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大佬相隔千年相同的忠告：好好读书莫要做官

2012年12月6日，北京市检察院指定第二分院对刘志军进行审查起诉后。次日，检察官便告知被告人有权委托辩护人。

但刘志军主动放弃了这一法定权利。

 随后，北京市法律援助中心为其指定钱列阳担任辩护律师。刘志军与律师交流时一直回避高铁和案情。

他对律师说：高铁很让我伤心，除了法律和高铁不谈，其他什么都可以谈。犯罪指控本身，我都认，事实都是这样。

他不仅放弃自己辩护，叫律师也放弃辩护。感觉他已经看淡生死。

庭审后，他对律师说：无论生死，都不上诉。

律师最后问“有没有话要带给你女儿？”他回答，没有什么要说的。只是叮嘱她一句话，“千万不要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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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人三段婚姻三架政治阶梯，做大事先做大官。 刘志军是湖北人，像家里祖辈务农的乡亲一样，能期待的未来就是，有一份安稳营生、一个勤快的老婆、一双儿女，人生就满足了。

19岁那一年，一个意外的机会让他进入了铁路队，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没有任何权力背景的刘志军能够迅速上升，与他的婚姻应该有密切的联系。刘志军有过三段婚姻，

   刘志军的聪明与勤奋得到时任武汉铁路局副局长黄从全的赏识，将其调任江汉货运站的团委书记后，又把女儿许配给他。（一说侄女）。

  凭借这段婚姻，刘志军的社会阶层得到跃升，踏上了他以后叮嘱女儿千万不要踏上的仕途。

   当刘志军从退休的黄局长手里接过权力棒之后，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刘志军的第二任妻子是军界某高官的女儿。当刘志军进京之后，这段婚姻也随着他高官岳父的退休，而很快宣告终结。

    刘志军的第三任妻子是比他小10岁的公务员，家世背景如何，并没有相关消息，但也应该不是泛泛之辈。

    离婚是官场大忌，但刘志军不仅没有因为家庭问题而影响升迁，他的每一次的离合，还都使仕途发生了利好的巨变。

   刘志军的第一段婚姻期间，开启了进入官场之门，改变了人生轨迹。

    他的第二段婚姻期间，积累了大量的人脉资源，由地方局进入铁道部核心层，成为一步登天的踏板。

      第三段婚姻期间，刘志军铁道部“一哥”8年不可撼动的地位。

     究竟是纯属偶然的巧合，还是深思熟虑的政治姻缘？

升官、发财、换老婆，多少官员在追逐这个梦想中心折戟沉沙，刘志军三段婚姻，换出了仕途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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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带出的人都有一股匪气，有时开会的开场白是弟兄们，而不是同志们，他一落马，很多人跟着进去了。

一股匪气，讲江湖义气，懂得照顾人，给人面子。刘志军留给下属最多的印象。

这种性格个性完全展露在工作中。当了部长以后，刘志军看中的干部，不论对方过去学历政绩如何，只要有想法，能干事，被他相中，当场提拔，组织手续以后再补。

可以说，刘志军身上有着浓厚的匪气，这种习气让很多人看不惯，但也成为不少人拥戴他的理由。

他如果不喜欢，就直接撸掉，没有一句多余的话。

刘志军出了名的念旧，怀旧，尤其是他认为的朋友。

每年“两会”时，一些地方官员进京开会，只要是刘志军的朋友，他必然会到车站迎接，不管是处级还是厅级，在部长任上也一直保持不变。 

丁书苗看到刘志军的这种性格特征，通过刘志军下属渐渐与刘的妻子打成一片。

只要刘志军答应帮忙的事儿，他就一定会帮到底。

还有一部分找刘志军疏通关系当上政协委员或者人大代表，尤其是老家的人，刘志军都会鼎力相助。

此外，铁路系统的下属在职务升迁、工作调整上若需帮忙，刘志军一般也会给面子。

刘志军落马后，知情人表示，说他受贿6000多万元，这可以说自我约束比较强了，他如果真想收，肯定不止这些。

刘志军对自己的兄弟伙也格外关照，同他一起出身“东北方面军”的何洪达是铁道部政治部主任，曾是哈尔滨铁路局局长，而刘志军此前是沈阳局的一把手，两人感情甚笃。

2007年12月，何洪达被带走调查，刘志军授意丁书苗找人疏通关系，希望从轻处罚何洪达，并给丁书苗30亿元的项目作为回报。

丁书苗不惜斥巨资托人，没想到遭遇了骗子。

检察机关指控称，2008年11月至2009年11月间，被告人刘琳以帮助疏通关系从轻处罚何洪达为名，骗取丁书苗、侯军霞(丁书苗之女)3000万元及沃尔沃吉普车一辆(变卖后获利80万元)。

刘志军当部长那些年，铁路系统对刘志军又爱又恨。

爱的是，在他带领下铁路事业终于告别“人均铁路一根烟长”的尴尬局面，多款自主研发的高速列车是拿得出手的硬货。

恨的是刘志军霸道蛮横，“想用你时你就升，不想用你时你就滚，有时三更半夜把你喊来开会骂一顿，让你摸不着北。”

一位与刘志军相识20多年的老铁路人表示，刘志军是个比较仗义的人，敢于大刀阔斧做事敢于承担责任。

“铁路系统臃肿懒散，刘志军如果不够霸气，很多政策就难以推行下去。这种做事风格或许是推动铁路进步的必要手段。”

“他让你什么时候出成果就什么时候出，没有理由的。”昔日同事评价道。

   长期以来，中国铁路是个极为特殊的部门。

数百万职工中很多家庭是从小长在铁路大院，工作在铁路系统，一辈子都吃的是“铁路饭”。

刘志军在任时，大部分的资金都投入到铁路建设，一线职工不仅钱拿得少，而且工作强度越来越大，甚至连续几个月都得在列车上度过，有家难回。

在这种背景下，刘志军还大力进行人事改革，说撤铁路分局就撤，说要砍掉一个项目就砍掉，谁反对谁就下岗。

  听到一线铁路职工抱怨，“年收入才3万元，而其他垄断企业都有五六万元，你丢人不丢人？翻到6万元，那才叫本事”，话传到刘志军耳朵里，马上安排人来做“思想工作”，要求作检查。

刘志军当“末代铁道部长”时，铁道部内部已经开始酝酿机构改革，这种涉及无数人饭碗的事情，也全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与他亲近的，升官发财，捎带鸡犬升天；与他不和的，轻则被贬职，重则直接踢出铁路系统，这种“一言堂”的作风得罪了不少人，也搅乱了原本平稳有序的铁路运输管理系统。

虽然刘志军提出“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但一场涉及相对封闭系统内200多万人的巨变怎么可能顺利进行，各方利益的平衡又谈何容易，闹到最后还是搁浅。

刘志军对内对外一律强势，对系统内反对意见坚决打击，在其任上，地方铁路局局长纷纷易人，对外则封杀呼吁铁路改革的媒体和专家。

但在支持者看来，“要是太仁慈根本没人听你的，不霸道也不行啊。”

历届铁道部长中，刘志军遭到的非议最多。

不仅仅是因为他搞改革招来非议，而是有时候让人感觉铁道部就是他自家的二亩三分地。

2005年，刘志军对铁路管理系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撤销分局合并站段，对基层进行大砍大杀。

遭到抵制是必然的，他在任期间几个重大旅客列车事故其实都与运输管理被打乱有关。

此外，气势如虹的高铁蓝图也有人提出质疑，其中反对最激烈的当属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几名教授。 

教授们认为，西部的一些铁路项目，本来就没有开建的必要，像贵广、兰新这些线路，在刘志军时代都被搞成时速350公里的标准。

教授们表示，这些地区相对落后，应该先建一些货运线路和普速列车的线路。这么高的标准，西部的民众根本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去承受那么高的票价，最后这些铁路上座率很低，根本收回不了成本。

刘志军时代开创了铁路建设“部省合作”的新模式：铁道部和地方政府共同合资建设铁路，铁道部负责工程方面，地方政府负责沿途的拆迁工作。

地方政府很多都希望把铁路建到当地，从而有利于当地的发展，刘志军正是迎合了他们的这种心理。

教授们认为，当时我国铁路行业最突出的问题是过度投资和超能力建设，铁路建设正由于主管部门的亢奋突进而处于一种失控危险中。铁路部门的决策行为没有任何必要的制约或约束，一个本已十分脆弱的公共服务行业竟一下子变为最大手大脚花钱的部门，不但造成现阶段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必然引起今后长时期内大范围经营亏损难以扭转。

教授们表示，铁路对中国来说，有必要加快建设。但铁路早已不再是一个高盈利的行业，而是一个面临着激烈竞争而且在资金链方面相当脆弱的公共服务部门，因此，是一个特别“经不起折腾”的行业。

这些反对意见传到刘志军的耳朵里后，他感到甚为不悦，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点名批评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几名教授。

“本来有许多同学在铁道部工作，后来刘部长点名批评几次过后，铁道部的一些研讨会也不让我们参加了，同学们也不敢和我联系了。”教授们说。

某位对刘志军多次批评的教授，有位博士生在地方路局当领导，承担着运输改革试验，进度缓慢，让刘志军大为光火，批评该路局“搞另一套”与铁道部对着干，后来这名领导被查入狱。

湖北省鄂州市牌坊村刘金湾，刘志军出生在这里。村里的老辈人说，这村子以前请名士看过，风水极佳，自古以来有传言，外人到此“文官要落轿，武官要下马”，因为这里将出朝廷大员。

刘志军在家中排行第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下面有一个妹妹，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胞弟，就是被判死缓的原武汉铁路分局副局长刘志祥。

刘志军祖上都是农民，在少年时就负起了家庭重任，放假时要和父母一起干农活。

2011年初，家乡父老从电视上看到刘志军落马的消息后，震惊之余颇为伤感与惋惜。

谈起刘志军，老人们似乎都有说不尽的夸赞：“娃很孝顺，经常给长辈打电话，关心母亲，小时候很可怜，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人品没得说。”

在湖北省鄂州市牌坊村刘金湾，刘志军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当官后对家乡照顾有加。

老乡们都称赞，镇上的一些公路就是通过刘志军争取到资金来修的。

2004年11月26日，铁道部与湖北省签署了一份旨在发展湖北铁路的文件。这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央企地方合作。

他的故乡鄂州，更是因为刘志军的关系，在铁路建设上获益最大。当时某途经铁路规划时没有考虑鄂州，当地政府找到刘志军后，他立即下令修改线路，绕路也要修到当地。

此后，仅2009年，湖北省境内在建的铁路项目达22项，建设总投资1600亿元。

老乡刘益民说，刘志军是个很实在的人，许多年前刘志军回过一次村里，从村口走路进来，遇到谁都客客气气打招呼。

1972年2月，初中毕业的刘志军赶上铁路招工便到修路队做养护工，因为字写得好，后来成了队里面的文书。

1981到1984年，他先后在华东交大基础课干部学习班和西南交大运输管理专业连续进修。

1983年武汉铁路局再次被撤销，成为郑州铁路局管辖下的武汉铁路分局。

1984年刘志军学习结束后，马上成为武汉铁路分局江岸车站站长，3年里一路被提拔到分局党委书记，调任广州铁路局1年后，重回武汉担任武汉铁路分局局长，时年35岁。

刘志军突然跳出铁路圈，于1991年9月至1992年8月调任湖北省国防工办党组书记。

知情人士回忆，刘志军在郑州局很窝囊，那里很排外，他被排挤得一气之下离开铁路系统，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关系圈，级别远高于他的岳父。

“这次不得已的调动，最关键的是解决了刘志军的级别，一下子从副厅级升到了正厅级。”5个月后，刘志军以正厅级身份返回铁路系统，担任沈阳铁路局局长。

随后，他的仕途进入快车道，1994年11月，成为铁道部运输调度总长，1996年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培训班结业后，升为铁道部副部长。

火速提拔的背后，是刘志军出众的能力。

他出口成章，业务精熟，对铁路事业发展，见解颇深。

1994年11月，刘志军成为铁道部运输调度总长，1996年中央党校中青干部培训班结业后，升为铁道部副部长。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刘志军被请去开会，在国家领导人面前滔滔不绝讲了个把小时，国家领导人感到他提出的铁路发展方向比较正确，就决定用他，后来还惹来了个别副部长的不满。

2003年，50岁的刘志军升任铁道部部长。

刘志军执掌铁道部后，北京复兴路10号的铁道部大楼里时常会出现夜半依然灯火通明的加班场景。

刘志军在落马前已有征兆，但他并不急于交代“后事”，而是走遍大江南北验收铁路工程。

2011年1月19日，当年的春运在这一天拉开帷幕。

往年这个时候刘志军指挥春运会战的场景都会登上头版头条，这次却一反常态，老刘罕见地消失十几天，所有活动改由副部长出席。

1月27日，刘志军出现在京沪高铁济南西站工地。

此后的半个月时间，这位被人称为中国“高铁之父”的铁道部部长一刻不停，长时间、长距离连续乘坐了沪杭高铁、长吉城际高铁、包西铁路等他任上开通或上马的铁路线，行程7000余公里。

当时，刘志军似乎已经知道自己的事业生涯时日无多，要在走之前再检阅一遍自己任上的所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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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长期规划，高铁项目在2007年正式上马。

刘志军在推进高速铁路发展方面很有手段，对谈判、贷款、向国家要钱都很积极，并且改变了过去由铁道部一家自掏腰包的建设方式，与地方合作引入资本，降低了部里的负担。

流传最广的，就是一场阳谋谈判。

刘志军将日本、法国、德国和加拿大几国的高铁生产制造商们，全部请到北京，让他们竞争。画家刘志军画出了一张大饼——中国的高铁项目，订单数额史无前例，铁道部资金充裕到无法估算。

他首先通过对投标企业条件的限定，让铁道部处于绝对主动的位置。简单点说，当时铁道部招标是“两个标准，三个原则”：一是投标企业必须是中国企业，外国企业不能直接参与投标；二是中国企业如果没有成熟技术的国外企业支持，也不得参与投标，等于把“中华之星”“蓝箭”等国产动车组挡在了门外；围绕上述标准，铁道部还规定：关键技术必须转让、价格必须最低、必须使用中国品牌。铁道部还要求，国外厂商投标前，必须与中国国内机车车辆企业签订完善的技术转让合同，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取消投标资格。由于当时符合招标的中国企业主要为南车四方和北车长客，这就意味着西门子、庞巴迪、阿尔斯通以及日本高铁制造企业必须和这两家企业合作才能参与投标。

铁道部当时搞了一个叫作“技术转让实施评价”的考核环节，意思是即便企业中标，但铁道部也先不付钱，而是得看中标外企教授中国企业的技术效果如何。只要是国内企业没有学好，铁道部就不付钱。也就是说中标企业不仅要手把手教，还得确保自己的“学生”学会，只要国内企业没有学好，铁道部就不付钱

川崎、西门子，甚至将专利技术和压箱底的重要零部件都拿来出来。刘志军拿到了价格最优的技术转让协议。

湖南文艺出版的《高铁风云录》书中，作者写道：“2004-2006年铁道部共采购动车组280列，共计553亿元，这笔费用最后只有23亿作为技术引进费用支付给了西门子、阿尔斯通和日本企业。”若干年后，伴随时速达200公里/小时的“和谐号”规模上线运行，我国终于也进入了高铁时代。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有了技术，中国人什么都能造出来。那些年，刘志军的敬业精神，令外界印象深刻。

北京至天津的高铁进行300公里试验运行时，刘志军专门坐在车头位置，为此工程人员十分紧张，丝毫不敢懈怠。

危险的高铁实验让“领导先坐”，8年火车票在春运期间不涨价。刘志军的格格不入，褒贬不一。

虽然遭到单位领导抵制和多位知名经济学家的公开反对和抨击，但刘志军仍然我行我素。

刘志军对这样做的解释是，自己“农民的儿子”，不能让票贩子盘剥农民工的血。

刘志军家住铁道部附近，每天早晨6点多散步过来，早上开会听汇报，下午有时研究有时出门检查，经常楼里面快没人了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有时候半夜翻材料发现问题，他就把相关部门负责人叫过去开会，马上研究解决思路，拿出方案，定出时间。

刘志军处理问题雷厉风行十分强势。

2010年12月3日，京沪高铁枣庄至蚌埠间的先导段联调联试和综合试验中，CRH380AL“和谐号”高速动车组最高运行时速达到486.1公里。

当时刘志军亲自试乘，并在驾驶室督阵，要求列车驾驶员冲到极限速度并长时间保持。

刘志军率领下的中国高铁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时速486.1公里被纳入中国名下，中国350公里平均运营时速也成为世界高铁运营的最高标准。

霸道之外，刘志军很多做法堪称“狡猾”。

他对外高喊铁路要“跨越式发展”，实际运作却采取“悄悄进村”的方式。

比如当初修建北京到上海的高铁，因为采用什么技术，光讨论就花了近10年。

刘志军上任后，不提京沪线也不说“高铁”，而是借解决春运难问题的机会，直接修建所谓“客运专线”“城际铁路”“第二双线”，等通车后再宣布其为高铁。

如此“瞒天过海”的手段也确实出人意料地成功，还没有反应过来的高铁反对派，在尚未分出什么是“城际铁路”，什么又是“客运专线”时，高铁已经通车了，说啥都来不及了。

实事求是地说，当时很多高铁建设相比国外确实创造了很多奇迹。

比如北京到广州的“客专”（京广高铁）几乎建在一座从北京延伸到广州的没有弯曲的大桥上，CRH列车可以用380公里的速度跑完全程而无须减速；石家庄和太原之间的客专（石太高铁）通过一个过山隧道直接穿过了整座太行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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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刘志军毫不遮掩的“江湖气”，山西女商人丁书苗才逐渐与其熟悉起来。

丁书苗，家乡绰号“傻娘”，人高马大，小学都没毕业，文化不高，要姿色没姿色，要身材没身材，就是胆子大。

她早年就是个倒卖鸡蛋的小商贩，后来在煤炭大潮中当起了掮客。

那时的丁书苗资源有限，只能从山西铁路系统拿到一部分车皮。

九十年代末，因为某些渠道，丁书苗认识了刘志军的妻子，才与其搭上线。

相比周围总是阿谀奉承的下属，丁书苗说话直率，喝酒也豪爽，做事风风火火，很对刘志军的脾气。

丁书苗通过和刘志军的接触，很快就明白对方不缺钱，但是“缺人陪”。

心领神会的丁书苗便悄悄在高档酒店开设房间，安排不同的美女来陪刘志军“解闷”。

这些美女既有白领丽人，也有大学生，让刘志军十分满意，自然要关照丁书苗。

当时，刘志军每年批给丁书苗公司500万吨的车皮指标，在铁道部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在大宗商品短缺的时期，铁路货运指标历来十分紧张，丁书苗每年仅靠这项“照顾”就能净赚数千万。

随着刘志军的口味越来越高，这些身份的美女已提不起他的兴趣，开始有意疏远丁书苗。

为了维持与这位“财神爷”的关系，丁书苗使出了一手“绝活”。

当时，某部古装剧四处找投资商未果，丁书苗以下属某公司的名义投资了巨额资金，借此让制片方选女演员去陪刘志军。

有了这层关系后，丁书苗与刘志军的关系越来越深，也被铁路系统所熟知，人称“丁姐”。

许多铁路系统想要提拔的官员想接近或升官，无不先通过丁书苗操持，她在此期间，轻轻松松又赚了上千万元。

根据后来审理查明，刘志军通过铁路项目、获取铁路车皮计划等方式，帮助丁书苗及其亲属获利多达30多亿元，其中有相当部分被丁书苗送回给刘志军。

而刘志军的落马，最初的线索也正是来自丁书苗。

2008年，总投资2000多亿元的京沪高速铁路开始修建，这是当时我国最为重要的一条高铁线路。

为了保证资金用途，审计署决定改变过去钱花完了才审计的模式，对这个重大建设项目进行跟踪审计。

审计过程中，主管部门发现一家中标公司的5000万元资金存在严重的违规操作嫌疑，开始秘密侦查。

而那家涉案的名为东润的公司实际控制人正是丁书苗，其中还涉及她控制的博宥集团，这是长期与铁道部门合作的一家公司。

由于东润公司及其背后的博宥集团存在严重的利益输送问题，审计署便将这起违规问题线索移送给中央纪委，并就此成立了专案组。

专案组调查发现，丁书苗多家公司存在各种资质不够及违规情况，但依然中标。

不仅如此，调查还发现京沪高铁项目建设中，许多施工单位也都需要丁书苗参与才能确保中标。

显然，丁书苗背后有着极为重要的“靠山”，才能帮她在这么重要的工程拿到和控制招投标评审。

中纪委介入后，更是惊讶地发现博宥集团几乎没有交过税，却靠收取各铁路施工企业中标中介费赚了近15亿元。

如此触目惊心的蛀虫，怎么可能任其肆意横行下去。

2010年12月21日，中央纪委收网，丁书苗被专案组控制，对刘志军暂时按兵不动。

一个月后，一年一度的春运拉开帷幕，这是全国铁路系统最为繁忙的时间段。

颇为反常的是，那时铁道部的机关报《人民铁道报》头版上，经常亮相的刘志军罕见地消失了近半个月，所有的活动均由副部长代为出席，引发诸多猜测。

直到半个月后的1月27日，刘志军才出现在京沪高铁济南西站工地。

此后的十多天时间，刘志军连续乘坐了沪杭高铁、长吉城际高铁、包西铁路等高铁线路，总行程7000余公里。

一路上，平时喜欢途中与人玩笑的刘志军凝视前方，不发一言。

显然，他之前的消失不是偶然，也已经知道自己的结局，希望用最后的时间重新检阅上任8年来的建设成果。

2011年2月12日，新华社正式发布消息，刘志军涉嫌严重违纪，被免去铁道部党组书记、铁道部部长职务。

2月28日，刘志军的嫡系干将，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副总工程师张曙光被停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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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丁书苗而言，也许并不是在法庭上她才后悔，当与刘志军等人的利益同盟关系出现危机苗头的时候，她就后悔过。　　

      但是，直到她2011年初被采取措施调查后，她才真正放弃了侥幸的心态。而在此之前，刘志军和丁书苗一直采用各种方式做最后的挣扎。　

     2008年，丁书苗认识了时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外资项目管理中心主任的范增玉。

   之后在2008年至2010年间，丁与范商议，由丁向该中心进行捐款，再由范为其安排在有关表彰会上发言、在有关刊物上刊登慈善事迹等。为此，丁先后38次给予范增玉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4000余万元。　　

      2010年3月，丁书苗在去瑞士时发现自己被限制出境，她觉得要加大做慈善的力度了，于是就跟范增玉商量，让她在更多的活动中曝光，获得领导肯定后，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范增玉的证言表示，丁就是想通过他进行捐款，提高知名度，认识更高的领导人，以逃避司法制裁。　　

    丁书苗多年养成了“背靠大树好乘凉”心态。但最终，范增玉不仅没有能够拯救丁书苗，相反，其也因为贪污、受贿和诈骗犯罪而接受了司法机关的审判

　　除了范增玉，丁书苗还在更大维度上进行了挣扎，这一维度内的挣扎，实际上也是刘志军的挣扎。

　　据知情人介绍，山西人丁书苗曾经为山西籍的很多官商组织的活动埋单。尤其在行将末路的2008年之后，丁书苗对类似活动的痴迷程度非同寻常。

　　她在一个不公开的组织上担任重要的中间人角色，网络了大批官商。据知情人介绍，很多参与者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组织后来竟成为有关部门侦破几大要案的重要线索。

      曾参与这一组织的多名副部级甚至更高级别的山西籍或与山西有密切关联的官员，成为十八大后反腐的主要对象。

　　丁书苗的挣扎几乎到了极限。她发起成立的英才会所，邀请了多国政要和前政要担任会所高级咨询理事。

　　2009年7月，位于北京CBD区域核心位置的北京伯豪瑞廷酒店正式挂牌成为五星级酒店。这家酒店的投资人之一正是丁书苗。在此，丁书苗出资协办了首都秘书界新春联谊会，几百位官商出席。

　　然而，无论如何，丁书苗及其背后刘志军最后的挣扎，都未能阻止他们政商关系的最终崩塌。而其身后事，则成为反腐败进一步破除山头、圈子的最好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