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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来源:刘胜军大局观(刘胜军微财经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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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经济数据表明,出台大规模经济刺激措施已是刻不容缓:
1~8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4%,其中,民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0.2%,外商企业投资下降17.7%。8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升至18.8%,为有数据以来最高。8月税收收入同比下降5.2%,降幅扩大1.2个百分点。8月房地产销售面积、新开工面积同比分别下降11.9%、23.6%。
近日,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在《以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经济振兴方案实质性扩大内需》的建议中提出:
“应推出一揽子刺激加改革的经济振兴方案,带动经济回归扩张性增长轨道。具体包括10万亿元刺激规模、两大突破口和一个重要目标:1)以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为主筹措资金,在一到两年时间内,形成不低于10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规模。2)两大突破口:一是大力度提升以进城农民工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短期重点是由政府收购滞销的住房,转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带动中国的第二轮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乡融合发展为基础的高质量可持续现代化城市体系。3)一个重要目标是,以这次经济振兴方案实施为契机,力争用十年左右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由现阶段中等收入群体4亿人口增长到8-9亿。”
笔者完全同意“10万亿”经济刺激规模。但是刘世锦主任建议的两大突破口值得商榷:
1、政府收购商品房,改为保障性住房:这个方案,虽然对稳定房地产市场有一定帮助,但只要开发商资金链没有恢复正常,购房者依然心存顾虑,其刺激效果不会太大。而且,保障性住房受益面太窄。真正需要保障性住房的是一线城市,而一些城市房价相对较高,按照200万一套计算,2万亿也只能购买100万套,受益家庭只有100万户(仅上海一地,非户籍常住人口就有1000万之多),对庞大的经济体系而言,只是杯水车薪。而且,这些房子已经建好,从商品房改为保障房,并不会对投资和消费带来新的增量。
2、加快都市圈范围内中小城镇建设:都市圈建设虽有潜力,但这一过程应该是城市“有机生长”的结果。如果依靠行政力量去推动,难免会出现“供给和需求的错配”,甚至出现“鬼城”之类的资源浪费。而且,越是中小城镇,房地产过剩越突出。在人口集聚的一线城市房地产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去推动中小城镇建设也缺乏经济上的合理性。此外,城市化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急不得,很难指望在短时期内起到稳定经济的快速效果。
笔者认为,当下稳经济的突破口有且只有一个:消费。稳消费,不仅可以巩固经济的核心支柱,而且见效快、惠及面广,可以起到全面提振社会信心的效果。消费提升会转化成企业利润,对企业信心提振也会起到普惠的效果,进而产生良性循环。
2023年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82.5%,消费的重要性是秃子头上的虱子。现在红灯已经开始闪烁:2024年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只有2.1%。
社会零售增速显著走弱
消费降级意味着社会有效需求下降,进而会导致企业销售下滑、利润下降。面对业绩下滑,企业只能裁员降薪。裁员降薪,又会导致新一轮消费降级。
这意味着企业部门与居民部门之间可怕的恶性循环。
必须抓紧稳消费,我们不能再犹豫了。
自疫情结束以来,消费券成为学界共识度最高的政策建议。然而,也有一些人心存疑虑。笔者认为,这些疑虑都是多余的,消费券是当下“正作用最大、负作用最小”的政策选项。
关于消费券政策,首先要厘清其具体内容:
1、由于中国储蓄率高、消费倾向偏低,中国不宜采用发达国家的发放现金的政策,消费券更为可取。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为63%,远低于美国的92%。
中美欧占全球储蓄的比例
2、消费券千万不能小打小闹、挤牙膏,那样既浪费时间又浪费钱。规模一定要宏大,才能起到“超预期”提振信心的效果。考虑到中国居民收入占比过低、封控时间最长,建议10万亿左右规模,约占2023年GDP的8%。2008年次贷危机后出台的“四万亿”相当于当时GDP规模的13%,而且这尚未包括当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大规模扩张的刺激作用。美国在2020年三月疫情暴发初期就颁布了史上规模最大的两万亿美元刺激方案,相当于GDP的近10%。
眼下,只有超常规刺激,才有可能打破“悲观正反馈循环”(悬崖边的经济)。
3、发放主体必须是中央财政。在土地出让金、税收双双下滑的背景下,如今地方政府已经是“砸锅卖铁”的困难户,指望地方政府是不现实的(这个数据让我感到揪心)。中央财政能够做到,不仅因为中国的中央政府债务偏低,而且因为中央政府具有发行国债的特殊便利。
政府债务占GDP比重
4、消费券不要限定用途,餐饮、旅游、商场各行各业都可以使用,这样才能让刺激效果尽可能惠及所有行业,让所有人都有“想象空间”。除了时间要求外,消费券不能设置其他条件,否则就成了“打折券”,失去了意义。
5、如何以最低成本进行发放和使用?截至2023年三季度末,微信及WeChat的合并月活跃用户数达到13.36亿,考虑到很多未成年人没有微信,这一数字意味着中国14亿人已经高度普及了微信。通过微信、支付宝等实名制支付平台发放,不仅成本低,而且可以避免“印制券”带来的“倒卖”现象。2020年,香港就曾通过香港地区四大电子平台发放电子消费券。通过电子平台发放,也可以进一步鼓励所有居民步入电子支付时代。
对有关消费券的顾虑,笔者回应如下:
1、钱从哪里来?首先,压缩不必要的基建投资,我国基建总体已经过剩、回报率下滑,继续以往的大基建思路,是不明智的。将过去搞基建的钱,用于拉消费,才是资源配置的最佳选择。其次,消费券可以提振信心、改善经济、扩大税基,从而提高政府税收收入;再次,中央财政可以发放超长期国债,为消费券提供资金来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之问值得我们思考。
2、会不会导致通胀?美国2020年的现金发放,的确是2022年以来的高通胀成因之一。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威胁不是通胀而是通缩。由于长期以来的高投资率,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在“大脱钩”背景下,中国将面临长时间的“供大于求”压力,通胀实属杞人忧天。
我国PPI从2022年10月以来持续为负增长,CPI长期徘徊在0附近,GDP平减指数从去年二季度步入负增长区间:通缩,可怕的通缩,才是真正的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发放消费券,只有好处没有害处。
3、有人认为“消费券的最佳机会已经错过”,因为疫情已经结束了。这种说法是逻辑混乱的表现。眼下的情况表明,疫情的疤痕效应大大超出了预料。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发放越早,后遗症越小,不能再拖下去了。
中美日家庭消费占GDP比重
4、有人认为导致消费不振的主要原因是房价下跌,而非疤痕效应。诚然,房价下跌是影响消费的最大因素,但这与疤痕效应并不矛盾。疫情冲击最大的是中低收入阶层,而房价影响最大的是中高收入阶层。我们既要稳房价,也要发消费券,没有冲突(一个国民级的问题:房价触底了吗?)。
5、有人认为发放消费券会导致腐败和贪污。这一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实名制的电子支付平台发放来避免。
6、发消费券会不会让人变懒?这种担心是完全多余的:1)放眼望去,国人的勤劳,举世无双;2)中国居民收入占比显著偏低,需要合理纠偏;3)中国的问题不是民众太懒,而是过于勤劳。经济学把人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工作时间太长,意味着没有时间去消费,这才是眼下真正的问题。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应该着眼于让民众多一些休假时间、减少工作时长。
记住凯恩斯那句名言:消费是一种美德(中国千万别被这样的“经济砖家”给带到沟里了)。
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
7、有人认为,“发消费券,也有可能增加政府的垄断。” 这种担忧真是莫名其妙。消费者拿到消费券,具体使用完全由消费者自己决定,怎么会与政府垄断扯到一起?消费券由中央统一发放,也不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对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好事情。
8、刘世锦认为,“用消费券等方法促销无可厚非,但普遍发钱的办法,亿万富翁也可能拿到。即使把钱发到低收入人群,但这部分人群吃饭穿衣等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拿到钱多买几个面包并不能解决他们面临的真实难题。就城市以农民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来说,他们面对的是住房、上学、医疗、社保、养老等难题。在这些难题面前,通过撒钱拿到的那点收入无疑杯水车薪。” 笔者认为:1)从人数上看,亿万富豪只占社会群体的万分之一,并不会显著分流消费券。甚至可以假设,亿万富豪们根本不会去使用这些消费券;2)中等收入群体,得到消费券后,会产生显著的消费效果;3)低收入阶层在疫情中出现严重的“资产负债表受损”,消费券对修复其资产负债表将起到显著的效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道德经》云:“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世间最宝贵的就是烟火气。我们应时时以天下苍生为念。 贾谊《新书·大政上》云:“为人臣者,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
抽象且冰冷的宏观经济数据背后,其实是无数家庭的悲欢离合。不断增多的违约、破产和自杀案例和吉林、苏州、泰安、武汉、深圳等地的社会安全事件,也在不断提醒我们要极其重视经济下行导致的社会矛盾激化。
昨晚梦见天空飘来一朵祥云,上面写着三个大字:消费券!
刘胜军@“禅宗十刹”之雪窦寺
政治经济学+大历史观
2014 年参加总理经济座谈会
刘胜军微财经创始人
致公党上海市经济委员会委员山东省人力资源发展促进会首席专家
著有《下一个十年》
山东·菏泽·定陶人
人大·中欧·华东师大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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