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舆丨武昌本待中秋举（上）
文摘
2024-09-17 19:46
泰国
中国古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反对异族统治的起义——元末大起义，起于1351年（蒙元至正十一年）的中秋节。无独有偶，最终导致清朝灭亡、专制主义一度动摇的清末武昌起义本来也是定于1911年的中秋节。武昌起义当然不是偶然的，当然不是像写手们所说的那样，是被“一根烟头点燃的（孙同点爆了炸弹）”，“（金兆龙）一次枪走火覆灭了大清”。这次起义是周密计划的，而且历经了两、三年艰苦卓绝的准备。此外，那时国内的革命形势早就熟透了。随着清廷对外屡屡碰壁，屡屡挨打，特别是经过了甲午和庚子之役，清廷失去了对传统和文化的自信，废除科举提上了日程。于是，广大士人为了求国家和自身的出路，纷纷到海外留学，而去日本是最好的选择：一是距离近，消费低，省钱；二是日本学西方化很到家，在1904年甚至打败了横跨欧亚两大洲的超级帝国沙俄；三是西方文明已经被日本嚼过一道，日本人已经把无数西方典籍翻译为日语，中国人去日本学西学简直有弯道超车的效应。留日学生还普通得到了一个意外收获：先行者革命者孙中山那时就旅居在日本，大多数留学生在见到孙中山后，都会被其人格魅力和革命精神所感召，纷纷与之结纳，并在1905年联合组建了一个革命组织——同盟会，湖南的黄兴、宋教仁，广东的胡汉民、汪精卫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也有一些身份不低并欲与孙中山平起平坐的人，如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他们很早也开始了自己的革命实践。湖广人杰地灵，除了黄兴、宋教仁、谭人凤等全国性著名人物，此时还有三位好汉也在湖广一带崭露头角，并成为伟大的武昌起义的组织者。这三位好汉是：湖南澧县的布衣英雄蒋翊武，武汉夏口风流倜傥的“孙文的弟弟”孙武，襄阳首富“刘百万”之子自命刘邦隔世传人的刘公。蒋翊武，不是湖北人，而是湖南澧县人。原名保襄，这似乎接续了《射雕》和《射雕》中“保襄抗蒙”的故事？英雄都带种，蒋翊武自幼便个性独立，落拓不羁。家门是望族中最不旺的那支，因此既有眼界，又知奋斗。庚子后已是新学得天下，他家贫上不了好学校，1903年不得不去读师范，但他豪气干云地拒绝了对于寒生最好的出路——参加清末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考，还很“反动”地说：“奴隶功名，要它何用？”青年蒋翊武胸怀大志，且是异志。他从船山学说中受到了爱国反满思想的激励，立志兴“吊民伐罪之师”，立志率领一支军队直捣黄龙，推翻满清。1904年，他在常德结识了在江湖中小有名气的“社会人”刘复基，通过刘又结识了在沅江一带发动革命的宋教仁（你没看错，以“文”留名的宋其实是能武能文），随即协助宋教仁响应黄兴发动的萍浏醴起义。宋是西路总指挥，蒋则受命联络会党和学生。起义失败后，他和刘被开除学籍（也仅仅是开除学籍）。他本想追随黄宋刘等也到日本留学，但在上海大病一场（更可能是没有盘缠），只好留在国内，1906年在上海加入了同盟会。在屡战屡败的革命斗争中，他认识到：“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为要着”。1909年,他毅然在武汉投入新军,目标是发动和组织拿枪的军人。军内其实早有革命团体振武学社(后改为文学社)，但工作不得力。随着他的加入，文学社得以迅速壮大，他的品德和才干也熠熠闪光，这个外来的湖南佬在1911年1月被那些九头鸟共推为文学社社长。![]()
他在新军中广泛联络，宣扬革命，在各标（团）、营都设立了“代表”,最终在新军中让3000多人成为革命党人，这让武昌起义具备了以往孙文历次革命所不具备的雄厚基础。 孙武，并不是孙文的弟弟，而是生于夏口（大致在今武汉东西湖附近）地地道道的湖北人。他比蒋翊武大6岁，家世相当不错。“穷读书，富练武”，他就不用去读劳什子师范了，而是去读武昌武备学堂。后来仕途顺利，分配到湖南新军做教官，曾经还做过一阵子管带（带领三百人的堂堂营长）。他闹革命也早，早在1900年维新派的唐才常组织自立军起义时，他就参与了，手握一个营的兵力的他，还被推举为岳州司令。留日大潮兴起，他自然也不会落下，1904年就到了日本，就读于成城学校，还是学军事。毕业回国后组织革命组织武昌日知会。1907年再次回到日本，进入大森军事讲习所，并与湖南革命者焦达峰等人在东京组织革命组织共进会，任军务部主任，随后返回湖北策划革命。1908年底，他第三次赴日，再次深造军事，专门研究野外战术和新式炸弹技术。不久，他被共进会推举为湖北革命的主盟人，回湖北策划革命。1909年，他联络会党，将他们编为“五镇”。后又赴广西梧州参加起义，事败后退居香港。这时，他加入了同盟会，并觉得自己浓眉大眼的，跟孙文长得有点像，于是假托“孙文之弟”的名义行事。![]()
返回汉口后，他也像蒋翊武那样，觉得“他哥”孙中山联络会党的“速成”策略不能成事，也开始把目光转移到的新军士兵身上，主张实行“抬营主义”、“借矛夺盾”的兵变策略。在武昌起义的准备阶段，蒋翊武是下死功夫的冒死苦力担当，孙武是上勾下连的中坚领导担当，那还差一个人，那就是幕后的金主担当，而这个人其实早就出现了，他就是襄阳首富“刘百万”之子“刘公”。显然，这三种担当对于一次成功的起义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当然，他们三人不同的出身与性格，也早早锁定了他们在革命以后的命运。刘公，是湖北襄阳首富之子，本名耀瑸，襄阳东津镇大旺洲（今上洲村）人。人生路线高打高举，别的不用说，1902年就去日本留学了，1905年就在东京结识了革命党的一、二号人物——孙中山和黄兴，随即加入同盟会，而且他还成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头号金主。1906年刘公受孙中山的亲自派遣，回国参加萍浏醴起义，因机密泄露，潜回襄阳。后复至武汉，图举大事。后为避军警追捕，再次东渡日本。![]()
1907年刘公与张百样、孙武等人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准备在长江腹地发难。次年被推举为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1910年秋学成毕业，冒极大风险，亲自携带“十八星旗”、革命文告和重要书籍回国。之后又以捐道台之名，骗得家族两万两白银，全部用来资助武昌起义。
“九角十八星旗”旗面为红色，象征鲜血，黑色象征武器，寓意革命必须以铁血精神“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九个尖角代表赤县九州，十八颗黄色圆星代表关内18个行省，黄色代表炎黄子孙。![]()
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亲自部署，黄兴亲自指挥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并未影响其他省份革命者的斗志，特别是已经掌握了湖北新军的革命者信心满满，觉得长江中游迎来了革命的大好时机。早在6月1日，文学社的蒋翊武、刘复基等人聚集在小朝街机关，研究起义问题。此时他们发现，共进会目前在武昌新军中的影响力也不小，大致也发展了1500人。文学社如果要发动起义，显然必须与共进会联合，或至少要达成协同。文学社和共进会都是革命团体，上层人物或直接隶属于同盟会，或与同盟会有些联系，而且新军里的革命党人不少人是跨会分子。但即使如此，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合作却并非易事。原因是：一是文学社和共进会高层互相看不顺眼，二是都想在未来的起义中做老大。这种事在孙文领导1895年广州起义时就出现过，那时渔村的杨衢云就不买孙文的账，最终孙文不得不把“广东总统”的位子让了。革命者固然都是革命者，但他们此时的社会地位却大为不同。文学社从大哥蒋翊武以降，多是贫寒的苦出身，没有留过洋；而共进会的大佬，都是家世不错，且都留过学，刘公还做过同盟会的金主之一，而孙武走南闯北，眼界很开，甚至潇洒地自称“孙文之弟”，让土头土脑，一副“土鳖”相的蒋翊武做老大，他们实在心有不甘。于是两派人马的联合卡在了人事问题上。最终通过社会人刘复基的好说歹说，两派革命党60多号首要人物终于在9月24日坐到了一起，齐赴在武昌的胭脂巷11号召开“英雄大会”（金庸《神雕》里的陆家庄和襄阳的英雄大会概受此启发？）。这时，文学社的二号人物刘复基和共进会的一、二号人物孙武、刘公等人都到了，但遗憾的是，文学社的老大蒋翊武却没到场，此时他正在岳州。于是，会议由“孙文之弟”孙武主持。会上，大家一致认定，由于清廷倒行逆施，擅自将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激起了民众广泛反抗的保路运动，武昌党人应该近期乘机起义。哪天起义好呢？再过12天，就是中秋节（10月6日），这不就是最好的日子吗？因为560年前的中秋节，就是反元大起义的日子。蒋翊武虽然年轻，但手握3000人，起义的总指挥自然应归蒋翊武；孙武掌握1500人，那就做参谋长吧；刘公是幕后金主，同时又掌握着与总部的联系渠道，那就做“总理”吧——这大致是一个“文官”的称呼，革命成功后也许可以对应湖北都督一职。英雄大会还商定，湖南起义应与湖北起义同时发动，湖南方面至少要在三天内响应。（后来浙江起义时也与上海方面如此协同，浙江方面担心上海放空炮，还要求上海方面派人来“打头阵”，于是陈其美派出了猛士蒋公和王金发去杭州打头阵）。同时，群雄还是觉得自己名望不高，于是都同意紧急联络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请他们来武昌主持大计。很快，湖南党人焦达峰传来不好的消息，说湖南方面准备不足，中秋节那天无法起事，请求再往后延期10天，也就是10月16日起事。那时的革命，南方形成了一盘棋，因为过去一省一省的单独起义都失败了，现在大家坚信这样一个道理，起义一定要多省联动，让清廷难以兼顾，起义才有成功的可能。于是，湖北方面不假思索地答应了湖南方面的请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