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相信“国际社会”或“民主制度”是一切幻觉之中最虚幻的幻觉，那么，放弃武装抵抗则是一切愚蠢之中最愚蠢的选择。
正如抵抗战士的誓言：“要么牺牲，要么胜利！”我们不需要对国际社会感激涕零。
因为这仍是一个丛林法则主宰的世界。
国际法本身是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
在翻译理查德·福尔克的一篇对7月19日国际法院裁定以色列占领为非法的评论文章时，中途我一次一次停下来，下意识地去刷新X 页面，看看一个专门报道卡桑旅动态的账号有没有更新……
倒不是我期待着卡桑旅能创造出什么奇迹，幻想它一夜之间攻克特拉维夫，而是我对福尔克老头儿的评论感到……气馁。理查德·福尔克是一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学者，曾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四十年，2008年至2014年期间，他被联合国任命为巴勒斯坦人权问题特别调查员。
我注意到他是在2008年以色列对加沙发动“铸铅行动”期间，不论是他向联合国人权理事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还是接受媒体采访，或者他本人撰写的巴勒斯坦人权状况文章，他的观点和结论，在西方主流媒体信息中算是比较客观、公正的。
其实像理查德·福尔克这样的人在西方也有不少呢，比如独立媒体的MEE（中东之眼）的主编大卫·赫斯特，美国独立记者阿比盖尔·马丁，还有我经常向读者译介他的评论的英国作家乔纳森·库克，以及福尔克的联合国职务继任者、国际律师弗朗西斯卡·阿尔巴尼斯，等等。
在西方舆论的主流之外，他们接受事实，坚持独立的观察和判断，能够从诚实的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为巴勒斯坦人权利作出辩护……他们也揭露西方民主政府的无赖和双标，谴责主流媒体的偏袒和谎言宣传……甚至他们会把批判的矛头直指问题的根本：白人至上种族主义。
这些人们，在心里我把他们视为“西方的好人”。当然，我还没有疯狂到认为西方没有好人。只是，在心底里我时常琢磨着这些西方好人们的思路，他们究竟相信什么呢？相信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真的能够捆缚行凶者的双手、把他们押上公正的审判台，相信“民主的制度”——比如说通过把拜登赶下台、换成特朗普或哈里斯——真的能够最终实现公平和正义吗？
我不信——我心里轻轻摇摇头。国际法，或者那些联合国决议真的能够起作用的话，那么就不会有2024年的种族灭绝，也就不需要等到7月19日的国际法院来作出“非法”裁决了——以色列早就被押上国际法庭了。从1948年以来的76年或者1967年以来的57年中，联合国作出的谴责决议可以从地球拉到月亮上了。
不同就出现在这里。在反对种族主义、支持巴勒斯坦人权利方面，我们是一致的。但是，我不相信这些好人们的思路——我不相信国际社会，我不相信从联合国到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的所有那些被称之为“国际社会”的机构，我不相信国际法的能力——甚至我不相信它的初衷，就像当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对种族灭绝凶手发出通缉令时，白宫发言人告诉国际刑事法院的：“战争罪名是为像俄罗斯和那些非洲无赖国家的领导人准备的”——我更不相信五常。
别忘了巴勒斯坦人的悲剧命运本身就是国际社会于1947年11月29日以联合国决议的名义制造的。
在他的九位亲人被杀害后，他把脸转向上帝
就像前些天我在揭示土耳其民族主义在加沙种族灭绝中的表演的短评《不要相信那张脸》中曾说的：“任何试图在国家层面上寻求正义的愿望都是愚蠢的……不要相信民族主义那张脸。正义也不存在于国家、知识（阶层）或宗教主义之中。”同样，正义更不可能存在于体制化的“国际社会”——帝国主义秩序，或根本上作为掩护道具的西方民主制度中。
而国际法和国际机构本身是世界秩序的组成部分。它是为现存的邪恶国际秩序而服务的。
一种努力解决“争端”的假象
国际社会确实向我们提供了某种“坚冰出现了裂隙”的迹象：
其中最显著的是在北约和欧盟内部，西班牙和法国两个大国似乎表现出了与其它同盟伙伴之间的“距离”，例如西班牙于今年5月下旬与另外两个欧洲国家爱尔兰和瑞典同时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6月6日，西班牙外交部长宣布西班牙将在国际法院介入南非针对以色列的种族灭绝案。
又比如工党执政以后，英国政府几经摇摆，终于在7 月 26 日宣布：撤回针对国际刑事法院寻求向以色列领导人发出逮捕令的反对意见，称“这是一个应该由法庭作出决定的事”。同时表示有可能因加沙种族灭绝而限制向以色列出售武器。
此外，在同一天，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三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呼吁加沙立即停火，并敦促以色列就加沙局势听取国际社会意见。而在此前一天，澳大利亚外交部宣布对参与了针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行为的七名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制裁，而加拿大则于6月27日，以“参与了对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平民及其财产采取了暴力和破坏稳定的行动”为由，宣布对七名以色列定居者和五个相关以色列组织实施制裁……
民主党候选人卡玛拉·哈里斯似乎也表现出了某种“转向”，在7月25日会见了内塔尼亚胡之后向媒体表示，她可能对以色列采取更强硬的立场，称她已经告诉内塔尼亚胡她不会对被围困在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的苦难“保持沉默”……
对于这些“迹象”，我们该如何看待？首先还是那句话：“国家”无正义。这一结论来自对“nation-state”（现代民族国家）这一事物的理解：它的基因里原本就带着自私的本性。因此，不仅限于上述西方国家，所有国家在加沙种族灭绝中的表现，都需要将之置于外交策略的定义之下去考察。而主导外交策略的是所谓国家利益。
所有这些“迹象”，只是在努力制造一种它们在为解决巴以“争端”而努力的假象。
其次，它只表明了：持续不歇的民众抗议以及选民风向给他们各自的政府造成了实在但也有限的压力。包括持续数个月、蔓延数十个国家的大学校园抗议运动，也包括烈士亚伦·布什内尔、日本“孤身”抗议者古川祐介这样的个人行为……如果有人要否认民众抗议的作用，那只能反证一个结论：上述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变”是出于文明或正义。
果然文明或正义的话，那么，在漫长十个月的加沙种族灭绝面前，这些国家该有的表现仅止如上吗？还是说我们的愿望太过分了？也许，出于礼节，巴勒斯坦人会对那些国家说感谢，但我们绝不会对它们感激涕零。就像对许多“形迹可疑”的小视频点赞——并不表示我们完全同意它们的民族主义吹牛，只是希望巴勒斯坦这个题目能够引起更多的人们关注。
如果说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永远不要忘了，那是四万多加沙巴勒斯坦牺牲者用他们无辜的生命为代价所换来的。
不仅是自尊，解放的真正希望依然来自自身的抵抗。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人的行为本身就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没有那一场突兀而来的“阿克萨洪水”对历史的推动，不仅是巴勒斯坦，整个世界只会按照特朗普的“亚伯拉罕协议”式的预定方向持续下滑……至少说，“民主国家”的肮脏面纱依然在骗奸着整个世界。
……这样的讨论或思索总是一次次地把同一个问题带到我们眼前：在对国际社会、国际法放弃幻想之后，在绝望于民族国家、绝望于“宗教共同体”而后又绝望于民主幻想之后，民众的命运将仰仗于谁？
这是一个不得不重新思考的问题。巴勒斯坦人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是世界的孤儿。
2024年7月27日
临近的胜利—— 48-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