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观点】卢晓中：有效构建人才竞争力锻造的培养机制

在2024年9月召开的新时代第二次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高度概括了我们要建成的教育强国的“六大特质”。其中，人才竞争力是对“人才是第一资源”及其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意义的进一步阐发。人才竞争力是教育强国建成与否的重要检验标准。就高等教育而言，它包括两个方面的意蕴：一个是高等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如果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培养的高层次人才不具备国际竞争力，那这个国家就很难称得上是教育强国；另一个是大学作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面军，无疑是高层次人才尤其是科技创新人才的聚集地，也是教育强国的显著标志，因此大学所拥有的科技创新人才是否具有国际竞争力自然成为检验教育强国建成与否的重要指标。以上两方面又是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实际上，大学培养的科技创新人才是否具备国际竞争力，这也是大学拥有科技创新人才的基础。高等教育要培养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各类人才，亟须构建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有效机制。

一、建立科技发展、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和人才培养机制

面对百年变局和复兴全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是当前最突出的国家战略需求，也是科技发展的迫切要求。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关键在人才，而人才培养则与学科专业和培养模式高度关联。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我国高校在人才培养如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亟待改进。

一是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主要是依据供给侧，即按照已有学科专业的资源状况进行学科专业的设置和调整，这种依据供给侧设置和调整学科专业的方式导致高校学科专业应有的超前性和前瞻性缺失。因此，高校人才培养应从适应供给侧向满足需求侧转变，将需求侧因素作为高校学科专业设置和调整依据，并通过满足需求侧带动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而不断完善高校人才自主培养机制。高校应充分发挥在基础研究上的优势，将国家急需和国家重大战略领域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引领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变革，提升高层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高校可通过积极牵头参与全国重点实验室建设、大力支持参与国家科研机构建设，形成人才集群合力的科教平台与生态，孕育堪当大任的栋梁之材。

二是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未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方面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求职取向式的，即针对当前经济产业结构所确定的工作岗位来培养从业者，而对经济产业结构调整转型所需要的创业型人才的培养则相对薄弱；另一方面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是理论导向式的，“大学教育采用的是理论化的局限于书本的和老师传授的方法”，“这使他们难以学到行业企业所需要的实 用技能和团队精神”。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培养对经济社会发展一定的引领功能，就需要对人才培养模式作出相应改变，即从被动适应性培养 “求职者”，转变为主动引领性培养“创业者”。尤其要着力培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所需要的各层类的拔尖创新人才，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不断提高各类人才素质。

着眼未来，需求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养新质生产力所需人才。创新对新质生产力发展起主导作用,创新型人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创新型人才中“拔尖”的一部分,代表着创新人才群体的最高水平,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引领作用。此外,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更高质态的先进生产力,无疑对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同时,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能够对接产业,尤其是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拔尖创新人才。当前一些高端产业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均产生于学科交叉领域,一些“卡脖子” 的关键技术问题也无法依靠单一学科来解决,这就需要加强交叉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这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通过学科交叉、跨学科等方式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当前,尽管一些高校通过学科交叉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方面已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例如,设立交叉学科专业、开设跨学科课程、采用书院制培养模式等,但由于过去在单一学科的人才培养范式中浸润太久,短时间内很难脱离这个惯性和定势，这也导致交叉学科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贡献度还比较低。二是直接面向新兴的交叉学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202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教育部将“交叉学科”列为学科门类,并将“集成电路科 学与工程”和“国家安全学”设立为一级学科。2022 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中,交叉学科成为第十四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交叉学科门类的设置使得交叉学科的合法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但目前交叉学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与产业发展的匹配效果不佳。从发展的可持续性来看,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各层类的拔尖创新人才提供完整的人才“链”支撑。目前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主要以学术型人才为导向,就以近年影响较大的“强基计划”为例,其本身就是一 种以培养学术拔尖人才为主的教育。而新质生产 力的发展有赖于人才“链”的支撑,这不仅需要基础学科领域的学术型拔尖创新人才,而且也需要包括技术技能型在内的各层类拔尖创新人才，如此才能跟上产业结构转型与经济发展需求,加快我国科技创新发展与技能强国建设进程。

二、落实高等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

（一）教育纵向系统的协同育人机制

人的成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培养人才竞争力也必定是教育系统化的结果。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有赖于大中小幼协力完成，而不可能是某个教育阶段就能达成的目标。例如，我们曾看到不少早期的“天才”少年后来碌碌无为；也会发现，由于学生的基础教育阶段浸润在应试教育环境里，在进入大学以后其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与能力缺失和对探求未知兴趣索然。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被应试泯灭的好奇心、想象力会在进入大学后突然迸发出来。所以，建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以及高等教育系统内部的协同育人机制十分重要。例如，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和健全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包括健全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探索在“高精尖缺”领域招收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加强“本硕博”贯通培养，实行培养方案一体化设计。同时，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要加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多方面联系，增进彼此了解，使教育链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链有机衔接，这将有利于增强拔尖创新人才选 拔和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科研协同育人机制

高校科研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兼具育人功能，这也是高校强化培养人才竞争力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育人因素，因为创新力是人才的核心竞争力。而学生创新力的培养离不开科研育人，也就是让学生深度参与教师的科研中，在科研实践中提升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和能力。实践证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既能产出高水平科研成果，又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其本质就是将科研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形成了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的叠加效应。这也是我们要求高校教师以高水平科研支撑高质量的人才培养的重要原因。当前高校开展有组织科研，除了攻克科研难题、解决 “卡脖子”技术问题等科研需要外，还需要把人才培养纳入其中，注重在科研创新实践中培养技术创新人才，也就是将高水平科研成果转化为高质量科创人才 培养优势，联通科技攻关链和人才培养链。

（三）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协同育人机制

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可以有多方面功能意蕴，但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意蕴就是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一种新模式。社会实践环节是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重要途径，也就是说人才培养的实践性环节不仅是解决学生增强动手能力、社会实践能力及书本知识运用于实践的问题，更能够促使学生探索性、创新性思维品质与能力的发展。而科教融汇、产教融合则是完善学生实习实践制度、强化人才培养实践性环节的有效途径。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一种重要形式，就是加强高校与产业、科研机构的紧密相融，特别要从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相融合的角度，深入探索不同层类的拔尖创新人才的 “链式”协同培养模式。例如，高校主动对接科技 领军企业，搭建科教产教融合平台，整合科技领军企业的优质创新资源，畅通高校与企业间的人才流动机制、成果转化机制、人才培养机制，培养高质量的科技创新后备力量。

（四）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育人机制

从一般意义上而言，科技与人文存在内在的关联，它们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作为代表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人文价值导向可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科技的发展方向，科技的发展也对文明的发展进程有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由此彰显人文价值的先进性。在当今新的知识形态下，这种内在的关联就显得更加密切——最高级的科技往往是以贴近人性为旨趣和特征的，而人文如果离开了当代科技将失去持续进步和发展的动力与手段。正因为科技与人文有着内在的关联，强化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才成为一个真命题。纵观世界科学发展史，众多科学巨匠不仅具备很高的科学素养，还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发布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书中提出未来教育的思想基础是人文主义。该报告书主张教育须“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值得指出的是，人文教育不仅是人文知识教育，人文价值、人文情怀、人文情绪等教育也都是题中应有之义。同样，科技教育也不仅是科技知识教育，还包括科技人文教育。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协同包括如下方面：一是模式创新，积极开展以跨学科性、创新性、 实践性、情境性、团队协同性为特征的STEAM教育 模式，并探索其在不同学段的特点与实现方式；二是课程渗透，包括科技类课程有机渗透人文教育的内容，人文教育密切联系科技发展的实际；三是活动加持，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促使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四是建立大中小学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协同的有机衔接机制。

三、完善高水平教育开放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教育的国际影响力是教育强国的显著标志。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的重要一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大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这是不断提升我国教育强国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的重要前提。

要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 归根结底在于教育培养的人才要有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只有在开放的条件下，我们所培养的人才才可能形成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我们也才可能判别培养的人才是否具有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话语权。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要正确处理好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的关系：强调自主培养人才、完善人才自主培养机制，绝不意味着不需要学习借鉴国际上人才培养的先进理论和有益经验；同时，学习借鉴也不是一味跟从和简单模仿，而是在学习中超越、在借鉴中创新，从而使高水平教育开放与高水平人才自主培养高度统一起来。

四、构建科学的人才培养评价机制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其中人才培养评价是核心，关系人才培养的方向。因此，要充分发挥好人才培养评价的牵引作用，解决好“培养什么人、 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的根本问题。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就是着眼于构建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等，其关键在于构建基于学生成长和人才竞争力提升价值的人才培养评价机制。人才培养评价可以有多种价值取向，不同的价值取向选择的评价标准、评价路向和得出的评价结果也不一样，甚至差异很大，对人才培养实践的引导自然也就不同。因此，如何为人才培养评价寻求一个正确的价值取向就显得十分重要。不管什么样的人才培养评价、基于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其终极价值无疑都应是促进学生成长和人才竞争力提升。这也是评判一种人才培养评价是否科学、是否适当的基本依据和标准。

大学评价长期存在过分追求功利意义的现象。林林总总的大学外部评价往往并没有将学生成长和人才竞争力作为其核心价值，而大学的外部评价又对其内部评价产生了引导作用，以致大学内部评价也迷失了学生成长和人才竞争力提升这一终极价值。也就是说，大学评价只被用作一种管理工具(工具理性)，而不是发展手段，从而忽视了其促进学生成长和提升人才竞争力的应有价值(价值理性)。

因此，围绕立德树人这一大学根本任务和大学的社会职能建构以人才培养评价为主体的大学评价体系，应在寻求基于学生成长和人才竞争力为核心价值的大学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一致性的基础上，促进大学内部评价的分类评价与分类发展相统一、学科评价与专业评价相统一、教学评价与科研评价相统一、教师评价与学生评价相统一，进而构建大学科学的人才培养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