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公的同理心与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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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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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公的大格局与大智慧

邓小平的“大”，集中体现在“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境界

我是刘胜军，关注我，拥抱“大历史观”和“政治经济学”，走出“大变局抑郁症”。

在邓小平所有的伟大品格中，我认为同理心和烟火气是最重要的。——刘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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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说，“每一个意志，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邓小平之所以为邓小平，是法国苏联留学六年、百色起义、万里长征、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三落三起等生活经历所塑造的。——刘胜军

邓小平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领导人，从1976年开始先后8次登上《时代》周刊封面。他实事求是、幽默风趣、性格直率、有一说一、知行合一，语言风格直白通俗，兼具世界眼光和中国功夫，既有勇气也有智慧，深谙领导艺术之道。更重要的是，他有极强的同理心，深知老百姓在想什么盼什么——因为他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一个有烟火气的人。

1、那位教授在撒谎

1979年邓小平访美。欢迎晚宴第一桌就座的还有美国思想进步的女演员雪莉·麦克兰，她对中国很友好。她提到几年前曾访问过中国的一个农村，有件事使她很感动。她遇到一位正在田里种西红柿的教授，她问教授，是否觉得在偏远的乡下干这种体力活儿是种损失。那位教授说，正相反，他非常高兴和贫下中农在一起，从贫下中农那里他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本来邓小平和麦克兰边说边笑，但邓小平听完麦克兰的话后，马上脸上变得很严肃地说：“那位教授在撒谎。” 卡特当时也正在听着邓和麦克兰的谈话，他马上理解了邓小平话的意思，点头表示同意。

2、实事求是‍‍‍‍

毛毛（邓榕）在写《我的父亲邓小平》时，曾问父亲：“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工作？”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当孩子们问起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邓小平只回答了两个字——吃苦。1973年2月，邓小平从江西下放地回北京，毛泽东第一次见他，问：“你在江西这么多年做什么？”邓小平还是只用两个字回答：“等待。”

邓小平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说过：“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以一个政治家那种光明磊落的态度谈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3、博大胸襟‍‍‍‍

1980年，邓小平接受著名记者法拉奇采访。

法拉奇认为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是英雄，在这个问题上她与邓小平争论起来，“以后你们还会保留毛主席像吗？”邓小平一针见血地回答：“永远要保留下去！我要告诉你，我们决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邓小平指了指法拉奇的笔说，请你一定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法拉奇以犀利的提问风格紧追不放：“今天人们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这符合历史事实吗？听说中国人说‘四人帮’时，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邓小平报以一笑，说：“必须清楚地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和‘四人帮’的罪行，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几次遭贬，受到迫害。邓小平说：“为什么我会三下三上？就是因为我喜欢说点实话。”法拉奇佩服地说：“一个人经历三下三上而活下来，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很多领导人可能只有一上一下，二上二下，拿破仑也只有一下一上。当然您不可能同拿破仑比，也不好比。您经历三下三上而复生，有什么秘密？”邓小平愉快地笑了：“没什么秘密。就是有时候他们觉得我还有点用⋯⋯外国朋友也常问我，怎么能经受这么多的坎坷。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但这还不全面，全面的回答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对毛主席寄予希望，我知道他了解我。”

法拉奇说：“邓先生，像您这样的人为什么总是处于二把手的地位？为什么您总是当副手？”邓小平似乎觉得这问题问得很没有必要，他笑着回答：“现在的岗位没有影响我的工作。”

4、错了我们负责！‍‍

1974年，周恩来总理病重，邓小平受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作为第一副总理，他以当时最混乱的铁路交通为突破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整顿。他不顾“四人帮”的百般刁难，大胆鼓励工业系统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抓生产，还风趣地说：“不要怕抓辫子，我这个人就像维吾尔族的姑娘，辫子多，一抓一大把。”“不要怕，整顿出了问题，我负责。”邓小平在听取张爱萍、钱学森等汇报国防科委工作和七机部整顿情况时说：你们要勇敢地干工作，不要怕说错话。只要你们大胆工作，错了我们负责！

5、抓大放小，举重若轻

1950年七届三中全会期间，周恩来在聊天时说：“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是举轻若重。 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的举重若轻，但说实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和伯承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

邓小平一向只管大政方针，掌握改革的航向，以及必要时作些重大决策。至于日常的具体工作，他都放手让年轻同志去办。1984年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说：“去年我只做了一件事：打击刑事犯罪分子。今年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进一步开放沿海十四个城市，还有一件是用‘一国两制’的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其他事都是别人做的。”

中央组织部原部长陈野苹也曾在邓小平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的感受也是：“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之一就是：在重大问题和关键问题上，他抓得很紧，而在具体工作和日常事务上，他又放得开手。”

6、不要迷信年龄。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

历史是人塑造的。

邓小平曾回顾1975年整顿的经验：“一个人才可以顶很大的事，没有人才什么事情也搞不好。1975年我抓整顿，用了几个人才，就把几个方面的工作整顿得很有成效，局面就大不一样。”

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时，谆谆告诫地方干部：“现在还要继续选人，选更年轻的同志，帮助培养。不要迷信。我二十几岁就做大官了，不比你们现在懂得多，不是也照样干？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

7、实事求是派‍

1987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表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8、“不争论”是我的发明

为了在全党营造一个求真务实、注重实效的政治氛围，邓小平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

9、不讲物质利益，是唯心论

1978年邓小平指出：

• 当前最迫切的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使每一个工厂和生产队能够千方百计地发挥主动创造精神。一个生产队有了经营自主权，一小块地没有种上东西，一小片水面没有利用起来搞养殖业，社员和干部就要睡不着觉，就要开动脑筋想办法。全国几十万个企业，几百万个生产队都开动脑筋，能够增加多少财富啊！为国家创造财富多，个人的收入就应该多一些，集体福利就应该搞得好一些。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

10、解放思想‍

1978年邓小平指出：

• 思想不解放，思想僵化，很多的怪现象就产生了。

• 思想一僵化，条条、框框就多起来了。比如说，加强党的领导，变成了党去包办一切、干预一切；实行一元化领导，变成了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坚持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一切统一口径”。违反中央政策根本原则的“土政策”要反对，但是也有的“土政策”确是从实际出发的，是得到群众拥护的。这些正确政策现在往往也受到指责，因为它“不合统一口径”。

• 思想一僵化，随风倒的现象就多起来了。不讲党性，不讲原则，说话做事看来头、看风向，满以为这样不会犯错误。其实随风倒本身就是一个违反共产党员党性的大错误。独立思考，敢想、敢说、敢做，固然也难免犯错误，但那是错在明处，容易纠正。

• 思想一僵化，不从实际出发的本本主义也就严重起来了。书上没有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人没有讲过的，就不敢多说一句话，多做一件事，一切照抄照搬照转。把对上级负责和对人民负责对立起来。

• 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

11、敬畏市场

小平说：“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他还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小平听后当场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12、自由才能创新

文革后，西方古典和近代文学开始解禁，但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十分小心，屡次批判论争。据说争到了小平那里，小平就搞了个中央内部的小会，让王蒙给他们讲现代派，王是文革后最早搞现代派的。讲完以后，小平说：我看没什么嘛。于是绿灯。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13、制度思维

‍1980年，邓小平深刻指出：

•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改革是一项艰巨的挑战。邓小平说：

“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改革是一件有风险的事，我们要走一步看一步，逐步总结经验，否则人民会遭殃的。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事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就乱了。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14、指路上海

上海，是一座与他有70多年不解情缘的城市。

邓小平曾说：“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他又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他视察了当年建成的上海内环线浦东段及罗山路、龙阳路立交桥后，他高兴地吟诵着：“喜看今日路，胜读百年书”。他特地对左右的人说，“这是我的心里话。”

15、股市

1990年12月19日，我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成立，当时不少人认为这是犯政治错误的冒险之举。对此，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回应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

16、羊角包‍

1974年，邓小平在美国参加完联合国大会，乘坐法航班机到巴黎，再转国航班机回国。时任驻法大使的曾涛问邓公，有没有什么想带回国的东西，邓公只说他要买点羊角面包和奶酪。当年邓小平只以黑咖啡和无油无糖的法棍面包果腹，而可颂面包富含黄油自然贵得多，能吃上一只并不容易。使馆给他买了100个羊角及各式奶酪带回国，邓公很高兴，回京后，他亲自分配，把面包和奶酪分给了当年一同在法国战斗过的周恩来、邓颖超、李富春、聂荣臻、蔡畅等人，尤其叮嘱要多给周总理几个。

17、勿忘历史

八国联军入侵，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90年后，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朋友时说到：“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18、年广久梦里见过邓小平

年广久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民营企业家。

1980年，一份关于“傻子瓜子”问题的调查报告也送到了邓小平手中。邓小平对一些人对姓“社”姓“资”的争论，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年广久的雇工有了100多人。于是有人说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1984年，邓小平在中顾委会议上提到“傻子瓜子”雇工问题时指出：“前些时候，那个雇工问题，相当震动呀！大家担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决了一个‘傻子瓜子’，会牵动人心不安，没有益处。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时间，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第三次提到安徽的“傻子瓜子”，他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100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

“邓小平最讲实际，他是个喜欢干实事的人。改革开放的决策了不起！”年广久动容地说，“当年，我和许多人一样，一家3个人穿一条裤子，真穷啊！现在一切都变样了。我们不能不感谢邓小平！”

年广久从来没有见过小平，但是他却认真地告诉记者：“我见过，在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