296年冬天，一叶扁舟载着一个流放者进入湖南，那是满怀惆怅的屈原。在湖南，他唯有以诗言志，融合湖南南音歌谣、沅湘巫歌书写成了《楚辞》最浓烈、悲愤的部分。因为他的诗，蛮荒湖南的新篇章开始了。荆楚文化，逐渐进入中华文化体系之中。

屈原抱石沉江，湖南的求索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在中国儒学出现危机时，周敦颐高举理学的火把，融合佛道创立理学，打破千年幽暗。胡安国、胡宏、张栻……三个外来移民创立湖湘学派，将湖湘文化推向顶峰；“清初三大思想家”之一的王船山，以其超越时代的思想，成为一代代湖南士人的“精神偶像”，深刻改变了湖南，也改变了中国文化甚至历史的走向。

湖南文脉两千年，创造出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湖湘文化，参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构，并在近代一飞冲天，成为中华文化核心文化的杰出代表。‍

如果要给湖湘文化一个时间坐标，我们应该记住这个特殊的时间——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三年。那年，蛮荒的湖南迎来了第一个诗人——屈原，也从此开启了湖湘文化的流寓时代，从屈原始的流寓文学，构建了最初的湖湘文统。

那一年，屈原借祭祀楚怀王之机，拼死揭露亲秦派的罪行，为令尹子兰所不容，被楚顷襄王放逐江南。隆冬时节，屈原从郢都出发，乘船顺着长江进入洞庭湖西岸，一叶扁舟，在沅澧一带徘徊良久。

这次的流放格外悲凉，屈原深知自己归朝无望，他知晓楚国的危机，却无能为力，“思君念国，忧思罔极”。

在凄清的沅湘大地，屈原写下了最浓烈、悲愤、忧伤的《九章》中的大部分篇章，湖南神秘鬼魅的民间巫歌则成就了屈原的《九歌》。“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九歌·湘君》）、“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九歌·东君》）、“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九章·哀郢》），屈原用最原始、野性的呐喊，抒发着自己最真挚、强烈的悲苦、愤懑，有个人哀伤，更多的依旧是对于君王和国家的关切。屈原真情至性的文气，则成为湖湘文学一以贯之的精神气质，无论文风如何变化，岳麓书院国学研究院院长朱汉民将这种气质，称为“屈原所奠定的湖湘文统的核心”。

湖南的神话巫风，第一次被写成了诗。从此，中国诗人有了姓名，湖南汨罗江也成为“蓝墨水的上游”。屈原“把诗性文明的开拓伸展到当时还处在原始洪荒的江南湖湘，既把中原文明的历史理性精神渗透到南方神话巫风的想象之中，又把南方神奇多情的想象里拓展了中原典雅节制的诗学世界……”

相比文学、文风本身，屈原为湖南留下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忠贞（持身清正，关怀生民，经世忧国）、求索（上天入地，不折不息，坚韧其心），“众人皆醉我独醒”——最后用自己悲壮的死亡，书写了浪漫和殉道。忠贞、求索、浪漫、殉道，成为湖湘文化的底色。

屈原的“重华情节”实现了南楚文化对华夏文化的认同，沅湘地区的巫歌民俗因《楚辞》而成为中华艺术的经典。《楚辞》陶冶着中华儿女的审美心灵和精神世界，两汉时期，荆楚文化成为与齐鲁文化、秦晋文化并列的三大地域文化。远离中原华夏文化的楚蛮地区，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区域文化之一，被纳入到中华文化的体系之中。

 更多的失意文人穿过洞庭向湖南走来，贾谊来了，柳宗元刘禹锡来了，韩愈来了，李白杜甫来了……这些怀才不遇、流寓湖湘的文人们都以屈原自比，在这片土地上书写，写自己的愤懑，写民生多艰，也写家国的境遇和哲学思考（在湘期间柳宗元、刘禹锡分别撰写《天说》、《天论》）。

忧国忧民的文人在湖湘大地的书写让湖南人开始将目光望向远方，“以天下为己任”像播撒在这片清绝地的种子，有一天会生长出属于湖南的“果实”。

数百年后，北宋诗人范仲淹写下《岳阳楼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像是给湖南流寓时代及其沉淀的湖湘文化写下的注脚。

多年之后，蹈海敲响“警世钟”的湖南人陈天华，“留学牺牲，自我辈始”的谭嗣同，他们在慷慨赴死时，会想到汨罗江抱石沉江的屈原吗？

位于汨罗市屈原管理区营田镇的屈原雕像

两宋时期，中国经济文化中心已完成南移。大量北方移民南渡，湖南成为重要的移民目的地，这次，他们不再是过客，他们沿河而来，上岸深入山岭之间，定居下来，湖南，不再是他们的流放地，而是他们新的故乡。

唐朝韩愈、柳宗元等人的儒学复兴运动没能拯救僵化衰颓的儒学，也无法改变儒家谨守注疏的习气。在混乱五代基础上建立的宋朝，怀抱文化和政治上的自信，却在与蛮夷的交战中屡战屡败，“黄袍加身”的赵匡胤索性抱着黄老“清静无为”之术躺平。

原本就已经僵化衰颓的儒学，受到具有精致本体理论的佛道冲击，陷入空前的危机。如何解决儒家政治上、思想上“理论脱离实际”，如何改造传统的思想资源，再造华夏文明，成为摆在宋代思想家面前的一个巨大问题。

礼失求诸野。

湖南道县人周敦颐，不同于宋初学者对于佛道的一味批判，他在继承宋初士人复兴儒学的基础上，融合佛道，从本体论高度论证儒家道德及统治方略，为理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打破了中国儒学的“千年幽暗”。

道县月岩，南岭典型的喀斯特岩洞，东西两洞门对峙，洞顶中空，从东门进入，蔚蓝的天空被圆形的洞顶裁剪成月亮模样，仰望天空，下弦月、满月、上弦月、新月，洞口天空的形状依次变化。

据说，周敦颐就是在此悟道，后来融合佛道思想创制《太极图说》。249个字的《太极图说》中，周敦颐描绘了一个庞大而精密的宇宙生成模式，“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最高本体，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阴阳运动变化，生五行，五行动，生万物。

由天及人，《太极图说》还论述了人的地位和本质，人性与道德的起源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弥补了传统儒学的理论缺陷。《太极图说》也因此被称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之作。

生前的周敦颐并没有享受到学术宗师待遇，在当代人的眼里，他只是一个《易》学饱学之士，官做得不大，颇有政绩，“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诩。尤乐佳山水……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

建立理学学派的是河南的程颢、程颐。二程少时受学于周敦颐，在周敦颐的思想基础上于洛阳创立理学学派，授徒讲学，众多士人学子从游。二程之学南传，由二程高弟、“洛学之魁”谢良佐传给福建武夷胡安国，再由胡安国传胡宏，胡宏而张栻。

湖南，在静静等待他们的到来。

南宋建炎年间（1127年—1130年），因战乱，胡安国携子避难荆门，随后移居湖南，在湘潭创办碧泉书堂，随后又在衡山的紫云峰下建造文定书堂。胡氏一门著书立说，影响巨大，湖湘学子们慕名求学问道。造诣最深的胡宏，在衡山隐居二十多年，“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开创“性本论”，终成理学大儒。

在他的推尊下，周敦颐被确立为理学宗主，从祀孔子庙庭。衡山，成为理学传播的新中心，湖湘学派，从此崛起。 和主流的理学注重心性论不同，湖湘学派胡安国以《春秋》为“经世大典”，胡宏主张“以仁致用”，张栻强调“知行互发”，创立之初的湖湘学派就有非常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这也成为湖湘文化的底色。

胡宏没有等到属于湖湘学派的最高光时刻。这次的“高光”，出现在长沙岳麓山。

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9月8日，胡宏的福建老乡、理学后起之秀朱熹，在湘江码头登岸，湖湘学子奔走相告。邀请朱熹来湘的是胡宏的得意门生、岳麓书院主教张栻。

乾道元年（1166年），湖南安抚使刘珙修复被毁的岳麓书院，邀请张栻出任修复的岳麓书院主教。张栻明确反对以应付科举考试，反对以汉唐的传注经学为教学内容，提出书院教育应培养“传道济民”的经世致用之才，岳麓书院，焕然一新。

张栻与朱熹，均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张的老师是五峰先生胡宏，朱的老师是延平先生李侗。这注定是一场响彻千古的对话，也是闽学与湘学的一次直接交锋。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两人往来于湘江两岸，在岳麓书院和城南书院讲学，“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涸，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

他们相与辨析的，既有心、性、理、气等理学重要概念，还包括太极、仁、《论语》、《中庸》、《孟子》以及胡宏的《知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

朱张会讲是两宋时期湖南文化活跃的一个缩影，湖南，成为理学最重要传播中心之一，四大书院中，湖南占了两个（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岳麓书院更是成为最早的理学基地。

濂学、洛学、闽学、关学在此碰撞、交流、融合，这种交流、讨论在内涵上超越理学心性论，主张经世致用，这才是岳麓书院在两宋众多书院中一枝独秀的原因。

“潇湘为洙泗，荆湖为邹鲁。”朱张会讲之后，湖湘一脉的文运气象廓开。湖湘文化也进入中国文化舞台中心。多年之后，岳麓书院经世致用的教学理念，终于开出花来，一大批岳麓学子走向历史舞台，这次不只是理学的辩论和传播，而是，改变世界。

株洲分袂亭南，1166年，朱熹与张栻在此依依惜别。图/石彦科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后，将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统一思想，宋明理学达到巅峰。官方化的理学，经过修剪，“存天理，灭人欲”、八股取士、三纲五常……曾经以改变世风、挽救国家为目的的宋明理学，也不可避免地走向僵化，“经世致用”已成空谈。

高度的思想统治虽然换来了王朝短暂稳定、繁荣，却也为大明的灭亡埋下伏笔。明朝中叶之后，程朱理学与大明王朝一起逐渐走向没落。

重新扛起理学大旗的是衡山人王船山，他是宋明理学的总结者，也是终结者。衡山，这座聚集了儒释道三家的名山，再一次被写入湖南思想史。

王船山跟屈原一样，是经历过亡国之痛的。王船山出身衡山书香门第，父亲和兄长都是程朱理学的拥趸，天资聪颖，曾经求学岳麓书院，师从吴道行，学习朱张之道。二十四岁考中举人，如果没有意外，王船山会有一个学而优则仕的美好前途。只是，意外很快到来。

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踌躇满志的王船山与同样中举的兄长入京参加会试，没想到张献忠、李自成带领的农民军很快席卷了大半个中国，北上受阻，只能从武昌回到湖南。更让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年，李自成就攻克北京，崇祯皇帝自缢，大明，亡了。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王船山不是在避战乱，就是在避战乱的路上，一路漂泊，父兄、叔父叔母最终也没能逃过死于战乱的命运。顺治五年（1648年）十月，王船山与夏汝弼、管嗣裘、僧性翰在南岳方广寺举行武装抗清起义，战败。是年冬，王船山至肇庆投奔永历。

衰弱的南明王朝，依旧沉醉于钩心斗角、相互倾轧，王船山卷入内部争斗，几陷大狱。一路辗转终于回到衡阳，决心隐遁石船山，潜心治学。不剃发，出门头戴斗笠，脚踩木屐，“不顶清朝天，不踩清朝地”，这是这位前朝遗臣最后的倔强。

一个反清斗士隐居山中，一个思想家徐徐升起。大明为什么会大溃败？悠长的中华文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王船山在深山望向天空，不断自问、反思。

隐居深山的王船山是个继承发扬者，也是个反传统的斗士。

“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他是周孔之教的文化传人，也继承了蛮人、楚人的刚烈气质和血性意志。

长沙湘江边朱张渡的舟楫 图/溪客

他反对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继承了张载的气本论，倡导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反对空谈性命的义理之学，提倡经世致用之学术；反对君主专制，“以天下论者，必循天下之公，天下非一姓之私也”，超前地提出了“公天下”的主张；他还认为，士农工商平等、义利并重；甚至反对人为干预经济……王船山的思想无疑是超越时代的。

令王船山唯一难以释怀的，是清朝灭亡了明朝，在他华夷之辨的论述里，他甚至激进地说：“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他的华夷之辩，成为民族主义的滥觞……

清朝没能改变固执的王船山，王船山的学术思想却深刻影响了整个清中叶以后的湘学学统，也深刻影响了湖南和中国。

清道光以后，湘学以全新的姿态、全盛的面貌出现在中国学术史上，各类学术思潮、学术流派涌现，不过，经学经世派，理学经世派维新派，革命派都将自己作为船山学统的传人。

两百多年后，王船山终其一生对抗的大清终于也走向没落。王船山所推崇的豪杰，如雨后春笋般在湖湘大地出现，陶澍、贺长龄、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郭嵩焘、谭嗣同、黄兴、蔡锷、宋教仁……他们多是王船山的拥趸，深受王船山思想的影响，他们秉承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或挽大厦于将倾，或开眼看世界，或以鲜血“驱除鞑虏”，湖南人在王船山的“注视”中终于登上历史舞台中心。王船山“驱除鞑虏”的梦想终于得以实现，他关于“公天下”的蓝图也徐徐展开。

王夫之亲笔题的“涌几”，就在南岳朱张古道的起点。图/卢七星

湘江西，正在被会玩的人占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