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争鸣】论中国话语的生成逻辑及演化趋势

中国话语有其内在的生成逻辑，“问题”与“话语”、“理论”与“话语”、“权力”与“话语”、“民族话语”与“世界话语”、“话语霸权”与“话语复兴”是理解中国话语生成逻辑的几组关键词。

一、“中国问题”是贯穿中国话语的生命线

建构中国话语要有“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所谓中国问题，是指“中国特有”“历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①。所谓中国话语，主要是指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展开的理论叙事、话语言说。这里需要回答，人类性问题是否构成中国问题?围绕人类性问题而展开的话语是否构成中国话语?我们认为，一般说来，人类性问题、世界性问题若非与中国问题具有某种共同性，就不属于中国问题；但是，中国话语则包含着关于人类性问题的言说。

　　“问题”是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中国问题”是贯穿话语的生命线，中国话语的创新始于问题的发现，有问题的地方，才有话语创新的空间；问题是话语的生长点，“问题”丛生的时代，往往也是“话语”中兴的时代。“中国话语”只有建基于“中国问题”之上才是现实的，“中国问题”也只有提升为话语中的“问题”才是深刻的。

　　“话语”是展开了的“问题”。理论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话语”也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中国话语”绝不是思想家头脑中主观臆造的，也不可能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之外。中国话语生成的大逻辑即是问题逻辑，牢牢扭住中国问题，眼睛紧紧盯着中国经验，按照中国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中国，说明中国。正如马克思所说：“只要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②。说到底，“中国话语”是被激活了的“中国问题”，是展开了的“中国问题”，是融汇了“中国问题”的一种理论自觉。波普尔曾指出，理论知识的全部问题完全可能起源于实际问题③。离开了产生问题的生活基础，任何问题都只能是空洞的概念，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中国话语也是空洞的独白。问题有了生活气息，话语才能接地气。话语与生活的整个对立是彻头彻尾的虚妄，说存在一种跟生活完全无关的“纯粹话语”，也是彻头彻尾的神话。当代中国正处于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中国话语如不能自觉捕获人类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无疑会成为一种落伍的“独白”。

　　“问题”的质量决定“话语”的分量。中国话语不能绕开中国问题，然而，现实生活中，矛盾和问题往往是散在的、漂浮的、杂多的，并且杂陈于不同的层面，并不是社会生活中所有的矛盾和问题都能上升为“话语中的问题”，成为研究的课题。有些问题属于细枝末节、鸡毛蒜皮的问题，没有价值去研究；有些问题属于常识性的问题，本身并不蕴涵深刻的理论问题，没有必要去研究；有些问题受制于当下的历史条件，尚未充分展开，还没有可能去研究。只有那些“中国特有”“历史形成”“普遍存在”“根深蒂固”和“长期影响中国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才是最为紧要的中国问题，才是中国话语建构绕不开的问题。可见，中国话语建构仅有“问题意识”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问题的“质量意识”。学术界对“中国问题”的把握越准确，提出的问题越有质量，“中国话语”才会越有分量。

二、“中国理论”构成中国话语的核心构件

理论是系统化的知识，话语则是理论的外化。中国话语作为“一个有机的生物系统”④，中国理论是其中的核心构件，中国话语依托理论的支撑得以立基。

理论可以转化为话语，但理论并非直接地等同于话语。世界上不乏理论，但未必每一种理论都能成功地转化为流行的话语。有些基础性的理论本身远离现实生活，这些理论可以为学术共同体所津津乐道，但不太可能上升为大众的生活话语和社会的主流话语；有些理论是书斋中闭门造车的产物，是学院化的成果，这样的理论注定只能孤芳自赏。只有那些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才可能转化为中国话语。

　　中国理论能否转化为中国话语，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论本身是否彻底。成熟的理论体系是学术话语的主体支撑，是话语体系的核心构件。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⑤理论不彻底，不能说服人，不能成为学术共同体普遍遵循的话语，不能成为大众普遍接受的话语。尽管我们发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某些谬论也可能上升为主导性的话语，掌握统治性的话语权。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纳粹主义话语”，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的“历史终结论”。但从整个历史阶段来看，任何由谬论或者狭隘的利益支撑起来的话语终归是被否定、被抛弃的，终归是由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表达真正理性主张的话语所取代。话语权的生命力，就在于它必须是体现历史进步要求的真理。

　　第二，理论是否具有对现实强大的解释力。话语不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是话语中把握到的现实世界，是现实世界的话语表达。理论与现实无缝对接，围绕时代性的问题给出科学的解释和说明，这是理论转化为话语的关键。理论与现实的间距越小，理论的解释力、说服力越强，理论就越有分量、越有市场，越有可能成为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话语、大众的生活话语以及社会的主流话语。相反，理论越是远离现实，理论转化为话语的概率就越低。解释时代性问题的能力是衡量一种学术话语合理性与价值的根本标准。话语体系的生成逻辑表明：不是话语塑造现实，而是现实塑造话语；不是话语改变历史，而是历史改变话语；不是主观臆造话语，而是实践建构话语。

　　第三，理论是否提供了某种成熟的研究范式。普遍遵循的研究范式和解释框架构成学术话语体系的在场方式。成熟的理论必须具有为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相对稳定的研究范式，包括话语语汇、核心概念、语法逻辑、话语规则以及价值立场等等。开放融通的话语语汇和核心范畴是铸造中国话语的基本要件，缜密规范的语法逻辑和话语规则是构建中国话语的基本方法，普遍认同的核心价值是支撑中国话语的内在灵魂。

　　第四，理论是否内化为大众的思维方式。话语的大众化、生活化是衡量中国话语成熟度的主要标志。理论要成为具有号召力的学术话语，必须拆掉理论与大众之间的壁垒，让理论说“大众话”，让学术话语上升为生活话语。中国话语绝非仅仅供学术共同体自娱自乐的工具，它完全可以超出学术圈子，成为大众的生活话语，内化为大众的思维方式，外化为大众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成为大众理解社会、说明社会、改造社会的理性工具。比如，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学说既是统治集团的官方话语，也是民间话语；既是士大夫阶层的精英话语，也是普通百姓的生活话语；既是官方推崇的主导话语，也是社会流行的主流话语。这说明理论与话语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

　　第五，理论是否具有转化为话语的权力支撑。现实中总是存在这样的情况：明明说的有理，然而和之者寡；明明是强词夺理，却信之者众。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福柯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说什么并不重要，关键是谁在说，话语权的强弱往往是由说话者地位高低决定的。比方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6亿多人脱贫，被认为与民主、人权无关；中国政局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被认为与民主、人权无关；而西方一手制造欧洲难民危机和人道主义灾难，却被看作捍卫民主人权。究其原因，皆由西方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方面的绝对权力所致，西方藉此垄断了话语的定义权和解释权。

三、建构中国话语，“权力”不能缺席

“话语”与“权力”相辅相成、相互扶持，二者是一种隐秘性的共谋关系。“国家权力”需要话语为其合法性进行辩护，缺乏话语的支撑，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文明国家。同时，“话语”也需要国家权力为其提供强大的后盾，缺乏国家权力的支持，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话语权。“话语”作为一种软实力，“权力”作为一种硬实力，软硬结合，方能相得益彰，行稳致远。

　　其一，权力支撑话语。权力与话语的相关性，首先表现在国家权力(核心是经济、政治、军事的硬实力)构成话语的支撑要素。有了国家权力的支撑，话语才可能上升为话语权力，话语才可能确立和巩固自身的“合法性”地位。在封建专制社会，只有统治集团的话语权，其话语的权威不在于话语本身，而在于说话者的权威地位和身份，表现为“以力服人”。近代以来，“以力服人”的逻辑没有过时，只不过辅之以“以理服人”。世界权力场“中心—边缘”的分界线同样也是世界话语场的分界线，世界舞台上“主角—配角”的分工同样也是国际话语舞台上的角色分工。“拿实力来说话”是通行的国际话语规则，国际话语权争夺的焦点是“谁更有资格、更有权力说话”，而不是“谁说的话更在理、更有说服力”。当今，美国仍然掌握着主要的话语权力，但这并不代表美国掌握着当今世界最多的真理权，也不足以证明美国的所作所为都是正确的。在国际话语场，“谁在说话”比“说什么”更重要，话语的“主人”比话语的“内容”更引人关注。“话语”与“权力”总是如影随形，“话语变迁”与“权力变迁”总是密切相关。但权力不是话语的源泉，权力不能代表真理，只有真理性语词才能正确地对待权力。20世纪中叶，两极对垒的世界格局直接导致了学术话语的两极对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标志着两极权力格局的终结，同样也标志着两极话语格局的终结。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正是在东西方的实力比拼中凸显出来的，西方对东方的压倒性优势，是西方话语权力和话语自信的来源，是西方中心主义赖以存在的基础。

其二，权力“制造”话语。权力与话语的相关性，还表现为话语也是权力的产物，可以凭借权力制造出关于自身地位的合法性话语。福柯认为，权力在扩散、渗透的过程中，制造了一系列自封为“科学”的知识，亦即“话语”。他说：“权力制造知识；权力与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⑥。当今世界，西方凭借强大的权力关系，频繁地生产知识、制造话语，比如，“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中国威胁论”“大国责任论”“非洲殖民论”“航行自由论”“中国孤立论”等无一不是被制造出来的“知识”。这些所谓“知识”的出场，又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权力。这是权力对话语的滥用。今天，随着中国经济硬实力的提升，中国也开始为世界提供“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话语资源的基础，是它必须造福于有关国家的人民。

其三，话语产生“权力”。权力可以制造话语，话语也可以产生权力。福柯说：“话语即权力。”⑦“话语”绝非一个透明的中性要素，话语本身是一种权力。话语不仅是施展权力的工具，也是掌握权力的关键。正因为如此，话语才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对象。话语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说话”“语言”。人人都在说话，但并非人人都掌握了话语权力；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并非每个国家都有国际话语权。今天，新媒体方兴未艾，每个人都有说话的机会和舞台，因此造成了众声喧哗的话语场，但掌控话语权的却是极少数意见领袖。可见，这里隐含了一种前提假设：话语是一种资源，掌握这种资源的人，也会拥有相应的权力，即话语权力。话语权力也不等于语言暴力，它是一种体面的权力。话语权力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将话语说出来，引导他人的思维，此时话语即为显性的权力；二是将话语置入别人的头脑，此时话语即为隐秘的权力。一个国家如果掌握了话语内容的提供权、话语议题的设置权、争议是非的裁判权，那么，它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塑造世界、变革世界的权力。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话语由西方提供，议题由西方设定，是非由西方裁判，那么这样的国家不仅无法塑造世界，自身也可能沦为西方的另一个“他者”。

其四，话语增值“权力”。一个国家的硬实力在话语权力的声援下，往往会得到保值和增值。比如，发达国家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迫切需要有一套话语的包装，为打开他国国门、开拓世界市场铺路。在这种背景下，宣扬市场万能、自由至上、唯私有才有效率的“新自由主义”话语强势登场。西方国家在这一套话语的支援下，利诱、裹挟他国放开汇率、开放市场、放松政府管制，推行私有化、自由化。伴随着新自由主义话语转变为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少数发达国家的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也随之膨胀，从一国向全球扩张。可见，新自由主义话语是为超级大国主导全球秩序服务的，是为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扩张战略服务的，是为全球资本主义化、资本主义全球化服务的。再比如，近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工业化国家都曾爆发过工人运动，但运动的结局却是完全不一样的。自发的工人运动，由于缺乏话语的武装，因而仅仅停留于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等短浅的利益诉求上；而自觉的工人运动，由于有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话语的武装，狭隘的利益诉求就上升为争取自由民主、追求人类解放的正义事业。

　　总而言之，话语与权力之间是一种共生关系。世界秩序既是由实力性的权力建构的，也是由话语建构的，是权力与话语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进入21世纪，伴随着政治多极化的深入发展，随着中国等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权力格局和国际话语格局都将发生重大调整，世界秩序出现了由多重权力主体和多重话语主体重新塑造的可能性，这无疑为中国话语提供了更大的成长空间。

　四、中国走向世界中心的过程也是中国话语世界化的过程

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过程，同样伴随着民族话语世界化的过程。但绝不意味着民族话语可以无条件地转化为世界话语，更不意味着所有的民族话语都可以转化为世界话语。

　　同质话语相吸，异质话语相斥，这是话语生成和传播的一个基本规律。东方话语与西方话语同台竞技，这是中国话语建构绕不开的历史语境。任何话语在交往中都会产生双重效应：一是施加影响，一是被影响。没有任何一种话语可以独善其身，只影响他人，而不被他人影响。也就是说，在话语的互动中，任何话语“都会不可避免地失去自身的东西”⑧，都会附加一些“杂质”进来。话语的恒定性绝不意味着凝滞，话语总是在不断地吸纳与抵抗中被构成的。对于中国话语来说，走向世界是不可逆的过程，“杂质”的侵入和“民族性”的模糊可能也是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西方话语对东方的压倒性优势，造就了西方话语长期以来居高临下俯视“东方”的思维惯性，处在西方强势语境中的中国学者，应当如何保持自我而不被西方话语所牵引，应当如何保存个性而不至于模糊“我是谁”，这是不能轻视的原则问题。

　　民族话语升级为世界性的话语，缘于话语天生具有的越界和扩张的冲动，缘于话语边界的不确定性。话语权力不同于世俗权力，世俗权力的行使有着清晰的法定边界，其作用范围是明确而固定的，“僭越”既是非法的，也是非常态的现象；话语权力的行使没有固定的边界，其作用范围可以无限延展，“越界代言”“越俎代庖”在这里既是“合法”的，也是一种常态现象。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宣称：我们“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今天，尽管很多国家不喜欢美国说三道四，却没有人可以命令它“住嘴”。

　　民族话语能否成功地升级为世界性的话语，关键取决于硬实力。有了硬实力，就有了“无声”的话语权。在国际话语场，“谁在说话”比“说什么”更重要。本来，话语是多元的。然而，西方中心主义则认为，西方话语就是普世的话语，评价话语优劣的标准就是西方标准。今天，西方话语占据中心舞台的秘诀是实力使然，而非真理使然。西方话语背靠强大的硬实力，通过“温情脉脉”的体面方式，将自己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化为唯一合法、合情、合理的东西，化为普遍有效的标准，以此挤压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言必称美国”成为世界的时髦，似乎“美国”二字就是真理的担保，这是美国话语世界化、世界话语美国化的典型表现。过去美国话语的全球崛起归功于它的硬权力，将来美国话语霸权地位的动摇也只能归咎于硬权力。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心国家的话语在每一时代都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话语。这就是说，中心国家掌握了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硬实力，它也一定掌握了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话语权力，它的话语也就上升为世界性的话语。支配着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命脉的中心国家，同时也支配着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力，掌握着话语概念的定义权、话语内容的提供权、话语标准的制定权、话语议题的设置权、话语是非的裁判权。因此，那些居于从属地位的边缘国家，一般地说，在话语舞台上也往往只是充当着配角和看客的角色。“拿实力来说话”，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总之，占统治地位的话语权力从来都是占统治地位的硬实力在话语舞台上的表现，是以话语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硬实力。

　　今天，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引擎和发动机，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发生在中国的现象无疑将是世界上重要的景观，解释这道景观的中国话语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全球话语。中国的实践是13亿多人口参与的历史性实践，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展开的，是在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进行的，这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中国面临的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口和资源问题、贫富差距问题、贪污腐败问题、民主政治问题、公平正义问题都是世界级的难题，围绕这些问题而展开的理论言说都将是世界级的贡献。所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必将成为滋养中国话语的深厚沃土。

　　今天，中国话语早已今非昔比，“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已经出现了不可逆转的松动迹象。比如，在经济层面，中国的话语权显著地崛起，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极大地改善了国际话语生态和中国的话语环境，东西方处于均势，其发展的方向是从均势往优势地位转化。在制度层面，中国的话语地位也在提升，通过亚投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G20、金砖国家机制以及其他相关国际架构，我们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在文化和价值观层面，尽管中西之间的话语间距、话语隔阂非常大，但也呈现出有利于我们的变动态势，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开辟了新的愿景。

　　总之，中国学术若能够对发生在中国的“故事”给出科学的解释，若能够将“中国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概念体系和知识范式，若能够为人类面对的共同问题给出中国的方案，那么，国际话语的中国时代必将来临，中国的发展优势也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届时，我们需要避免重蹈西方中心论的覆辙，任何企图将中国话语上升为普世价值体系的做法都是不可行的。

五、终结西方话语霸权，方可迎来中国话语的决定性复兴

自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以来，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学术话语第一次被贴上了“强—弱”“中心—边缘”的身份标签，国际学术舞台第一次迎来了强弱分明的话语时代。强势的话语权力与强大的硬实力“强强联合”，天生具有维护自身话语的合法性，排斥和阻止异质话语生成、传播的本能，这是话语生成的又一重逻辑——话语霸权逻辑。

　　西方话语霸权的作用机理大致是分为五步走：第一步，“否定”弱势话语的合理性、合法性；第二步，进而否定由这套话语所支撑的社会制度、治理模式、发展道路；第三步，通过文化殖民和话语输出改造弱势话语；第四步，依靠被加工和改造过的话语重塑社会现实；第五步，塑造一元化的现实世界，最终达到全球趋同化，世界西方化。但这一套的最终命运，则取决社会历史规律所支配社会历史的总趋势。

　　霸权话语带有排他性，有统治其他话语的本能欲望和强烈冲动，意图通过压倒其他话语的生存空间来谋求自身价值的最大化。话语霸权的通俗解释就是：“不管你是谁，你到了我这儿，一切都会变成我的；我到了你那儿，一切依然还是我的”。正如萨义德所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⑩。今天，军事帝国主义施展拳脚的空间被大大压缩了，但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图谋依旧，只不过披上了文化帝国主义的新衣。文化帝国主义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畸形发展，经济上的目标是为其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的目标则是通过改造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因此，在萨义德看来，“帝国主义”一词的内涵远非“土地的侵略”这么简单，更重要的是包括“统治遥远土地的宗主中心的实践、理论和态度”(11)，包括“文化的改造”“话语的重建”。

　　西方话语的全球扩张，其目的在于塑造一元化的话语世界和现实世界，谋求对重大问题的唯一合法的解释权。今天，“发达国家既是世界话语的主产地，又是传播渠道的主控者，内容与手段双重操控下所形成的话语霸权塑造了当代世界的现实图景”(12)。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生态，而且从根本上破坏了全球文化生态。西方凭借强大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随意篡改其他民族国家的历史和文化，阻碍弱势话语的生成与传播，试图打造一个由西方话语塑造的“一元化世界”。美国商务部前高级官员大卫·罗斯科普曾赤裸裸地宣称，“未来的世界文化一定要由美国文化来支配”，如果世界趋向一种共同的语言，它应该是英语；如果世界正在由电视、广播和音乐联系在一起，节目应该是美国的；如果共同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他们应该是符合美国人意愿的价值观(13)。环顾世界，有的国家在西方话语霸权的压制下呻吟却无以自救，有的国家在西方文化殖民的过程中投降而苟且偷生。文化殖民的过程，既是西方话语全球化的过程，也是弱势话语被践踏、篡改乃至走向消亡的过程。

“哪里有权力(话语权力)，哪里就有反抗”(14)。反抗西方话语霸权，还人类一个多元话语世界，理所当然成了当今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的一部分。中国如果不能终结西方中心主义的统治，那人类只有在西方化的体系中日益沉沦；如果中国话语不能承载起还原多元话语世界的国际责任，那世界西方化的秩序将日益固化，难以撼动。当然，反对西方话语霸权，不是否定西方话语，而是为了保存话语的多样性，让每一民族国家都“有权说话”。因为“中心—边缘”的划界是相对的，任何居于中心的强势话语也会存在边缘地带，在自己的领地之外也只能充当倾听者的角色，不能到处指手画脚。任何居于边缘的弱势话语也会有自己的中心舞台，在自己的领地之内也能担当王者的角色，“自己说了算”。

　　目前，中国话语的国际处境不佳，以“贫困”概言之大致不为过。具体来说，中国尚缺乏一套严整的学术话语解释“中国模式”，只能听任西方话语随意打扮，此为一；中国话语面对很多世界共同性问题插不上话，此为二；在国际舞台上，中国话语无法与西方话语平起平坐，平等对话，此为三；中国话语缺乏在重大争议问题上一锤定音的能力，此为四；中国学术的一些基本范畴西方化，离开西方的中介，几乎无法说话，此为五。面对西方的话语霸权，面对自身的话语窘境，我们该如何救赎?如何建构包容的多元话语世界?

　　一是拿实力来说话。对抗西方话语的霸权逻辑，仅仅依靠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是无济于事的，单纯依靠话语创造来反抗话语霸权也是徒劳无功的，唯有自身的强大才能抵制西方话语的强势入侵。“实力”原则仍然是中国话语振兴的重要原则。拯救话语权的旁落，自我强大是前提。“自强”绝不仅仅意味着话语的自强、文化的自强，更重要的是经济实力、政治地位和军事实力的全方位崛起。没有硬实力的支撑，西方无法形成话语霸权；同理，没有硬实力的提升，也无法打破西方话语霸权。1840年以来，中国饱受列强欺凌，何来话语权。再看今日之中国，“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15)。因此，“发展”才是硬道理，才是中国话语振兴的第一要务。

　　二是坚守话语主权。西方话语霸权之所以成功扩张，与一些国家放弃话语主权密不可分。话语既可以成就一个国家，也可以毁掉一个国家。马克思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6)。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都笼罩在西方话语霸权的淫威之下，何去何从?这已经成为决定广大发展中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抉择。面对逼仄的历史情境，一些国家选择缴械，沦为西方话语的“试验场”。中国可能是少数几个例外之一。关键原因在于，中国在西方话语的围堵中始终保持自我的独立性，牢牢掌控话语主权。反观苏联，在西方挖掘的话语陷阱中沉沦，完全找不着北。一个有着久远的沙文主义传统的大国，最终完全迷失了自己，确实令人唏嘘不已。

　　三是增强话语自信。中国话语有理由自信，这种自信主要源于“中国道路”的成功，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规律性、正义性和崇高性。它代表的是人类的未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能不说明我们的道路是成功的，我们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的制度是有效的。中国道路的巨大成功使我们有资格“理直气壮”，有信心发声亮剑。这种自信还源于中国话语的独特创造。中国话语在夹缝中求生存，奉献了诸多具有原创价值的话语资源，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和谐世界、协商民主、中国梦、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些都是话语自信的重要来源。

　　总之，中国话语建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话语的生成与出场，取决于对中国问题的解释力，取决于中国理论的成熟度，取决于国家硬实力的支撑，取决于中西方实力的翻转，取决于中国话语的比较优势。假以时日，中国终将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话语地位，中国的发展优势终将转化为话语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