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立国200余年，已举办60届大选。为何美国大选是4年一次？为什么美国总统的任期相对较短？谁在美国大选中拥有投票资格？如果我们放眼更长远、更广阔的历史时间和空间，具体到美国革命和建国时期，从当时主流的政治文化去理解，或许会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剑鸣的史学专著《美国建国时期政治文化的主流》，借鉴了政治学、历史社会学和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历史语境与史学语境，展现了美国早期政治史上诸多纷纭复杂、变幻多姿的场景，揭示了美国建国一代政治思维的方式、内涵及其意义。本书第一章聚焦于美国革命中的精英与民众，采用精英和民众博弈的解释框架，结合美国革命各个阶段的具体历史语境，深入阐述了精英与民众之间的分歧与共识、冲突与合作、博弈与妥协，展现了他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以“精英和民众的共治”来界定美国早期统治体制的特征，深刻影响了后来美国国家政治、社会的演变，乃至今天美国人某些思维方式，颇具启发意义。
点击链接即可查看本书更多详情：
革命中的精英与民众
普通民众对于精英控制的不满和抵制，通常是由于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或是他们的急切诉求遭到上层的反对和阻挠，因而对富人和精英产生带有偏见的不信任感。1772年费城的报纸上有文章论及，经验表明，那些受托以维护“最为神圣的自由”的人，经常陷入腐败；因此，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必须选择来自农场主和工匠等“中等人群”的“有美德而正直的人”，这样的人鄙视贿赂，最了解自由的价值。有时，民众的代言人还会把民众和精英的分歧上升到“身份意识”的高度。他们承认自己没有上层精英那么富有和显赫，但在权利和义务方面却彼此平等，而且对于新体制而言，普通人乃是比精英更有益的力量。宾夕法尼亚的激进派并不反对保护财产权利，但不喜欢巨额财富，也不信任富人。他们提出，“巨大份额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个人手中，对人类的权利是很危险的，对人类的共同幸福也具有破坏性，因此，每个自由的国家都有法律上的权利不鼓励拥有这种财产”。费城学院数学教师詹姆斯·坎农，在宾夕法尼亚制宪代表选举时提醒人们，所谓起草宪法需要丰富的学问、见闻和知识的说法，乃是纯粹的上层阶级观点；实际上，那些极为富有的大人物并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总想确立“社会差别”，并以此获得好处。他的意思是说，那些巨富豪门总是拥有与“共同福祉”对立的特殊利益，不可能制定出有利于当前和后世幸福的宪法；而要制定一部“好宪法”，就必须选择“与我们拥有相同情感和利益的人”参加制宪会议。因此，他和马特拉克、扬、潘恩等人一道，号召在选举制宪会议代表时不选富人，也尽可能少选“有学问的人”。有位署名“监管人”（A Monitor）的作者写道，在南卡罗来纳，选民乃是“本州最初和最后的资源”，即便最底层的选民也不会比“大富豪”低下；“选民是财富和权力的来源”，他们的劳动和勤奋创造一切财富，而“律师和其他大富豪”则依靠他们的“汗水和磨难”来维持其“傲慢和排场”。”
显然，这类言论包含某种朦胧的“阶级意识”，把上层精英和普通民众置于二元对立的关系中，贬抑前者而称颂后者。在当时那种“多疑症”盛行的政治文化中，激进的普通民众及其代言人更倾向于认为，富裕的上层总是在酝酿和实施压迫穷人的“阴谋”。一方面，“绅士们”不愿看到过多的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因为他们觉得普通人“不配做他们自己权利的保卫者”；另一方面，那些富人们又借助法律的偏袒，通过欺骗和剥夺穷人而获取财富。那种追逐金钱、利用财富来扩大私利的人，被鄙夷地称作“唯利是图的有钱人”（moneyed man）。在独立战争所造成的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中，普通民众目睹少数富人乘机谋利，以穷人的不幸为代价而致富，享有优裕的生活，于是对富人的怨愤和不满随之激增，更加猛烈地抨击他们的“贪婪”和“无耻”，把他们对穷人的“压迫”与当年英国对殖民地的“暴政“相提并论，并称穷人在为富人们“流血牺牲”，却成了“垄断和勒索”的最大受害者。
1786年，在一篇署名“手艺人”（Tradesman）的文章中，精英和民众二元对立的观念以及民众主义意识，得到了更清晰、更强烈的表达：
这位作者以“手艺人”为笔名，非但表明自己是区别于“绅士们”的普通劳动者，而且还以这种身份为荣，因为普通劳动者是社会的多数，是“自由人民”的主体。他站在普通劳动者的立场上，毫不掩饰对于上层精英的鄙视和不信任，为民众的政治自主意识留下了一份生动的“告白”。他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正是邦联后期困扰各州的一个普遍难题，即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许多人（主要是小自由持有者）深受税收和债务的重压，强烈呼吁各州议会制定相应的救济措施，以缓解他们的困境。这类诉求直接触犯债权人和富人的利益，对其财产安全和政治权势构成威胁，于是引起激烈的争议。“手艺人”在文章中斥责上层精英玩弄手腕，谋求私利，并警告他们不要糊弄民众，不要低估民众的政治自觉；同时也呼吁民众采取积极行动，捍卫自己的自由和利益。这段不长的文字营造了一种上层精英和普通民众截然对立、贵族寡头制危害自由体制的紧张氛围，至为鲜明地表达了民众对精英的猜忌和敌视。
精英领导人着力渲染民众的“拉平”和“无法无天”倾向，而普通民众及其代言人则常以贵族制的压迫和（政治）奴役来描述精英统治的危险。这就更突出地显示了民众和精英在政治文化上的对立。普通民众及其代言人指责说，那些“大人物”（nabobs）一心要实行“铁棍的统治”，要让人民服服帖帖；他们要求人民“服从法律”，其实不过是用以“奴役”人民的幌子。当独立的时刻到来之际，不少人担心富裕的上层会借机建立贵族制，把欧洲的等级制度和压迫性体制移植到美国。1776年，《纽约公报》有文章指出，有一个“贵族小团伙”正在“绞尽脑汁以挫败我们高尚的事业，使普通的和中等的人民成为替他们负重的牲口（beasts of Gurthen）”。这位作者同时也声言，那些“自由人”既然不肯接受英国国王、贵族和平民院的奴役，也就不可能再让别人骑乘在他们的背上。同年，宾夕法尼亚有人写文章为1776年宪法辩护，用相似的语气抒发了相似的感受：虽然1776年宪法确立的体制对于防止暴政来说乃是“明智而必要的”，可是却“大大地冒犯了我们某些绅士”，因为他们把人民当作自己的财产，当作“负重的牲口”，生下来就只配供那些“天生的老爷们”（Lords of Creation）来统治。费城那些拥护1776年宪法的“宪法派”，也懂得利用贵族和普通人二元对立的话语，把力主修宪的“共和派”指斥为“托利派贵族”，称他们力图在州议会设立一个“贵族院”。这类指控正中边疆农场主的下怀，因为他们对东部的政治和政客一直心存疑虑。托马斯·扬在一篇文章中也谈到，“一些有地位的人”希望在北美建立“在欧洲常见的领主和封臣（Lord and Vassal），或首领和仆从（principal and dependent）的制度”。从殖民地留传下来的英国法律和习惯，也因为带有压迫性而受到基层社会的厌弃。在新体制运作数年以后，有些人觉得这种体制已沦为富人和权贵欺骗、掠夺普通人的工具，法律和法官都不过是他们的帮凶而已，如1787年宾夕法尼亚的日尔曼敦就有一群人说，当地居民正在组织起来以作“抵御法律掠夺的盾牌”，他们决定用仲裁方式来处理有关的案件，以“防止人民被法律的诡计所骗而浪费他们的财产”。
按照民众代言人的逻辑，普通人和“大人物”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有着极大的悬殊，这种悬殊必然投射到政治领域，集中体现为民主制和贵族制的斗争，其实质则是自由和奴役的较量。1784年3月，查尔斯顿的酒馆老板威廉·汤普森，因一件小事同本州大人物约翰·拉特利奇发生纠纷，拉特利奇要求州众议院介入调查，结果使汤普森受到惩戒。汤普森将事情的原委写成文章，交给报纸发表，直指此乃“贵族制”作怪。当地的“海员反英协会”抓住此事做文章，对上层和议会的“贵族制”大加抨击。也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南卡罗来纳即将举行一次选举，一篇署名“监管人”的文章号召选民积极参加投票。这位作者宣称，在南卡罗来纳，某些领导人正在致力于破坏“作为民主基础”的平等原则，他们一旦得手，就会使“穷人、中等的人，甚至许多富裕的公民”变成“少数野心勃勃、贪得无厌和居心叵测的家族”的“奴隶和工具”。这些人会悄悄地攫取权势，压迫和剥夺普通人。因此，“广大公民”必须采取行动；一个公民如果不愿花一两天时间去投票以选出合适的立法代表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满足的奴隶”，不配叫做人类。目前的形势十分严峻，“大人物们”深藏着威胁自由的计划；“一旦选民的美德完了，一切就都完了”。在这位作者看来，选举乃是民主派和精英们争夺权力的场所，而普通公民积极参加选举，则是防止少数“大人物”建立贵族制的关键。
在1787年马萨诸塞州长选举期间，“谢斯叛乱”余波未平，詹姆斯·鲍登在州长任上的举措受到猛烈抨击，那些反对鲍登、支持汉考克的人，同样利用上层富人和普通民众二元对立的话语策略，以打击对手，动员选民。一篇署名“布鲁图”（Brutus）的文章写道：
他的话里处处带有“谢斯叛乱”及其所引发的震荡的遗迹，意在提醒选民，选举现任州长鲍登连任的危险在于，人民会因此失去“代价昂贵的自由”；如果把选票投给汉考克这样的“共和派”，“就能打破那些急于用铁腕统治你们的富人的处心积虑的计划”。他还把支持汉考克的人称作“我们的民主政府之友”（friend to our Democratic Gover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