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脱俗美学千载不衰 | 张宗宪珍藏领衔的保利香港拍卖古董秋拍盛宴

鉴藏界风云人物张宗宪

这种五色变幻的高温瓷，打破了宋代单色瓷独步天下的局面，开拓出厚釉彩斑的新领域。

由于釉色充满动感，且色与色之间既渐变又似互相渗透，故鉴赏钧窑别有一番乐趣。举例说，釉色流动和渐变之处是否自然？天蓝作为主调，会否只呈现出欠缺变化的单调一色？还是多有浓淡变化？和玫瑰紫斑的交汇处，配合又是否得宜？

这种釉色的布局构图，不但主观地考验藏家的鉴赏，更客观地影响金钱价值。器型相同、尺寸一样、品质相当的钧窑器，单是釉色的分野，成交价往往可以相差几百万之多。

本盘为折沿制式，规整大气。通体遍施天蓝釉，釉质温润湉静，富有乳浊之感。观其盘心，不规则玫瑰紫斑泼洒其上，如晚霞变幻又如山水氤氲，诗情画意，引人入胜。

钧瓷上的斑彩是以铜红釉粗犷刷绘，或涂覆于天青釉面、高温中还原，融合一体而形成。如此斑纹，有赖艺匠刷绘釉料手艺，以釉料分布及两彩比重见高下。若我们以当代艺术视角切入，则可说与抽象画作有异曲同工之妙。

众所周知，唐三彩之中，挂蓝釉的尤其矜贵；至于宋钧瓷，则以带紫红斑为上品。本盘紫红斑超卓臻善，令人惊叹，无疑属于钧窑早期的代表之作。

钧窑始烧于北宋年间，窑址在河南一带，其中最主要的位于禹县。据文献记载，禹县相传曾为夏禹都城，其子夏启即位后曾召集各旅首领，于北门外的钧台举行大典，钧窑由此得名。时至今日，河南仍然流传「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片」、「钧比玉美」等说法。

钧瓷上的斑彩，乃是以铜红釉粗犷刷绘，或涂覆于天青釉面，在窑中高温还原，融合一体而成。纹虽简，饰却华，犹如书法挥毫，每品均独一无二，故深得文人贵胄青睐，本品正是佳例。

赵宋诸帝中有不少书法高手。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中，宋徽宗正是受到钧窑启发，创出鼎鼎大名的「瘦金体」。

徽宗一夜醉酒，梦见自己拿笔在洗里一蘸，于大鼓上奋笔疾书。翌日醒来，大臣为之解梦日：此乃取大鼓灵气，融于笔洗，皇上如用鼓式洗练笔，定能写出绝世书法。徽宗闻言大喜，令钧窑工匠制作笔洗，以之练字，终于写出「瘦金体」。

传说虽不足为信，但就侧面说明了钧瓷深受皇室垂青。稍后为大家介绍下一件古玩时，我们再继续这个话题。

北京故宫之例

欣赏这件钧窑折沿盘时，也别忘了要翻转来看看外底。除了釉色班彩外，三颗支钉痕迹亦是重点。

综观传世钧窑器，大多是圈足素胎立烧。其中，只有少数如本品一般，采用三颗或五颗「芝麻钉」支烧，以达至满釉效果。如此技术，有可能借鉴自宋代另一名窑 - 同样位于河南的汝窑做法。

同样用「芝麻钉」支烧的钧窑盘，两岸故宫及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A）俱有近例可寻。

市场之上，William Cleverly Alexander及Peter Harris递藏一例，曾于东方陶瓷学会展出，二十世纪内四度于伦敦及香港苏富比举槌，第一次为1931年，最后一次在1998年。此外，香港潘氏「小听颿楼」及「中国古董教父」Eskenazi递藏一例，2021年于香港苏富比举槌，近HK$2,700万售出。

炉钧釉创烧于雍正一朝，名字「炉钧」透露出玄机 - 它不是无中生有，而是仿照宋代钧窑，再变化创新而出世，乃清代单色釉中饶具特色之高贵品种。

炉钧可贵之处，在于单靠人力难以控制。窑中每一个细小环节的微妙变化，都会影响窑变效果，出窑瓷器俱是独一无二，绝无相同。箇中工艺颇为繁复，需要先以高温烧制素胎，后吹炉钧釉，再入窑低温烧制方成，蓝、绿、红紫、月白各色交融垂流，具流淌灵动之感。

雍乾两朝所烧炉钧器各有特色，前者红斑较多，后者以后则釉面流淌较小，且多见蓝点。清人张九钺《南窑笔记》载：「炉钧一种，乃炉中所烧，颜色流淌中有红点者为佳，青点次之。」

至于本品所施炉钧釉，明艳的松石绿色与紫蓝色交融，色近雍正时期著名的「高粱红」，垂流如瀑如峰，气象万千，似将天地之灵气与无言大美融汇于斯，诚为上品。

炉钧釉之卓越，一方面源自雍正高雅脱俗的审美，另一方面则有赖传奇督陶官唐英的不懈努力。

钧窑之美，令历代帝王深感着途。然而，宋钧名贵稀少，即使是九五之尊亦不可多得，所以早在明代宣德之世，景德镇便踏上了仿钧之路。及至有清一代，皇帝好古敏求，仿钧更是盛行。

雍正六年，唐英奉命往景德镇协助年希尧佐理陶务，翌年即派人前往调查钧窑配方，借此研制出炉钧、窑变等仿钧色釉，以合圣上摹古之心。雍正十三年，唐英撰《陶成纪事碑记》，总结此朝「厂内所造各种釉水」，试配成功与通用的十九种官窑之中，炉均釉便居首位。

北京国家博物馆亦在官方介绍中指出，雍乾两朝，仿宋代五大名窑的颜色釉瓷取得辉煌成就，当中尤以仿钧和仿官窑最为成功。

事实上，清代官窑此后虽然有续烧炉钧釉，却无法重现自然垂流的效果，无奈只能以笔绘仿之，可见雍乾盛世工艺可其卓越。

釉色之外，本瓶所取器型，同样承袭了宋瓷遗风。

本瓶长颈纤秀，口部外撇，腹部饰四道凸起弦纹，呈竹节效果，简洁典雅，器身呈八棱式，饶见匠心独运。扁圆器腹相形巧致，颈腹交接处角度干净利索，崭露瓷匠高艺。弦纹瓶内敛婉约，实为美感及技艺之至高成就，器身瓷胎造形无瑕，罩以纯净釉色，烧造温度精准掌控，才得此完美结晶。

如此器型，乃是以南宋官窑长颈八棱瓶为基础，再加以化裁烧制而成。

2015年，香港苏富比有一件八棱瓶举槌，当时以逾HK$1.13亿天价易手，刷新南宋官窑拍卖纪录。此外又有一例，据传属清宫旧藏，曾于1940至1970年代，于伦敦苏富比及佳士得上阵，后入日本顶尖藏家安宅英一雅蓄，再捐赠予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八棱瓶之美，可见一斑。

2015年，香港苏富比，HK$113,880,000成交

若论稀有程度，本瓶丝毫不输南宋官窑八棱瓶，名副其实是凤毛鳞角。

综观各地收藏，施炉钧釉的八棱瓶仅见三例。一例由台北故宫珍藏，一例为台北鸿禧美术馆旧藏，最后一例即为本品。

另有一点值得留意，就是景德镇虽然烧制不少炉钧釉器，惟无款者不在少数，只有本瓶般的精品方署以雍正或乾隆年款。

本瓶之罕见，可想而知。

本品以及上述的钧窑盘，同样不止一次于苏富比或佳士得举槌，后归入张宗宪「云海阁」雅蓄，来源无可挑剔。这两件珍品的收益，更将于扣除行政费用后，全数拨捐张宗宪教育及艺术慈善基金会，福泽后世。

清三代之中，雍正以品味高雅见称；百花里头，这位皇帝则对象征高风亮节、恬淡隐逸的菊花情有独钟。

清宫《雍正行乐图》入面，就有他扮作陶渊明，东篱赏菊的画像。此外，他不但喜欢在御窑上描绘菊花，更爱以菊花造型制器，当中以菊瓣盘与菊瓣茶壶最为有名。

相对菊瓣盘，菊瓣茶壶更为鲜见。

《雍正行乐图》之采菊东篱｜北京故宫

清雍正 窑变釉菊瓣纹茶壶｜北京故宫

雍正七年《活计档》：「八月初七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闰七月三十日郎中海望持出菊花瓣式宜兴壶一件，奉旨做木样交给年希尧照此款式仿均（即钧）窑，将霁红、霁青釉色烧造，钦此。」

本品造型典雅俊秀，前置曲流，后设执柄，壶身扁圆，上下装饰模印对称菊瓣纹，外底青花书「雍正年制」篆书款，外环饰花瓣纹，配合上述记载，可知该为年窑奉命烧造供御之作。

时至今日，菊瓣茶壶已无霁红釉版本存世，北京故宫和北京国家博物馆有仿钧釉版本，至于霁青釉则以本品为佳例。

令蓝色在瓷器世界发扬光大的，乃是于苍穹下征战四方的蒙古人。元代不但烧制出真正意义上的青花，又创烧出矜贵的高温霁蓝釉，从此改变了中国陶瓷发展方向。

不少权威学者及顶尖藏家，包括「天民楼」主人葛师科都认为，蓝并非中华传统主流色彩。青花与蓝釉所以于蒙元时期崛起，或许是受伊斯兰文化影响，也可能源自游牧民族的苍天崇拜。

霁蓝又称霁青，名字取雨后或雪后蓝天之意，又因色泽靛青幽谧如宝石，故得「宝石蓝」美称。元朝以降，高贵的霁蓝继续受到帝王垂青。宣德窑在古董收藏界地位崇隆，三大上品即为甜白、霁红、霁蓝。及至雍正一朝，仿宣窑霁蓝，再把这种高温蓝釉推上高峰。

本品所施霁蓝釉，质地厚润，鲜妍夺目，尽显皇家御窑本色。此外历经近300年岁月流传，仍然配有原盖，亦是颇为难得。

来源方面，80年代起两度于苏富比售出，此后由「中国古董教父」Eskenazi把关掌眼，归入鼎鼎大名的「北美十面灵璧山居」珍藏，出身亦是显赫。

「中国古董教父」Eskenazi

据清宫造办处档案记载，雍正帝曾多次规定茶壶的造型，花纹图案，色彩调配，不仅要求烧成的茶壶各部份尺寸适度，更重视气势神韵，讲求轮廓线条的韵律美。

对于要烧造的新式样茶壶，必须经由他本人审定，方可烧造。上有所好，下必趋之，为此景德镇御窑厂根据旨意，集中全国最优秀的工匠，不惜工本，竭尽全力，以博取圣上欢心。

菊瓣纹茶壶受到雍正如此重视，正是让我们得以一觑帝心的顶尖宫廷艺术品。

以本品为例，器身扁矮，高和宽比例相差悬殊，肩部斜度小而腹径颇大，乃是为了使用时便于一手握持，对口自斟吮饮，体现雍正在铁腕施政的龙袍底下，也是懂得玩味作乐的。

传统中华文化，蟠桃乃典型长寿象征，然而并非传统陶瓷纹饰，直到雍乾之世才真正大行其道。不过「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雍乾桃纹官窑基本上都是名品重器，不是博物馆珍藏，就是拍场高价成交。

若论公共收藏，上海博物馆的「雍正 粉彩蝠桃福寿纹橄榄瓶」就尤为闻名。市场例子，见一对「雍正 粉彩过枝福寿双全碗」，「古董大亨」徐展堂旧藏，2015年于香港苏富比以HK$8,980万易手。香港佳士得早前为传奇藏家区百龄举办特展，亦有一对和本品相似的「雍正 洋彩过枝福寿双全盘」，不过「眼看手勿动」，只展不卖。

赵汝珍为清末出生的学者，他在著作《古玩指南》忆述道，清代官窑瓷器中「以古月轩（珐琅彩）为最贵，每杯一双，可值五百元。每碗一个，可值千元上下。次则雍正粉彩过枝…等粉彩，过枝之五寸盘，值二百元。七寸者，需三百五十元」，亦足见何其珍贵。

从清初到光绪的近二百年间，清宫都有制作多桃粉彩器，而北京故宫认为当以雍正朝的纹样着色最鲜艳、最多样，绘画水准亦属最高。

本对粉彩盘正属水准最高的雍正朝出品，通体施白釉，滋润莹亮，粉彩饰苍茂桃树，从外壁近足处拔地而起，遒劲盘亘，蜿蜒伸延至盘心。枝上绘盛开桃花，缤纷花蕾，花蕾含苞，结硕桃八颗，圆润饱满，色彩过渡自然，可爱讨喜。

枝叶繁茂，桃叶施绿彩，正反阴阳，一浅一深，节奏鲜明；桃枝盈间，矾红绘五只飞舞蝙蝠，内三外二，随风飞舞，自在轻盈。

至于整体布局的巧妙，则见于「过枝」技法之运用。过枝又称「过墙」，图案自盘外壁攀延过盘边伸展，铺陈于盘心，使内壁和外壁相通，两者图案独立成章的同时，又浑然一体。

如此纹饰，暗藏众多吉祥寓意。五蝠取「五福」谐音，指高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过墙枝」音谐「长治」，借喻政通人和、长治久安；「蝠」取谐音，桃象征长寿，则为「福寿双全」。

由于清代桃纹官窑之中，雍正多绘八桃，乾隆多绘九桃，故有「雍八乾九」之说。本品为「雍八」之例，亦含八仙祝寿之意。

本品所施粉彩、所绘图纹，皆为清代所创。然而，落款当中，还是隐含摹古之意。

雍正款识，初期流行楷书六字三行，中晚期改为六字双行，以本品般落于双方框内的，有「大明成化年制」及「大清雍正年制」两款。如此落款，乍看似不工整，实则是效仿成化之法，颇得晋唐小楷法度笔意在楷隶之间，饶富古趣，可说是向成化御窑方栏款致敬之作。

综观全球各地收藏，包括北京故宫、南京博物院、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大英博物馆等公共机构，乃至「天民楼」葛士翘、区百龄、张宗宪等一代藏家，同类五蝠八桃盘多见三种尺寸，约介乎50.6 cm至15.7 cm。

本品直径仅13.4 cm，传世品中未见相同尺寸者，且来源有序，先后为美国名媛Barbara Hutton和香港「船王」赵从衍雅蓄。

Barbara Hutton曾经是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2024年，香港苏富比，HK$864万成交

Barbara Hutton出身显赫，外公是美国连锁百货公司Woolworth的创办人，父亲则是著名股票经纪行EF Hutton的始创人。二十世纪初，她从家族中承继了数以千万计美元的遗产，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女性之一。

穿梭各大社交场合以外，Barbara亦是相当有名的收藏家，藏品囊括东方艺术、西方雕塑、古典大师油画、以及多不胜数的名贵珠宝等等，兴趣非常广泛。

她珍藏的瓷器品质极高，举如「乾隆御制珐琅彩杏林春燕图碗」，历经古董界大腕戴润斋、「天民楼」葛士翘、张宗宪与胞妹张永珍递藏，去年在香港拍卖以HK$1.98亿易手。

此外又如她旧藏的「康熙御制紫红地珐琅彩牡丹纹杯」，近日由潘氏「小听颿楼」释出，于香港苏富比举槌，估价HK$60万，结果在炽热竞投下以HK$864万售出。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清三代所以成就盛世，主因在于天子胸襟广阔，能够包容接纳各种优秀的文化事物。在追摹前朝艺术的同时，亦乐于把西方美学带到中华大地。

康熙时期，欧洲珐琅彩经由传教士引进中土，皇家作坊首先研制出铜胎画珐琅，之后再创烧出瓷胎画珐琅、即珐琅彩。从诞生那天开始，它就比其他御窑瓷器都要矜贵。

清代官窑，从无到有，基本上都在景德镇完成。珐琅彩却与众不同，先由宫廷画师草绘样稿，选用景德镇精制的白瓷素胎，再千里迢迢运至京城绘图、填彩、烧造。珐琅彩料最初由西洋进口，后来朝廷研发出国产彩料。由于烧成后有透明玻璃质感，又以色彩众多且深浅不同的颜料巧妙配合，故画面有层次分明的实感。

据清宫记载，如本品般的乾隆朝白地珐琅彩瓷，乃是由紫禁城「如意馆」的画师精心绘制。皇帝对珐琅彩的重视，可见一斑。

本瓶直颈细长，双耳绘蓝料纹饰，颈部以黄、绿、胭脂红珐琅彩绘西洋花卉为饰。器身呈椭圆形，圈足外撇。外壁前后对称开光，以诸色绘以卷枝纹为边框，开光内绘制两组仕女婴戏图案，底足以罕见之红料彩书「乾隆年制」四字双行楷书款。

虽然图纹乃中国传统主题，但就用了西方写实笔法去呈现。仕女面部以「晕褪法」绘制，不勾勒轮廓线，绘画柔美细腻，明暗有致。如此手法，与一代宫廷画师郎世宁绘制的帝后宫妃肖像颇为一致，如明镜涵影，栩栩如生。

据载，康熙曾敕郎世宁绘于瓷上，惜成品不传于世；雍正之时，郎世宁曾绘绢本「瓷瓶花图」多幅，直至乾隆一朝，这位意大利传教士的作品愈加繁复，更在宫廷画师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乾隆皇帝御命研制有数例珐琅彩瓷器，其上以模仿西方油画技法施彩之例，可见郎世宁画风对珐琅彩瓷的影响。

本品所施釉彩新奇，颜色多样，艳丽瞩目，细如胭脂红料彩等副纹饰也施五色，属典型北京画珐琅风格，与景德镇常见粉彩大相径庭。

比较北京故宫所藏「乾隆 玻璃胎画珐琅西洋仕女图鼻烟壶」，绘有类似的珐琅彩装饰，尤其腹部人物外开光装饰，绘画风格与用笔之法，俱与本品如出一辙。

纹饰以外，本品器型亦可谓精雕细琢。

贯耳瓶乃商周流行的青铜盛酒器，一度成为士大夫饮宴「投壶」游戏所用器物，瓷胎自宋代复古风潮兴起，影响延及元明清三世。本器把之化裁成仅9 cm的玲珑版本，形体秀美，胎质坚质轻盈，予人「只恐风吹去，还愁日炙销」之感。

北京故宫

天球瓶为瓷器界名物，始烧于明朝永乐年间，器型源自西亚回教金属器，球形鼓腹，因似天上星球而得名。由于塑形时瓶颈容易坍塌，故非常考究匠人手工。能制作出器型硕大而颈身笔直的天球瓶，相当不易。

相对永宣时期的天球瓶，本品线条有所化裁，腹部宽度比例有所减少。器型少了一点霸气，多了一分清秀，与缠枝莲纹甚为相衬。

本品器型规整，纹饰丰富华丽，细密严谨，构图疏朗有致，青花发色明艳，为典型清代宫廷陈设用瓷，所绘缠枝花卉亦是意仿前朝永乐之例。

鉴赏瓷器，自然是从器型、釉色、图纹入手。仔细鉴赏此件天球瓶的纹饰，尤其肩部以上至外口沿辅助装饰，皆是难以寻到相同例子。事实上，颈部所饰之变体缠枝莲蕉叶纹殊为罕见，很可能是存世孤例。

与此瓶纹饰风格相近之作，暂时仅见北京文物公司旧藏的「乾隆青花缠枝莲纹天球瓶」，后于2010年在北京翰海的「北京文物公司五十周年庆典夜场」上阵，连佣RMB 1,108万成交。另见北京保利2021年拍出的一件「乾隆青花缠枝花卉纹扁瓶」，画工纹饰亦与本品颇为相似。由此可以推断，两件瓷瓶与本件拍品应为同时期之作。

而仔细观察上述这两件瓷瓶，我们可以发现它们的落款暗藏玄机。乾隆登基初期，御瓷款识并无专门规定，远在江西的御窑厂倾向沿袭雍正朝写款传统，故楷篆并重，亦有书写不工整的情况。

及至乾隆二年，这位皇帝下发谕旨，要求落款跟随一张特定篆书纸様书写，不能再随意而为。而北京翰海与北京保利两件瓷瓶的落款，应为此道谕旨命令前的写法，及乾隆元年至二年之间的唐窑（即唐英督陶期间）名作。

而本品与上述两件瓷瓶纹饰、画工极其相似，款识书写虽与二者不同，但亦不及乾隆后期款识工整，由此可以推断，本品亦应为乾隆早期的唐窑作品，寥若晨星。

清三代仿宋功力究竟有多高？且让笔者用一个小故事说明。

清宫有一件穿带瓶，錾刻乾隆御题诗，现为台北故宫所藏。由于器型和胎釉特征，俱与哥窑不相伯仲，竟然连见多识广的乾隆皇帝也被遮目，以为是宋朝真器。

事实上，它是不太久之前，雍正帝治下御窑所出之器，工艺之出众竟然连亲生儿子也成功「骗过」。

哥窑遍身满布大小开片，黑色与金色线交相呼应，是为「金丝铁线」。

形成原因是胎、釉在烧制和冷却时，以不同速率膨胀或收缩所致，本乃一种缺陷，但匠人却把之巧妙利用，在一定控制之下创出错落有致、独树一帜的开片美学，成为中国陶瓷史上的美谈，令千年以来的收藏家纷纷拜倒裙下。

本品应属乾隆三年左右，唐英督造御窑厂时奉旨按宫中发样烧造的哥釉精品大器。瓶体六方形，口沿外撇，长颈折肩，六方足外撇，器形古朴，端庄大方，线条舒展起伏，古意悠然。

通体施仿官釉，釉质滋润厚腴，釉色呈灰青色，厚润素雅，堪称乾隆时期仿哥釉器代表。

此六方瓶，非琢器拉胚成形，而是预先做好六片，后粘合而成，全过程没有拉胚工具协助，靠手塑造，极其考究工匠的工艺水平。

若瓷土揉打不结实，或粘合技术不臻熟，易发生塌陷或窑裂，成品率低，故弥足珍贵。正如明朝王世懋《窥天外乘》所言：「盖窑器圆者，旋之立就，倏忽若神。独方物即至小，亦须手捻而成，最难完整，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余皆置之无用。」

此类六方瓶多见两侧饰耳的贯耳瓶，如本品颈部光素，则更显器形线条之洗练。同类瓶式，还见仿汝、仿官等装饰，尽显清帝摹宋之心。

欣赏过乾隆仿哥釉器，最后我们看看如假包换的哥窑真品。

哥窑令人着迷之处，除了它的开片美学之外，还在于其神秘身世。

哥窑乃陶瓷史上一大悬案 - 不见于宋墓出土，窑址尚未被发现，文献也是元明之时才有所提及。与此同时，这些记载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往往零碎矛盾。

最为人熟悉的说法便是「哥窑与弟窑」。话说宋代有章姓兄弟二人，同时在龙泉烧制为生，兄长执掌的称哥窑，胞弟执掌的称弟窑。此后又衍生各类传说，例如说弟弟妒嫉哥哥出品精美，恶意往刚出窑的瓷器泼冷水，反而意外创出哥窑的开片之美云云。

来到近代，在考古发掘与学术研究下，大家对哥窑之谜似乎逐渐有了一点眉目。

据记载，南宋官窑有两处，分别位于杭州郊坛下与修内司。九十年代，杭州老虎洞窑址被发现后，主流意见倾向接受即为修内司官窑。

2017年，北京故宫举办「金丝铁线 - 故宫博物院哥窑瓷器展」，成为一时热话。展后，院方以科学仪器分析哥窑展品的成份元素，发现相对于浙江龙泉，或是江西景德镇等地，传世哥窑的釉与老虎洞出土瓷片更为接近，窑址可能便在老虎洞一带。

再有学者综合文献与考古成果，进一步推测哥窑其实便是老虎洞窑、即南宋修内司官窑，由南宋延烧到元代方止。这一点，与传世哥窑全为宫廷用瓷式样，且采用支钉烧制的特征亦为吻合。

本器外底之四角钉痕，正是数百年前支钉烧制时所留下来。此外若仔细鉴赏，会发现釉内多有气泡，如珠隐现，称为「聚沫攒珠」，亦是宋朝名瓷常见特征。

本件倭角方洗，造型小巧可人，四方倭角，斜直壁，器身随口沿起伏凹凸变化，内外满施灰青釉，所敷施釉色厚润犹如凝脂，宝光内蕴。周身纹片致密，静穆古雅，深者呈紫褐色，浅者则为金黄色，大小纹片相间，深浅两色交织，遂成典雅美观的「金丝铁线」。

本器原为日本私人收藏，藏家于1950年代在小山富士夫推荐下购入，后于2019年在香港苏富比亮相易主。

小山（1900-1975）乃东瀛学者，主攻中国古代陶瓷史与考古学，曾任东洋陶瓷所研究员、文部省国宝调查室嘱托、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员、东洋陶瓷学会委员长等职位，着有《宋瓷》、《唐宋的青瓷》、《中国名陶百选展》等书。定窑遗址发现后，他属首批实地考古学者，为定窑早期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据天津博物馆统计，全球传世哥窑仅一百余件，数量比元青花更少。其中，台北故宫有两件小洗与本器相似，可作参考。私人市场亦有一例，为敏求精舍资深会员关善明的「沐文堂」旧藏，2017年在北京保利亮相，估价RMB 300万，最终在烩热竞投下以RMB 2,645万高价成交。

台北故宫的两件宋朝哥窑近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