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于 《21世纪全球化危机（八）》
西方的左派甚至是劳工阶层，反对全球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以往的全球化，总体上没有产生那么大的问题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以往的全球化要么发生在发达国家内部，要么发生在发达国家与其前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间。
这些国家之间，作为资本和商品输入输出方的制度差异并不大。在这种背景下，资本和商品的流动在一国取得的成果，在另一国则会产生反效果。
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工反对全球化，是因为全球化导致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使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
可是在全球化的对象国，也就是资本输入、商品输出的那些国家，他们的劳动力和资本，或者说各种要素的博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市场逻辑上讲，变化应该是相反的。也就是说，资本从A国流向B国，对A国来说资本变得稀缺了，对B国来说资本就不那么稀缺了。
劳动也是一样。负载在商品上的劳动从A国输出到B国，对B国来说劳动就变得更加过剩了，因为它有很多劳动被取代了，但是对A国来说劳动就变得稀缺了。
我们知道，在对外贸易订单很多的情况下，中国经常出现“民工荒”。所谓的“民工荒”是因为中国大量的商品输出，使得中国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导致民工变得短缺。民工短缺，对民工工资的提高和各种其他待遇的改善是一个非常大的动力。
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全球化虽然对原来平衡的地方造成冲击，但对另一个地方，实际上是有利的，是扩大了这种平衡的。也就是说，全球化实际上有利于西方那种比较文明的、档次比较高的体制、规则或人权标准向不发达国家横向推移。
简单来说，这些不发达国家不仅经济因此加速增长，内部的分配格局也因此得到改善。他们输入了大量的资本，就很快改变资本稀缺的状况；他们输出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使得本国的劳动者更有谈判的实力。
因此，左派和右派，说实在的，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利益结构。
西方左派反对全球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可是东方的左派，假如它真的是左派，真的是站在穷人和劳动者的立场上，它应该在这个问题上也反全球化吗？
当然不是。我觉得它应该赞成全球化，因为全球化造成了西方的资本稀缺、劳动力过剩，那是不利于西方劳动者的。但在我们这边造成的是相反的一种趋势，就是资本不再稀缺，劳动不再过剩。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的穷人和劳动者的，那么，如果是站在中国的穷人和劳动者的立场，为什么要反对呢？
所以，中国现在有些左派跟在西方左派后面反全球化，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但是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假如真的是这样，那么西方的这套主流制度、文明体系在西方会面临一些问题，在对象国却是一个扩展的过程。也就是说，通过这样的过程，不仅把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经济总量提高了，而且也把游戏规则输入到了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无论在自由方面还是福利方面，都会有改进。比如说，这些国家随着全球化的过程，会出现西方式的工会，西方式的福利制度，西方式的劳动保障法，这些东西都会从无到有的产生。
今天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印度、柬埔寨这些国家，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并不是很高，但是也出现了西方式的工会，西方式的福利，西方式的劳动保障条款。
他们的劳动者和社会底层的谈判实力在不断增加，他们的分配也出现了良性化趋势。
前面已经讲过，凡是处在这种结构下的这些国家，包括五六十年代的日本，或者说战后头二十年的日本，包括五十到七十年代的韩国、台湾，包括香港（因为香港也经历过输入资本、输出商品的这个时期）。
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中国的制造业非常不发达，台湾、香港的制造业很发达。当时中国很多商品都是从台湾、香港输入的，包括折叠伞这些东西。当时中国市场上最初出现的都是台湾商品，连方便食品都是这样。
温元凯先生在八十年代初做的一个报告中就提到说，他是宁波人，他在美国市场上看到方便食品宁波汤圆，可是这个宁波汤圆是台湾生产的，不是宁波生产的。
也就是说当时台湾也是处在大量出口商品、吸纳资本的这样一个阶段。在那个阶段，这些国家的分配都比较平等，基尼系数大部分都不超过0.3。
因此，左派为什么要反对这样的趋势呢？
不过，在另外一些国家，情况却不是这样的。
比如南非在1970年代前后，一方面有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就是因为全球化带来的），另一方面不平等现象很严重。
再如中国这几十年，一方面因为全球化，输入大量的资本，输出大量的商品，经济增长的速度非常之快，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也有明显的改善，这个应该承认。但是我们的收入分配却在不断恶化，这个是可以肯定的。就以基尼系数来计算，我们90年代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现在已经超过了0.5。
南非也是一样。
南非某种意义上讲是高福利国家。在种族隔离时期，它的税收相当高，国家提供的福利也很高。不能说南非一点都没有给黑人提供福利，但是毫无疑问，南非黑人的初始收入比白人低得多，从国家那里享受的福利照顾也比白人少得多。
当时的南非，白人基本上过的是北欧式生活，实行的是高福利制度，黑人享受的福利是很低的。这就更进一步地推高了南非的基尼系数。
如果按照皮凯蒂的那本书，他没有用基尼系数计算，他用的是最上层的5%、10%占总收入的比例，还有最下层的5%、10%占总收入的比例。不管是用这个数字还是用基尼系数得出来的计算结果，趋势实际上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西方在变得越来越不平等，与西方进行全球化的对象国变得越来越平等。
总而言之，全球化过程中的这种资本和商品的双向流动，或者更广义地讲，这种不同要素之间的跨国流动，本来是会使得整个国际范围内各种要素的回报都趋于平等。
什么叫做都趋于平等呢？就是在一些国家资本的回报比较多，劳动力的回报就比较低，在另一些国家则相反。
但是从一个完全自由的理论模型来讲，如果这种流动是完全自由的，最终的结果，它会使得任何一种要素的回报都趋近于全球的平均值。也就是说，资本要素的回报在中国和在美国应该是一样的，劳动要素也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在新的格局下，就是冷战以后的全球化格局下，全球化在值和量的方面都得到了明显的扩展。
从值的方面，可以说最近这25年以来，随着WTO这个机制的发展，全球化的市场准入方面比以前要容易得多。商品、资本、信息、技术乃至金融，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可以自由流动的。而商品的流动（实际上包含了劳动在内），也比以前更加发达。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全球的人权标准、基本政治规则是一样的话，就会有那种从总体上来讲一种文明在继续扩展的趋势。如果不一样，就会在西方造成皮凯蒂讲的那种现象。
事实上，在它的对象国并没有出现一种相反的趋向，而是在对象国和西方都同时造成了情况的恶化。从现在的情况看，基尼系数美国和西方在增加，在中国增得更快，而不是像以前那样。
假如一个地方的工资始终很低，投资条件始终很优惠，那发达地区的资本输入、商品输出就会变得更加活跃。就会在发达地区产生更多的问题。这也是现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越来越厉害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特朗普现在声称要跟中国打贸易战。这实际上不光是他，欧洲也有这样的说法，说我们违反了自由贸易，很多人还不承认我们的市场经济地位，要跟我们打贸易战。
打贸易战的理由是什么呢？是说我们的企业在他们那里进行了倾销。这个说法有没有道理呢？欧美有没有理由指责我们的企业倾销呢？
如果他们回避低人权这个问题，他们是没有理由讲倾销的。因为纯粹从经济学的定义上讲，所谓倾销就是以低于成本的不合理的低价抢占市场份额，这叫倾销。
我们的企业有没有这样的行为呢？肯定是有。但这不能说是非常普遍的行为。因为中国的企业生产成本本来就比较低，明明没有低于成本，强行说低于成本，这本身是违反自由贸易原则的。
还有说我们不是市场经济国家。什么是市场经济国家？如果就各种要素完全的自由流动、就自由契约而言，中国和西方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是不是更不市场经济都是一个问题。
美国就不说了，欧洲这样的高福利国家，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吗？像瑞典这样一个高税收、高福利的国家，整个经济总量的相当一部分是国家在分配，它是市场经济国家吗？再加上工会对劳动者个体自由交易的阻碍，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
如果真的要讲市场经济，到底我们妨碍市场经济的因素多，还是他们妨碍市场经济的因素多？真的是不好说。全世界百分之百都实行市场规则的国家至今还没有过。但是这些市场规则中的文明和野蛮是可以区分的。
像目前这样一种状态，的确会造成一种问题，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提到的，叫做“劣币驱逐良币”，或者说叫做“低人权优势”。
这个问题就引起了一些争论。争论基本上有两种：有的人说，低人权还有优势，那是在鼓吹低人权，是在反对提高人权吗？
这当然是胡扯了。有些反对我的人自己也讲，“低人权优势”的意思当然不是这样，这里头不包含价值判断，更不包含对低人权的欣赏，更不是在主张维持低人权，当然不是这个意思。还有一种事实上的批评，说低人权不是优势，高人权肯定有利于高竞争力。
我从来不认为低人权本身会有什么优势。这一点是太简单的事实，也是太清楚的道理。这个“优势”是一个客观事实，也正是因为这个优势，在中国和西方，全球化的两端，各自造成了很多问题。
这些问题不是同一性质的问题，它们产生的根源却是通过全球化结合在一起的。
关于这件事，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
当时他们的经济有着高竞争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也专门就此写过一本书。
在南非的种族隔离时期，一直在延续40年代的经济奇迹状态。当时它的制造业发展非常快，也是在全世界吸纳资本、输出商品。当时的南非不仅仅是制造业大国，还有一点是，它的土地制度非常方便政府征地。
南非的黑人是没有有土地私有权的，黑人的土地必须实行部落所有制，所有权不是个人，国家是可以随便拿走的。白人才有土地私有权，黑人必须是集体土地所有权。
集体土地所有权，在南非当局看来，既然你是在城里打工的黑人，属于部落，部落会给你提供一份地，因此政府不需要管你的社会保障。
如果经济发达了需要你来打工，就让你来打工；如果经济萧条了，就把你赶回去。反正你是有退路的，所谓的退路就是部落给他的那一块土地。实际上那块土地是根本不可能养活人的。因此南非的黑人在那个时代基本上都是所谓的流动劳工，这是南非当时的官方说法。
这些黑人到城里来打工，南非的法律规定他们不是移民，只是作为劳动力的提供者，给他们发一个pass，一个证件，证件上盖着“暂时居住”的章子。
凭这个证件，黑人可以在城市打工，但不能在城市定居，也不可能把家属弄进来。在城市里就住集体宿舍，住到打不动工了，或者经济萧条了，就让黑人回去种部落给的那块土地。
通过这样的方式，当时南非土地的要素价格和劳动力的要素价格都被压得很低，还创造了南非当时非常好的招商引资条件。
因为南非那个时候的黑人不能自己盖房子，也不能自己买房子。当时整个南非的城里也没有穷人住的地方，用南非官方的话讲，是通过“有序的城市化”消除了贫民窟。
南非的城市都很漂亮，也很干净，自然环境也很好，人家也很愿意来投资，政府也不用承担福利成本。
可是这样的做法使得黑人付出了很大代价。实事求是地讲，南非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黑人的收入实际上也提高得挺快的，从提高的速度来讲是快于白人的。虽然提高的速度快于白人，但是收入的绝对差额在不断地拉开，因为黑人原来的收入基数很小。
更重要的是，对当时的南非黑人来讲，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在南非的黑人社会中普遍造成了人口再生产的家庭危机。
也就是说，南非的黑人当时基本上就是这么一种状况：青壮年多在城里打工，他们所在的部落，所谓的“黑人家园”，全部都是留守人口：老人、妇女、儿童等等。因此那时候南非黑人的家庭是极其不稳定的。
当时南非黑人抗议的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这个流动劳工制度破坏家庭、毁灭儿童，这是他们当时举的标语上的一个很重要的诉求。
由于这种制度长期实行，使得南非那些黑人家庭生活变得很畸形，甚至低端性产业和艾滋病的流行，都和这个有很大的关系。这然是一种很糟糕的状态。
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取消，南非的民主化进程加深，这种情况已经改变了。
南非的经济，从现在发展的绝对量来讲，GDP还是在增长，速度已经谈不上奇迹了，南非制造业的竞争力也明显下降了。
南非为“低人权优势”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并且，之前长期实行种族隔离制度，现在这个制度打破以后，大量黑人进城，也导致了城市治理中的很多的问题。
现在南非的问题很多。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非国大"（非洲人国民大会）执政的这些年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不大聪明。比如把很多白人赶走，所谓的“黑人本位”政策搞得太过分。
但是，即使"非国大"政府的政策不出现这些错误，南非要恢复原来种族隔离时期的那种竞争力，也是不可能的。奇迹是不会再有了。
当然，如果"非国大"做得好，会比现在付出的代价要少，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状态，但是，无论如何，它原来那种奇迹性的经济高增长是不可能再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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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嘉言宣轶
审核 | 风清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