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教授以“缘督室”为斋名，提倡“离两边，行中道”，《缘督室札记》即是希望弘扬此种精神。全书分为“谈敦煌遗书”“书评”“他人论著序跋”“自己论著序跋”“回忆录”五个部分，主要涉及敦煌学、佛教文献学等。此书一方面展示了作者治学的心路历程和众多成果，另一方面可以引导新的学者和读者去发现、探索这些学术领域。
缘督室札记
方广锠 著
本书亮点
1.学术精华集锦：方广锠教授在佛教文献学、敦煌学领域成果丰硕，此书是方教授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体现其研究成果。
2.精心编排，可读性强：全书分为“谈敦煌遗书”“书评”“他人论著序跋”“自己论著序跋”“回忆录”等五个部分。本书既有学术论文，也有学术散文，知识丰富，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作者简介
江苏邗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年、1988年先后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家图书馆；2004年5月调入上海师范大学，为宗教学博士点学科带头人，现已退休。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文献学，兼及佛教史、佛教思想、敦煌学。
敦煌遗书的流散，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特定的历史事件。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西部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争相侵略、瓜分中国的总背景上进行的，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色彩。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许多探险队除了挖掘古墓、收集文物之外，还进行测绘地图，调查物产等一系列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从中国搞走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敦煌文物。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些探险家之所以能够得逞，也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当时各有关人等的因循渎责与愚昧无知有关。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
就敦煌文物流散而言，各国探险队的手段也有所不同。有的干脆采取盗窃的伎俩，像美国的华尔纳；有的采取了不光彩的欺骗手段，像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也有的部分是在敦煌购买的，部分是在莫高窟各洞窟收集、发掘的，像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沙俄的奥登堡探险队。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在莫高窟做这种收集与发掘，这当然又涉及政府的腐败问题，当时没有人管，所以这些探险家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此外，国外公私收藏的敦煌遗书，也有一些是后来从中国的私人收藏者手中购买的。总之，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
审视这些探险家在敦煌与中国官员及王道士的交往过程时，我以为还应该看到在这里反映出的两种文化、两种思想方法的碰撞。举例来说，斯坦因在用花言巧语欺骗王道士及采用蒋师爷的“秘计”之外，给了王道士200两银子。所以，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光彩，所给的银子也实在微不足道，但是他总算为这批敦煌遗书支付了代价，自以为这就算涂上“购买”的色彩，很多西方人也由此认为斯坦因是购买。但从王道士的角度来讲，他是被斯坦因的“把佛经传回印度”的花言巧语所蒙蔽，从而将那些敦煌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至于斯坦因的银子，就王道士而言，乃是斯坦因支持自己修复莫高窟而做的布施。正因为这样，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王道士便迫不及待地拿出账本，向施主斯坦因汇报所布施银两的花费情况。这些银子，对王道士将敦煌遗书交给斯坦因想必起到润滑油的作用，但王道士并没有把它们作为出售遗书的代价。因此，我们现在客观地看，从斯坦因的角度来说，他即使是购，也是“骗购”；而从王道士的角度来说，纯属受欺骗，连一点出售的因素也没有。这里反映出巨大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的反差。再进一步探讨，这里还涉及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等一系列问题，这里就不详细谈了。
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价值之大，怎么比喻也不过分。敦煌遗书的流散，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任何一个中国人提起这件事就痛心疾首，所以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样的说法。不过，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客观地回顾这一问题，则应该说，与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两重性一样，敦煌遗书流散这件坏事，却促成了20世纪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直至今日，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的显学，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样一个蓬勃发展局面，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这里不是说这样一来，那些探险家就无过有功了。这是两回事。也不是说，如果这些遗书全部保存在中国，敦煌学就不会成为世界显学。历史是无法假设的，这里只是陈述一个既成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
总之，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百年以后重新回顾敦煌遗书流散这一段历史时，当然要申述民族的尊严，但同时还应该保持一个学者的客观的历史理念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两者是统一的。我们应该少一些情绪的冲动，多一些理智的分析，以总结其经验教训，使我们整个民族都更加成熟一点、聪明一点。作为一个从事敦煌研究的中国学者，尤其应该带头从事这种总结，并引导整个民族的反省，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科学意识、文物保护意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倾向——把敦煌遗书的流散全部说成是外国探险家的抢劫、盗窃，这并不科学。最近出版的某些著作则有另一种倾向，就是不顾历史事实，丑化王道士等中国人，美化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我认为这样更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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