孽债:不只是“知青”的故事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文艺的春天

文化   2024-10-18 20:14   上海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新中国的文化生产力充分释放,城市的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文艺界创作繁荣、评论兴旺,稳步进入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新时代、好时代。为了多门类、多角度、多层次地回顾新中国文化工作、文艺事业所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为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踊跃建言,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与本微信平台联合举办“扎根人民,与时代同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文艺的春天”文艺短评笔会


文艺家、评论家踊跃来稿,以75年来印象最深刻的文艺作品、文化活动、文化事件为题,回忆接触作品之过程,抒写审美体验之感受,品评文化价值之所在,瞻望文化发展之前景,表达“更紧密地团结,更勇敢地创造,文艺工作者永远在路上”的主题。






孽债:不只是“知青”的故事

▢ 张震








改编自叶辛同名小说的电视连续剧《孽债》,叙述沈美霞、卢晓峰、梁思凡、安永辉、盛天华等五个出生在西双版纳的孩子到上海寻找亲生父母的故事。该剧1995年在上海电视台播出沪语版时创下42.62%的超高收视率,后又被多家省级电视台转播,编导将镜头对准上海普通市民的世情百态,以类似纪录片方式的白描手法,展现他们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引起观众共鸣。

1960年代后期,城市青年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号召,从上海赴云南西双版纳插队落户,并做好一辈子扎根边疆的心理准备。于是有些“知青”就和当地青年结合,诞生了下一代。1970年代后期,随着“知青”返城浪潮,有些“知青”抛下亲生子女,返回上海。1980年代后期,孩子们长大了,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到上海来寻找父母。孩子们的到来,不啻是给他们在上海的亲生父母业已平静的生活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


当年,正在田间劳作的他们,得知自己可以由边疆返回上海的消息时,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甚至别妻抛雏,也在所不惜。回沪后,他们重新组织家庭。面对新配偶,他们大多将过往深埋心底。可孩子们的到来,就意味着不得不往事重提了。

对于事实真相,比他们更加震惊的是新配偶。电视剧《孽债》展现了她们由惊愕到愤怒到委屈到缓和到理解到接受的思想和情绪变化,导演黄蜀芹不追求感官刺激的紧张激烈,往往采用人物之间的互诉心曲,向观众披露人物心声,与观众交流感情。剧中几个女性角色,包括上海好男人形象的代表——古道热肠的卢家伯伯和忍辱负重的沈若尘等,都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这既有赖于演员们的精湛演技,也得益于黄蜀芹导演的审美理念和导演艺术。

黄蜀芹提倡“小题材抒发大感情”。她拍片选材的标准是:只要有价值(即较强的社会意义和较高的艺术品位),她就拍。1980年代末上海的经济规模、城市面貌远不如今天。那时,困扰上海居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住房难。


该片真实反映了当时上海市民的居住窘况:一幢在南京路繁华商业街旁边的石库门住宅里住了15户人家。在四平方米的后楼小间里住着老两口和两个儿子,房间里搭个小阁楼。该片中有段旁白:“我们又访问了一个拥挤户,七平米,六口人,一老五少,四女二男。入夜,床上、地上睡满了人。”按上海人形象的说法——再多一只脚也插不进了。如此局促的居住状况,突然要挤进一个十几岁的、人高马大的少年,谈何容易!

除了居住困难,那时上海有的企业效益不佳,道路不宽,交通拥堵,上下班高峰时,公交车上人满为患……这些情况在该剧中都有反映。


该剧还反映了经济发展、人员流动对原有社会阶层、婚姻观念的冲击。由于该剧的客观真实,使上海观众觉得剧中发生的一切,就是自己生活中或身边人的事。他们一边观剧,一边为剧中人物担忧。他们希望剧中的孩子在上海有一个比较满意的结局。可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上海还承受不了大量外地人员的涌入,按照政策导向,最好的办法还是让孩子们返回原地。

编导们拍摄该剧时没有上帝之眼,不会预料到在电视剧播放后的30年里,上海的经济会如何高速发展。经济发展、市政建设需要大量资本和劳动者,199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在该剧播放时,资本、人才和外来务工者就已经开始纷纷进入上海。而且,上海有相关政策,出生在外地的上海“知青”子女到了一定年龄可以申请取得上海户口。在经济高速发展之后,上述提到的诸如住房交通医疗保险人均收入等等问题都逐步得到解决。这,才是让观众(人民群众)真正满意的结局。


        



(作者系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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