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研讨之五“全面深化改革与城市创新发展”专家发言摘编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关键在科技现代化。在“五个中心”之中，上海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已基本建成，处于能级提升阶段。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最晚提出的，正处于从形成框架体系向实现核心功能的关键跃升阶段。以尚未形成核心功能的科技创新中心引领上海现代化建设，凸显了科技创新在城市发展中的动力作用，更反映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战略重要性、推进紧迫性和现实挑战性。

一、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科技合作与竞争，是人民城市的战略使命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在国家的创新格局中，党中央赋予上海的使命是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有力支撑科技强国目标的实现。

上海科教资源丰富、产业基础雄厚、人才基础扎实、开放优势独特，创新驱动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战略共识，全域创新的格局基本形成，具备培育和提升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能力、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以及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比较优势，完全有能力履行好国家赋予的使命，加快形成世界一流的创新生态和科研环境。

现在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11年时间，距离上海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也只有11年。以“四个放在”的战略维度衡量上海，这两个目标是历史而具体地统一的，是服务现代化国家建设和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的共同进程，是光荣之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梦想之城的历史担当。

二、聚焦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核心任务，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

“五个中心”建设有着内在统一的历史逻辑和实践中的必然联系。科技创新中心将进一步释放科技赋能作用，全面支撑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这“四个中心”的创新发展；“四个中心”的能级提升和联动发力，为科技创新提供丰富应用场景、全面要素支持、深度价值实现、高频迭代动力、国际合作载体，共同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和人才发展生态，实现科学规律的第一发现者、技术发明的第一创造者、创新产业的第一开拓者、创新理念的第一实践者的有效和高效链动，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围绕充分发挥创新策源功能，上海要推动科技创新力量、要素配置、人才队伍体系化、建制化、协同化，形成战略性、体系化、敏捷型、高效能的创新格局。在战略方向上，要健全科技战略决策咨询机制，高质量制定“十五五”科创中心建设规划。要扩大科技领域对外开放，保持对世界科技发展最前沿的准确把握；在战略布局上，强化基础研究的先导性、探索性，优化投入支持方式，探索社会力量支持基础研究的动员方式和实现路径，加强有组织的基础研究，深化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在战略任务上，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探索新型组织实施模式；在战略力量上，打造体系化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创新孵化器高质量专业化发展模式，培育更大规模、更具活力的各类创新主体。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测压力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大国博弈相互交织，高技术领域成为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科技创新能力之争，在底层逻辑上是制度之争。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全球产业结构、经济形态和人类生活方式深刻调整。科研范式发生重大变化，学科交叉融合不断深入，数据驱动和人工智能驱动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式，AI for Science、AI for Engineering、AI for Medicine不断扩展，深度嵌入并颠覆传统研发体系。我们必须构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方式和治理模式，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增强体系竞争力，抢占科技制高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作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和关键变量，对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进行了战略部署，为上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十二届上海市委五次全会全面部署了上海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和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重大任务，要以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的奋进姿态抓紧落实，在深刻洞察科技创新的内在机理、底层逻辑、演化趋势和深刻把握科技创新规律、人才发展规律基础上，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测压力。

人民城市理念提出5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共建为根本动力，以共治为重要方式，以共享为最终目的，把人民城市理念贯彻落实到上海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生产、生活、生态各环节各方面，努力提升人民城市的治理能力，彰显人民城市的宜居魅力，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秉承人民城市理念，城市环境治理亟须“破圈”发展

人民城市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城市层面的丰富与拓展。人民城市理念既明确了在城市工作依靠谁的问题，即要把人民群众当作城市建设和治理的主体，听取人民心声，在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问计于民；又回答了城市工作为了谁的问题，即要从人民的需求出发，建设服务型政府和责任型政府，把城市作为满足人民期望的载体，让城市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城市环境治理同样需要“破圈”。进一步发挥人民力量，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环境治理问题，搭建充分反映民意、人民有序参与、回应人民反馈的环境治理制度，为城市环境治理提供坚实支撑和稳固底盘。

二、依托垃圾分类实践，激活人民城市环境治理“神经末梢”

城市生活垃圾问题是检验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必考题”。2019年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拉开了上海市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的大幕。下一个阶段，面对如何巩固垃圾分类习惯、如何切实提升垃圾资源利用率等问题，要更加依赖市民的有序参与。

以垃圾治理为例，探寻如何在城市环境治理体系之中体现人民城市理念，夯实人民参与环境治理、人民共享环境治理成果的基础，要深化体制机制创新，激活城市环境治理的“神经末梢”。只有充分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才能真正实现人民城市理念，推动城市环境治理向更高水平迈进。

三、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明确“有责、尽责、享有”三大原则

良好的城市生态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特别是广大市民群众的有效参与，发挥人民主体作用成为城市生态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当前，面对生活垃圾分类仍存在的前端分类实效不佳、中端分拣环节未做到精细化、末端处置市场发育不健全等现实问题，必须重新审视垃圾治理中的三个关键性事实，即“人人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人人都是垃圾的受害者”“人人都是垃圾的处理者”，明确在城市生活垃圾治理中“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本原则。市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以及良好的监督管理系统，是垃圾治理体系运行的重要支撑保障。

四、瞄准“共建共治共享”目标，构建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新格局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格局是上海实现精细化治理和现代化转型发展的必然要求。基于“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垃圾治理共同体，在长期的实践中，以“共建”为治理基础，“共治”为治理过程，“共享”为治理目标，“三共”联动，构建起上海城市生活垃圾治理现代化制度体系，继续释放上海作为发展前沿阵地的示范效应。

“共建”是构建城市生活垃圾治理新格局的顶层规划和首要前提，要通过整合一切可调动的社会力量来打造科学的治理体制机制。“共治”是具体落实，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动融合和协同推进，保障治理体制机制的良性运行。“共享”意指全体社会成员共同享有“共建”“共治”的成果，共同保有优良的社会治理格局所释放出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红利。毫无疑问，通过城市垃圾分类的具体实践，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统一，为全体社会成员创造直接或间接的成果效益。

人民城市是以共建为动力，以共治为方式，以共享为目的。核心在于，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受品质生活，更重要的是能感受城市温度、有认同感。

如何提高城市温度、提高城市的认同度？我提了一个观点叫“无界的城市”。“一江一河”项目把原来功能性、运输型的河道滨江让渡给市民，真正地“还水于民”，在整个上海的城市建设史上，我觉得都是一项壮举。如今，滨江的秀带已经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这让作为设计师的我感到十分欣慰。

具体工作中，如何落实“无界的城市”？我举个例子。我们做公共空间设计的过程中，各个条块管理部门都是有线的，我认为应该“心中有线，眼中无界”。在推动公共空间品质提升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产权问题，我提出的概念是“不求拥有，但求使用”，产权还是归各家，但是使用上能够打通，形成一种机制的支持和支撑。通过这两点来达到共建、共治和共享，这是从我们实践项目中得出的一点小体会。

城市空间，现在到了存量发展阶段。公共空间的重点发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公园围合界面打开及单位附属空间和绿地开放共享。在城市里，不同用途的建筑体在各自的基地内垂直生长。生活在其间的我们，每天从一个“房间”转移到另一个“房间”，对公共空间、公共生活都愈发地感到疏离。我希望，在城市中能够有更多的“交界”而不是“边界”。公园围墙的打开，正是从“边界”向“交界”的过渡。敞开的绿色空间，使市民漫游更为流畅通达，也打开了城市纵意驰骋的开朗之境。

二是滨水空间再生。滨水空间的效果应该是具有辐射性的，其复兴不仅给滨江沿线镶上“金边带”，更要实现水岸联动，将“织锦”逐步向内陆腹地推动，给整片区域带来焕新面貌。比如，杨浦滨江水岸联动的渗透已经起作用，如今越来越多数字经济企业开始落户杨浦滨江，千亿级未来产业在此布局。通过杨浦滨江的实践总结，我们进一步提出了城市公共空间再生体系的六大维度，包括系统性空间营造、历史文脉延续、基础设施复合、节点构筑、生态修复、公共艺术植入等。

三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复合使用。上海这个高密度城市未来要释放出大量的城市公共空间，可挖掘的余地之一是在基础设施上。城市交通设施占城市建设用地的25%左右，其他基础设施约3%。原来这些基础设施用地独立、功能单一，且多数呈封闭状态。我们希望能够把道路交通设施外的其他类型基础设施当中的30%-50%的空间，在不影响其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对老百姓开放共享。这当中有很多矛盾，包括土地权属问题、投资问题、法律法规问题，以及过程中的管理权限问题等。对此，我们提出柔化边界、叠合共长、开放共享的设计策略。

比如，加油站。以往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简单加油用的，但实际上，加油站也是城市基础设施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在保持基础服务功能和商业标识的前提下，尽力挖掘文化性和在地性并叠加功能的复合性，适当增加咖啡厅、茶馆、小超市、展览等市民生活属性。加油站加强与市民生活的连接度，也可以减少加油站选址面临的“邻避效应”，使大家从心理上更易于接受，从而达到多赢局面。

四是街区环境品质的多维度、系统化、全要素提升。这其中牵涉到诸多部门，更需要探索协同机制的建立。

在上海这种高密度城市，土地资源紧张、设施落地难，积极探索功能的多元复合、土地的节约集约空间模式，能够提高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也能够提升城市的公共空间品质。我们要鼓励各类用地性质和市政的公共设施用地、交通设施用地和公共管理服务设施用地的混合使用。在保障各类公共设施建设规模和使用功能的基础上，不影响和干扰各类设施使用的前提下，促进混合开发建设和使用。

如何更好推动未来上海城市建设和发展？除了跨学科设计、利益协调、社会包容、技术创新、公众参与之外，协同创新打破部门壁垒更加重要。这些问题都解决了，我觉得才能真正推动上海这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打造宜业、宜居、智慧、创新的人民城市。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民城市理念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不仅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的人民情怀，也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立场，包含了对城市建设和治理中如何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入思考，成为标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理念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

从人类历史来看，城市的出现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历史上，城市的起源有多种形式。最早的城，有的是从最初的农业定居点逐步发展起来，有的是基于军事防御要塞演变而来；最早的市，主要是不同农业定居点之间的商品交换场所。因此，城市是伴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分工的出现而产生的。城市归根到底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是人类生产方式在一定地理空间中的展开。城市既反映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体现了特定时代某一区域的生产关系样态。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史上规模空前的城市化进程，从深圳的化茧成蝶到浦东的华丽转身，再到雄安的千年宏图，我们在时空压缩中见证了党领导人民建设城市的高瞻远瞩，也见证了人民所创造的深圳速度、浦东奇迹和雄安大略。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坚持和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就是坚持在城市观问题上的唯物史观。

人民城市理念把人民满意作为评价标准，彰显了人民在城市空间中的主人地位。城因人而盛，人因城而安。城市作为人的生活空间，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属性。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活动的最终评判者。城市作为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归根到底是围绕人的存在而发展的。

自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人类现代化的进程，世界范围内城市化进程加速演进，城市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尺。但我们也看到，伴随着城市快速扩张，随之而来的“城市病”也随处可见。在一些国家的城市景观中，我们可以同时看到霓虹闪烁的高楼盛景与破败不堪的贫民窟并存，一部分人在享受着城市的繁华，另一部分人却生活在城市的底层，这是资本魔咒在城市空间的现实场景。

人民是城市的主人，一个城市好不好最终要由在城市中生活的人民来评判。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必然伴随着巨量人口城市化的压力，要让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能找到归属感，而不是“过客感”。坚持人民城市理念，就是在城市的基本规划、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空间布局等方面突出一切为了人民的价值观，彰显人民在城市中的主人地位。

人民城市理念突出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把美好宜居环境作为城市建设目标，彰显了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理念。城市作为一种“人化的自然”，是人类创造性实践的成果，但在城市演化的过程中，“人化”和“自然”的对立始终是城市发展面临的历史难题。西方城市发展史上，曾经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双重叠加，导致伦敦成为“雾都”，莱茵河成为流淌着工业废水的臭水沟。这种由于城市发展导致的环境问题直接导致了城市文明对人的“反噬”，也引发人们对城市发展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美丽中国建设作为战略目标，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着力满足人民美好环境需要。党和国家积极推进以绿色低碳、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安全健康、智慧高效为导向的美丽城市建设。着力提升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强化城际、城乡的生态共保、环境共治，打造城市宜居环境，把城市建设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家园。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就是在城市建设、发展、治理中突出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使城市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美丽空间。

人民城市理念极大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是在深刻总结人类城市发展史和人类现代化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重要范畴，在历史观、价值观、发展观上指明了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不仅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也对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城市形态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在基层治理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近年来，上海积极探索实践人民城市理念，在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借鉴。

一、人民城市理念的主要内涵与重要意义

人民城市理念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城市的人民性，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治理的根本遵循。

人民城市理念的内涵主要包括：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人民群众是城市的主体，城市建设和治理要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强调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鼓励和支持人民群众参与城市治理，实现城市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强调城市治理要公平公正，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市民；强调城市治理要注重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

人民城市理念的重要意义主要有：为城市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正确的方向目标，指引城市治理工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提升城市治理水平；为解决城市治理难题提供了有效路径，有助于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提供了重要保障，有效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环境，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上海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经验

上海在人民城市理念的指引下，积极探索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径，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上海始终坚持党对基层治理的全面领导，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基层治理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和组织保证。具体措施与经验包括：推进“两新”组织党建工作，扩大党在新兴领域的覆盖面；加强社区党建工作，创新党建工作方式方法，提升党建工作水平；推动党组织和党员参与基层治理，发挥党组织和党员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等等。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上海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具体措施与经验包括：推进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三社联动”，形成基层治理合力；发展壮大社会组织，引导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专业化服务；建立健全社区志愿服务体系，鼓励居民参与社区志愿服务，促进社区和谐；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搭建基层治理信息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等等。

优化基层服务供给，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上海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优化基层公共服务供给，提升基层公共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具体措施与经验包括：推进“一网通办”改革，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事效率；加强社区服务设施建设，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满足居民多元化需求；发展社区养老服务，解决老年人生活照料难题；加强社区文化建设，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等等。

加强法治保障，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上海坚持依法治理，加强基层法治建设，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基层治理问题，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具体措施与经验包括：加强基层普法宣传教育，提高居民法律意识；健全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机制，及时化解矛盾纠纷；加强社区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维护社区安全稳定，等等。

三、上海经验对其他城市的启示

上海在人民城市理念指引下，基层治理现代化取得显著成效，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一是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基层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领导核心，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是基层治理的根本保障。

二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基层治理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人民群众，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三是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基层治理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需要积极探索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构建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四是坚持依法治理，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依法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原则，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基层治理问题，健全基层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提升基层治理的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