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学术|田野实践中文化遗产档案生成性研究——以世界文化遗产红河哈尼梯田为中心

文摘   2024-10-30 09:13   上海  


摘要在世界遗产事业蓬勃发展背景下,借助于人类学田野的概念与实践方法,以具有多重遗产头衔的红河哈尼梯田为中心进行考察,首先探讨档案视角下遗产田野内涵,再从文本和实践两种路径进入,在对档案遗产、遗产档案文本解读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田野考察中对民间档案文献的价值发现与认定,揭示文化遗产档案的生成性特征,以期为档案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提供新的切入视角。

关键词红河哈尼梯田;档案遗产;遗产档案

0 引言

2024年4月16日,习近平在《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文中强调要“深入挖掘、继承、创新优秀传统乡土文化,让我国历史悠久的农耕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其魅力和风采[1]。文化遗产集地方性特色与普世价值为一体,现代意义也在不断附加其中,是一个被重新整合、定位和定义的对象,因此其田野范围也应拓延。

档案的“直接形成”“原始记录”“有保存价值”三大特征,[2]与遗产本体的原始性、真实性、历史性、价值性、文化性和社会性等属性叠合,保护要求吻合,具有参与其中的原生责任。近年来,档案在“世界记忆工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都发挥了重要价值,集中在文献遗产的保护、无形遗产的固化方面。然而,遗产事业体系涉及多学科领域。相较于人类学、民俗学、博物馆学等学科,档案学、档案工作有被边缘化倾向[3]。过往研究为本文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与重要借鉴,然而讨论多是基于具体遗产事业的名目或工作下,缺乏档案学视角下对于“遗产本体”与“遗产事业”探讨与认识。以世界文化遗产哈尼梯田为中心,基于档案学视角从遗产田野的形成、进入、反思步骤探讨档案在遗产事业中的重要地位及保护的实践方向。

遗产田野形成——档案语境下的红河哈尼梯田

哈尼梯田作为历史存在的遗留,是哈尼先民根据自身习惯、群体智慧与哀牢山立体自然环境相适应的结果,可见载于诸类档案遗产。

关于哈尼梯田与哈尼先民的文字记录主要来自于古代地方史志。樊绰《云南志·云南管内物产》记:从曲靖州已南,滇池已西,土俗惟业水田……蛮治山田,殊为精好”,可知唐代滇南已有梯田。嘉庆《临安府志》卷6《丁额·物产附》中记“稻之种最多,有以色名者,如红、紫、黑、白、金齿、长芒之类。

哈尼本民族的文化主要依靠口述史诗延续,史诗涵盖当地社会生态的方方面面,既是操演于现实的生活指导,也是关于世界的认知,经过档案固化后形成可读性的档案遗产,如《哈尼族口传译著全集》。 

《哈尼族口传译著全集》丛书

这些原本存在的文化景观、水利设施、农居样态,其经济、生态、文化等地方性价值在被不断发现、挖掘中被纳入“遗产事业”体系之中。2013年6月,红河哈尼梯田先后被评为“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生成于哈尼梯田上的《四季生产调》《哈尼哈巴》等民俗相继被列入国家非物质遗产保护名录。在遗产事业发展过程中,也形成着关于遗产前期摸排、中期申报、后期保护开发过程中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形式和载体的遗产档案。

原生性存在的档案遗产与遗产事业下持续生成的遗产档案共同组成了遗产的档案文献田野,是我们了解认识哈尼梯田的重要路径。档案文献田野构成主要来自于“他者”的记录或转译文献,主体间性认识的偏差为具体措施的制定和完整性保护埋下疏漏隐患,因此需要进入实地,记录遗产状态,才能更有效全面的保护遗产。

2 进入遗产田野——梯田生境下的记录实践

档案的遗产田野必然源于具体的生境之中,档案遗产主要指对遗产本体自在的社会实践中的原生性记录,而遗产档案则是指在遗产事业语境下的社会实践中形成的有关遗产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记录。

哈尼族各类史诗中稻作农耕、稻种都作为重要意象存在。2010年,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哈尼梯田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要求梯田稻作系统获得活态的传承与发展。201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委员会将元阳哈尼梯田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并希望继续维系梯田水稻的种植,以此来保护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可见稻作系统是保持哈尼梯田文化遗产的核心。 

村民在进行薄膜育秧

梯田红米是稻作系统维系的关键,经DNA检测其等位基因比现代品种平均高3.8倍,是梯田红米长期存续的重要原因[4]。20世纪80年代,元阳县就开始逐步推进杂交水稻的种植,至20世纪90年代,引入的杂交水稻在梯田耕作中日渐普及,传统种质资源流失情况严峻。杂交水稻谷种基本都来源于市场购买,这也改变了传统留种、换种的惯习,导致与此相对应的文化事象失去操演地,留种相关习俗仪式伴随着传统谷种退场也走向消亡。

随着遗产事业发展,拥有多项文化遗产称号的哈尼梯田的生态价值逐步被重视,传统稻种也作为保持梯田景观、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要素受到重视。据悉,元阳县种子管理站为响应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子资源普查与收集行动工作;元阳梯田红米注册了“阿波红尼”“梯田印象”“元阳红”等商标,成为当地旅游宣传的重要文化符号;传统习俗“开秧门”每年都会进行实景展演,届时参与者不仅有梯田上的民众,也有当地乡镇干部职工以及游客,他们共同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以保护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活动既为传统谷种基因提供生存环境,也为谷种相关的文化习俗提供了必要的存续情境。

传统梯田稻种作为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关于其保护与开发的记录,因其存在而具有生命力的文化景观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产档案也在不断生成。

3 反思遗产田野——不断生成的遗产与档案

经过田野形成、阅读田野、进入田野的步骤,从档案遗产来看,无论是档案史料还是口述档案中的哈尼梯田,都是世代生活在当地的人民赖以生计的场所,其中的稻作系统、建筑服饰、信仰习俗等遗产本体都与人类活动相依而存,延续至今。进入田野后,调查发现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各个事象也在变迁,如谷种由延续千年的地方特色品种因为杂交稻种的推广而流失,再因其价值被重新发现而成为珍贵种质资源,经历了去地方化到再地方化的跨越,其发展经历形成的档案也侧面刻写着哈尼梯田变迁发展史,口述遗产、仪式习俗也随之消亡或彰显。与梯田相关的档案遗产随着研究深入、旅游发展、生态价值突显不断被开发,价值也在不断被重新认识与挖掘,形式、内容、意义都在持续生成。

世界遗产事业始于19世纪中后期,其诞生与发展都运行于各国乃至联合国等官方所制定的系列保护性立法、规章、政策,已逐步形成系统的概念理论与实践。哈尼梯田相继被贯以“景观遗产”“重要农业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湿地公园”等称号,也在侧面反映着人类对其认识的不断深化与进步。遗产事业本身就处于一种发展过程中,实践的变化发展必然导致相关档案记录的不断生成。

元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

4 结论

文化遗产不断进行档案化实践,不仅符合遗产发展的客观现实要求,也有助于及时回顾遗产发展历程,解决其中出现的问题。档案遗产大多存在于具体田野之中,因此要求档案工作者既要充分了解遗产性文本,也需要深入实地记录生成着的文化遗产,从而保证文化遗产的活态性、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 共产党员(河北), 2024, (09): 1+4-8.

[2] 杨毅,张会超. 记录田野:民族档案重构的实现与突破[J].思想战线, 2012, 38 (06): 26-30.  

[3] 王巧玲,陈文杰,谢永宪.档案部门在非遗保护工作中被边缘化分析[J].兰台世界,2013,(20):15-16.

[4] 王红崧,王云月,杨燕楠,等.元阳哈尼梯田农民种子系统和农业文化景观格局[J].生态环境学报,2019,28(01):16-28.




文章收录于:《中国档案学会2024年度学术论文集——档案文化篇》






























 谷依峰 


作者:谷依峰,汉族,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历史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族档案、档案文化。



 导师:杨毅 


导师:杨毅,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教授,博士生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民族史,民族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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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团队
撰稿谷依峰、杨毅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编辑:兰小妹

总编审:董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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