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界的“稳健派”张卓元荣获“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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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文/ 刘胜军

市场化、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必然取向，走回头路是没有出路的！——张卓元‍‍‍‍‍‍

202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之际，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关于授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决定，91岁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获得“经济研究杰出贡献者”国家荣誉称号。

张卓元是经济学界的老法师。他在家乡梅州中学读高三时，就被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所吸引。高考时，他考入中山大学经济系。1954年大学毕业后，张卓元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政治经济学组工作，开启长达70年的经济研究生涯。

名师出高徒。1957年，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出任经济研究所所长，张卓元担任孙冶方的助手，这对张卓元的学术生涯产生了深刻影响。有趣的是，张卓元曾担任孙冶方、于光远、骆耕漠三位大家的学术助手，而他们三位正好是中国商品价值论上三派观点的代表人物。孙冶方大胆起用年轻人，24岁的张卓元、27岁的孙尚清、28岁的周叔莲等都被委以重任。

孙冶方出狱后，为拯救孙冶方的学术思想，经济所专门成立一个小组，帮助他整理书稿。张卓元受命担任小组负责人之一，每天积极工作，在病床前录制冶方先生的口述，然后进行整理，历时一年，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20余章初稿的写作。这些工作占据了张卓元的大量时间，但他从不觉得惋惜。在他看来，能够将恩师的经济思想准确地展示给学界和国家，是自己莫大的荣幸。

孙冶方与张卓元‍‍‍

张卓元被喻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一棵“常青树”，长期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进程。1955年，《经济研究》杂志创刊，张卓元有了一个新身份——编辑。1993年，他参加了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起草工作，这一文件开启了市场经济之门。此外，张卓元还参与了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十八届三中全会等中央文件起草。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吴敬琏赠他“玉泉山人”雅号。

北京玉泉山

在经济学界，张卓元有两个标签：

• 中国经济学界的“稳健派”。他一直强调经济发展和改革要稳中求进，以改革促进经济稳定和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他提出价格改革“一调二放三挂钩”和“走小步、不停步”的改革方略，成为支撑中国“渐进市场化改革”的理论依据。1987年，刘国光、张卓元领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思路，“稳健改革派”由此诞生。张卓元都要一再强调：“稳中求进的思想是刘国光、戴园晨、沈立人、陈东琪和我等人集体探讨的结果，这四个字是陈东琪首先概括的。”

• “两条主线论”的代表人物。1987～1988年，经济学界最大的争论是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究竟是什么。当时有三种不同的主张：1）企业改革中心论，或者是所有制改革中心论，以北京大学和中央党校课题组为代表。2）主张中期的改革以价格改革为主线，一个是所有制，一个是价格，以此推动经济运行机制的转轨。3）张卓元所在的社科院课题组，主张企业改革和价格改革、所有制改革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要双线推进，所谓两条主线。

2010年，以吴敬琏、周小川、郭树清等人作为主要贡献人的“整体改革理论”高票当选第三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整体改革理论”主张推进配套改革，在搞活企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统一市场、实现宏观经济管理模式转换等方面相互协调，对构建市场经济的基础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990－1993年期间，主张整体改革论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周小川、荣敬本、张卓元、楼继伟、郭树清、李剑阁、刘吉瑞、吴晓灵、谢平、钱颖一等组成“经济体制改革总体设计课题组”，提出了近中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整体设计和国有经济、财政、金融、外汇管理、社会保障、政府职能等方面的改革方案。

市场经济的诞生

90年代初，苏东剧变，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时刻。

市场经济在今天已经是常识。但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历程，是极其艰难和惊心动魄的，事非经过不知难！1982年十二大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指导方针。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

在这一历史关口，江泽民于1991年10月至12月主持的11次专家座谈会（每次半天），为市场经济的诞生起到了重要催生作用。张卓元指出：

• 这11次座谈会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为中央下决心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促成党的十四大明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并使此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主流观点。我们从党的十四大报告看到并至今仍沿用的改革目标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经典涵义，可以说是直接发端于1991年的11次专家座谈会。

1991年初，江泽民同志找了一些对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有研究的同志（如吴敬琏、周小川）谈话，请他们做准备，主要讨论了三个题目，即为什么资本主义“垂而不死”、苏东演变及其教训、如何搞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参加这11次座谈会的专家大部分是经济学家，其中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国光、蒋一苇、李琮、陈东琪、张卓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王慧炯、林毅夫，国家体改委的杨启先、傅丰祥、江春泽，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以及外交部、安全部、中联部的有关专家，总共不到20人。每次会议均由江泽民主持。

江泽民在一开始主持会议时就明确指出，这个座谈会是内部研究，主要是听取大家对所讨论的三个问题的意见，不做结论。他在每次会议过程中都有简短发言或插话，多次引用参会人员的观点，并就一些问题提出了初步意见。会议充满自由讨论的气氛，会议没有桌签，与会专家到会议室后自由选座位，发言顺序不是预定的，都是临时要求发言，还可随时补充。多数人都不是念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而是敞开思想着重讲自己的意见，也有即席发言。

张卓元回忆：

• 座谈会的最主要成果是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倾向性提法，同时还对这一重要提法给出两点解释，一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二是市场是有国家宏观调控而不是放任自流的。这样就为江泽民1992年6月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借鉴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经济经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重视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运行，改善工人福利缓和阶级矛盾，以及推动科技进步等，使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仍然能够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并且在同实行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国家的竞赛中占了上风。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要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站稳脚跟，并且要在经济和技术上追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就要大胆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由市场配置资源的做法。

•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既然“市场取向”改革能有力地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市场繁荣，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我们就要坚持“市场取向”改革，绝不能退回到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要继续前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公平与效率

公平与效率的权衡，是世界级难题。在不同时期，这一权衡具有不同的重点。张卓元回忆：

• 我第一次正式参加中央文件的起草是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这次全会要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定下“四梁八柱”，也就是定下一个基本框架。所有制组，提出了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国有企业改革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有四个特征。市场体系组，就是我们组，提出要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个提法是这次全会定的。这些基本提法，现在看来应该说还是站得住的，除了其中一条，就是分配方面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2004年以后就不再提了，主要是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已经比较突出了。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我也参加了起草，最初还有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内容，但后来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我印象最深是退下来的几位老同志以及不少地方领导，都建议不要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了，而是应该效率和公平并重，而且在再分配过程中要更加注重公平问题，因为收入差距过大了，社会反映强烈。

怎样理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关于基本经济制度中的以公有制为主体，自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观点一：有的理论界人士指出，2017年非公经济对GDP的贡献为60%，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比重超过60%，非公企业对全社会新增就业占比贡献达90%。由此认为，公有制的主体已经被突破，并主张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观点二：一些人士认为，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发展为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他们建议将基本经济制度修改为：以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对此，张卓元在2018年指出：

•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时，对公有制的含义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1978年到2017年的39年间，中国GDP实现高速增长，国有经济、个体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不同所有制经济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公有制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继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些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国企改革是最艰难的

国企改革一直是改革的重点内容，也是最难最敏感的环节之一。

90 年代中期以后，张卓元专注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研究，提出了加快中央企业改革步伐、积极引进国内民间资本和外资改善产权结构等主张。

张卓元回忆：

• 十四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最困难的是确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四个基本特征。因为在此之前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在放权让利里打转，包括后来承包制。尽管当时就有学者提出来要以现代企业制度，就是现代公司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但实际上一直到1992年还是主要在搞承包制。要以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国有企业改革方向，现代企业制度是什么，有哪几个特征，成为起草文件的难点。我印象中好像刘国光也加进来了，还到当时国家经委请人，国家经委来了两三个负责同志，印象最深的是陈清泰，他当时是国家经委副主任，主管国企改革的。大家开了好几次会后，最后把“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这四条作为现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定下来。在定下来之前，比如说管理科学要不要放进去，也经过了一番讨论。现在看来，这四个特征是比较准确的，起码到现在为止还是能站住，集中了各方面的智慧。

• 1999年我参加十五届四中全会文件的起草，是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那次文件起草组组长是吴邦国副总理，他主管工业，主管国有企业改革。那个文件起草比较顺利。这次国有企业改革文件起草有个特点，是对1997年十五大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包括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对国有企业进行改组，以及健全现代企业制度等进行具体化。十五大报告作为党代表大会报告，牵连到政治、经济、社会、党的建设等很多方面，有关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写得太多。它对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给出了创造性解释，理论上提出的公有制形式多样化，政策上提出的股份制等混合所有制模式，为国有企业进入市场、成为市场竞争主体扫平了制度障碍。没有这次理论突破，就不可能有中国国有企业的凤凰涅槃，就没有中国民营企业的冲天发展。‍

• 十五大报告已经提出了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庞大的国有企业进行改组，提出了“抓大放小”，要求从整体上搞好国有经济，不要求把每个国有企业都搞好。而具体怎么来落实，是在十五届四中全会上决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对国有企业改革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这里面我觉的有几个地方值得一提：一是在十五大提“抓大放小”，到十五届四中全会提抓大的同时，提出“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等于是“抓大放中小”；还有一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十五大报告起草的时候，写了对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改革、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这些话，但法人治理结构这个提法是从国外来的，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有的同志认为，法人治理结构是什么东西啊！很多人可能不懂，所以不赞成把法人治理结构写上去，删掉了。可是之后才过了两年，到了四中全会，把法人治理结构说成是公司制的核心，而且对法人治理结构里面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职代会、党委会的几个关系说得比较清楚。后来我说过，这是中国改革开放进展之快，人们认识程度提高之快的标志。这是四中全会决定相对十五大报告的一个很大的进展。文件写得很好，但是落实起来还不是太令人满意。

划时代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中央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划时代的，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新时期；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是划时代的，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系统整体设计推进改革的新时代，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部署全面深化改革的一次重要会议，张卓元也参加了会议决定的起草工作。他回忆说：

• 现在看来，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有几个比较突出的地方。首先，把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此前就我看到的理论文章里，还没有出现过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这个提法当时也不是起草组自下而上提出的。我记得有次会议领导在工作班子上说，起草组领导有个设想，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是不是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大家说，已经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来形容市场的基础性作用，词已经用尽了，再往前走“基础性作用”就要改了。然后让一些单位，我记得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央政策研究室等几个单位提方案，后来提了几个“往前走”的方案，最后还是觉得用“决定性作用”代替“基础性作用”最好。大家都觉得还是这个最好，就采纳了。这是因为当时感觉政府直接配置资源太多了，干预经济活动太多了。这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 第二，提出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我记得有人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后，大家觉得好，也是新提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背景是，经过那么多年发展，公有制经济资本跟非公有制经济资本，特别是民营资本，还有居民储蓄，都很雄厚了，要更好让国内资本充分发挥作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一个好的设想。强调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为自然垄断行业放开竞争性业务打开一条通道。

• 这次全会提出国资委要以管资本为主，实现从管企业为主到管资本为主的转变，有的主管部门领导不是太能接受，也有过一番协调。如果说其他各方面改革推进得还可以，国企改革是最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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