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伤医，源自何方？去向何处？
自有史以来，作为医护人员，被病人和家属所伤所杀，并不鲜见，最著名的就是曹操杀华佗。文革结束后，医护人员的社会地位一度较高，虽有医患纠纷，很少有针对医护的暴力行为，近4年以来，暴力伤医、杀医呈愈演愈烈之势，以致成为两会代表的话题，成为国际顶级医学杂志讨论的现象。
笔者从事精神卫生临床医疗工作十九年，十九年间，作为医生，治疗病人以万计，也曾作为病人和家属辗转于各医院之间，更作为鉴定医师，参与了几件重大医患事件的司法鉴定工作，其中感受，不吐不快。
感受之一：就医环境较差、流程繁杂，患者身处其中，易产生不良情绪
相信大部分人都到医院看过病或陪亲友到医院看过病，到小医院看病时，放眼四望，挂号收费、诊室、药房尽收眼底，从容走动，对就诊的环境不至于太过陌生。而到大医院就诊就不同了，现在二级以上医院内往往造了好几幢楼，楼层众多，指示繁杂或根本找不到。病人进了医院，如入迷宫，虽有导诊和指示标记，但仍不得不到处问路。原本躯体便有不适、心中已有焦急，行动又不甚方便，再到了一个比火车站还要繁杂的地方，其心情可想而知。
再看看就医流程：挂号、就诊、付费、化验或医技检查、等结果、再就诊开药或进一步检查、再付费、排队拿药。如果环境繁杂，排队等候时间过长，患者的脾气一般是不会当场发作，因为没有具体发作的对象，进诊室见到医生，或注射时护士站在面前，稍有不如意，便可能将之前积蓄的怨气，一并发作。这时，医护人员虽然可能语气和技术上有点儿问题，但承受的往往是对方超出一般抱怨的情绪爆发或者暴力行为，成了患者之前一路受挫、焦躁的接受者，成了不良就医环境的替罪羊。目前大陆很多医院也意识到这点，开始简化就医、付费流程，以期让患者以较轻松的心情完成就诊流程。
感受之二：医生知识不全面，应对患者能力不够
“病人都在说谎”是《豪斯医生》的台词，意思是医生要对患者本人主观的体会和描述采取客观的态度，认真分析归纳和排除，查出重点所在。通常，医生的思路是：接收不适主诉并转换为诊断学中的症状，进行体格检查和相应实验室检查，对结果进行分析，列出最可能出现这些症状和阳性结果的各种疾病，逐一排除。我们的医生在本专科的检查诊断治疗方面基本都能独当一面，但在检查时往往忽略了一个方面，那就是精神检查。
对精神卫生专科医生来说，精神检查意味着对患者的意识、感知觉、思维、情感、意志要求、行为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检查，对其他科医生来说，往往只注意到了患者的意识状态，缺乏对其他精神症状的敏感性。事实上，患者在患有躯体疾病的同时，经常会伴有焦虑、抑郁、失眠、偏执等症状。甚至有些患者没有躯体疾病或躯体疾病很轻，而焦虑或疑病症状很严重，导致出现了严重的躯体不适感，因而到急诊或门诊反复就诊。在五官科、口腔科、整形科和心内科，这种患者相对较多，因为到这里就诊的患者对疾病效果的评价相对主观，易受情绪和个人好恶影响，不像糖尿病、高血压等有相关数字可以衡量。温岭杀医案中的凶手连恩青，就是这样一位患者。
连恩青以往有鼻中隔偏曲，手术后得到明显改善，但他仍觉得鼻部不适，呼吸困难、头痛、胸痛，认为手术没动好，情绪焦虑，反复多次找到主刀医师和其他专家求证，反复做鼻窦CT。被告知手术效果尚好，鼻中隔无须再手术后，又到台州、杭州、上海多家医院就诊，各种医学检查阴性和医生的解释，均不能打消其疑虑。认为医生串通起来掩盖最初手术的失误，进而认为自己的CT检查结果都被医生造假了，起了杀人之心。他之所以出现如此离奇、不符合生理病理机制的症状，就是因为焦虑情绪导致他产生了关于躯体不适的体验，进而产生了关于躯体疾病的优势观念。这种观念一般都是以某种事实为基础，由于强烈情绪的存在，对某些事实作出超过寻常的评价，并坚持这种观念，进而影响到他的行为。这种错误观念的产生，与其说是逻辑上的障碍，不如说是强烈的情绪影响所造成，因此在逻辑推理上并不荒谬，而接近正常思维。在他的就诊过程中，除了上海的某位五官科专家暗示其家属连恩青的想法有问题，其他医生都没有明确的给出和精神卫生相关的就诊建议。所以，对综合科医生和非精神卫生专科医生，进行相关精神卫生知识的培训，非常重要。
感受之三：医改方向不明确，法律执行有偏差，医生成了牺牲品。
医改30年，医疗资源一边倒，中大型医院医生不堪重负。1985年为医改启动年，到现在已经30年了。早期提倡“医疗市场化”、“产权私有化”，导致了基层医疗网络频临崩溃，虽然2005年开始纠正以前的错误，但基层医疗网络在人员流失后，恢复元气需要时日。大量的病人涌向大医院，“小病大治”，门诊、住院人次激增，看病越来越难，普通医生坐在门诊，一上午近百个号子，看不完也得看，直接导致医患沟通时间减少、医疗质量下降。
医疗政策的制定者和患者都忽视了医生脑力劳动的价值。笔者从刚升上主治医师开始固定在某理发师处理发，前年开始不在那里理发了，因为费用已从10元涨到了200元。而同阶段笔者的挂号费只从3元涨到14元。患者通常认为：“药再贵也是吃到自己肚子里了，检查费贵是因为机器很贵，你医生凭什么几句话几行字就要收我几十块？”有些限号的专家，一个几十元的专家号可以在黄牛手上卖出千元的高价，其间的差价，就是专家被低估的脑力劳动价值。
为了息事宁人，医院无过错也要赔偿成了常态。医生看病多了，难免会有医疗纠纷，医疗纠纷未必是医生误诊误治，有时只是医生和患者对某方面的认识有偏差，本来通过沟通调解体系或司法程序处理就可以了。但目前医生面临着从农民工到地方土豪权贵这样有着巨大落差的群体，农民的啸聚习性和土豪权贵的张狂跋扈，使得医疗纠纷的处理成了各方较量的战场。在维稳大前提下，即使院方无过错，为了息事宁人，也往往会意思着赔点钱；医护的弱势还体现在被殴打致伤的司法处理上，因为执照和资格证都在主管部门手里，通常受害的医护人员只能忍气吞声，接受单位和司法部门大事化小的要求。这样的事情多了，部分民众就更加感到打几个医生护士消消气不会有大的后果，导致现在频繁出现医护的流血事件。
后记：步入2016年以来，新闻上已报导了多起起对医护人员的恶性攻击事件，医院是公共场所，医护团队是社会体系中不可缺少，极难培养的群体，在医院攻击医护人员，不仅伤害了医护人员，还因为扰乱就医环境，耽误了其他需要救治的患者诊治，所以，简单的按民事的故意伤害来定罪，有量刑过轻之感，强烈建议同时追究加害者的危害公共安全罪和个人恐怖犯罪的相关条目。否则，量刑过轻，只会助长暴力伤医之风，让优秀人才在报考大学、职业选择时不选择医护的职业，或选择到国外执业。十余年后，我们将为现在对暴力的容忍付出自己和子孙的生命。
本文首发日期：2022-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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