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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欧洲传统的富裕国家,现在也是一个多元化的移民国家。截至2022年,15岁以上常住人口中约有31.7%(约230万)出生在国外,其中40%常住人口(约300万)是移民背景。如此高比例的移民人口,明显多于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美国,与澳大利亚、加拿大相当。
这不意外,瑞士作为世界上全球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之一,又与欧洲邻国紧密融合,十九世纪末以来连续的移民时期促成了其人口的多元化。但过去几十年,移民问题是瑞士一个两极分化的政治话题。获得瑞士公民身份的高门槛意味着只有较少的移民能够入籍。瑞士作家Max Frisch的一句总结最能表达瑞士移民现实与怀疑移民论之间的矛盾心理:“我们想要工人,却得到了人。”这种反差心理长期以来也主导了瑞士移民政策的制定。
瑞士移民史:
第一次移民潮(1848-1940年代)
1848年瑞士联邦刚成立时,普遍的贫困迫使许多瑞士人移民。随着十九世纪末工业化实现的快速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导致移民数量急剧增加。到1914年一战爆发前,移民比例从1860年的不到5%上升到14.7%。
随着一战爆发而来的民族主义浪潮席卷欧洲大陆,取而代之的是严格的、持续数十年的“防止过度外国化”政策,外国人被视为潜在威胁,受到控制和阻止入境。随后1931年瑞士颁布了第一部移民法《联邦外国人居住和定居法》,导致外国人大量离开,到1941年移民人口占比降至5.2%。
劳工大量涌入(1948-1991)
瑞士在二战期间一直保持中立,没有遭到战争洗礼,其工业基础完好无损,面对二战后对劳动力的巨大需求,而社会对大规模移民又普遍反对,瑞士推出了劳工制度——与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和南斯拉夫等劳动力过剩的欧洲国家达成协议来招募季节性工人:可以在瑞士停留长达九个月,然后回国,下一个季节再来,但不允许家人随行。
伴随着19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的经济衰退,外国移民比例再次下降,从1970年最高的17.2%下降到1980年代的14.8%,但期间瑞士开始给予移民更多权利,允许外籍工人永久定居瑞士。
国际化时期(1992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瑞士重新定位,希望以非欧盟成员国身份优先进入欧洲市场,于是接受欧盟要求,加入欧洲自由流动体系(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四大自由流动),自此瑞士移民比例再度稳步上升,但移民问题也开始成为瑞士最具争议的政治议题之一。
当代移民
自瑞士加入欧洲市场以来,移民人数不断增加,到2023年,外国人占所有永久居民的27%(即240万人),而日内瓦(47.8%)、巴塞尔(38%)和苏黎世(33.6%)等大城市比例更高。十五岁以上的瑞士永久居民人口中有31.7%出生在国外,另外8.3%是第二代移民。
瑞士的移民人口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2023年,63%的常住外国公民(150万人)来自欧盟或欧洲自由贸易联盟(EFTA)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另外近20%来自其它欧洲国家。最大的来源是意大利(14%,即33.8万人)和德国(13.4%,即32.3万人)。
移民数据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瑞士公民居住在国外:2023年,居住在国外的瑞士公民超过81.3万人,占瑞士国民总数的11%,其中64%居住在欧洲其他地区,最多的是法国、德国和意大利。
2023年,有263800人移民到瑞士,有121600人离开,净移民人数达到142300人,移民大幅增加是受乌克兰战争影响。许多人既迁入又迁出瑞士。只有少数移民选择永久定居在瑞士,说明了瑞士移民具有的临时性和重复性。此外,约有 40万名跨境通勤者在瑞士工作,主要集中在瑞士南部的意大利语区以及与法国和德国接壤的日内瓦和巴塞尔边境地区。
什么原因促使人们移民瑞士?41.3%的移民是家庭团聚,37.4%是因为工作。只有少数移民是寻求庇护(6.2%)或接受教育(4.5%);而瑞士移民国外的原因最常见是退休(23.3%)、家庭(20.5%)和工作(18%)。
移民政策
瑞士建国初期的移民事务由各州负责。1931年《外国人居住和定居联邦法》为瑞士移民政策建立了国家法律框架。该法规定批准移民入境应考虑瑞士的经济利益与限制外国人对瑞士社会影响程度之间的平衡。这项法律在七十多年内未作修改,反映了这种平衡的因政策。此期间移民政策主要由行政指令推动,以满足劳动力密集行业(如农业、建筑业和酒店业)的需求。
2002年,欧盟和欧洲自由贸易区引入了人员自由流动概念,随后2005年瑞士移民法也进行了改革,建立了基于配额(分配给各州)的第三国移民新制度,以吸引高技能专业人才,适应现代经济和全球供应链的需求。
难民保护
瑞士属于传统庇护国,与其中立相关。十七世纪逃离天主教法国迫害的胡格诺派教徒以及二战期间接纳数以万计的犹太人,都是其最大的移民受益群体。二战后,瑞士对庇护的批准更加宽松,并签署了1951年日内瓦《难民公约》。
1981年颁布的庇护法对难民作出了宽泛的定义,并允许向世界各地的瑞士使馆直接提交庇护申请。然而,随着九十年代巴尔干半岛难民数量激增后,瑞士社会对难民的同情开始减少。因此,庇护法成为瑞士修订最频繁的法律之一,经历了九次限制性调整。在社会争议极大的情况下,瑞士重点开始转向威慑政策和减少难民接收人数,加快庇护程序、打击滥用制度、执行那些申请被拒绝的人的合法驱逐令,以及扩大临时的辅助人道主义保护形式。
融入和归化
防止瑞士“过度外国化”的移民政策导致了瑞士特别严格的入籍要求——外国人被视为暂时的,被故意阻止在瑞士扎根,促使他们自动回国。直到二十一世纪,瑞士政府才认识到许多外国工人并没有回国,而是在瑞士找到了新家,才开始转向制定积极的融合政策。
瑞士公民身份由联邦、州和市公民身份组成,各州的融合制度存在很大的差异。一个人要么通过出生在瑞士的父母,要么通过归化入籍成为瑞士公民。而后者的条件是西方国家中是最严格的。1952 年《关于获得和丧失瑞士公民身份的联邦法案》要求入籍公民在瑞士居住至少12年,并接受彻底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成功融入瑞士社会。1992年起,瑞士接收双重国籍。其后虽然将居住要求降低到了十年,但收紧了融入要求,使低技能移民更难获得瑞士公民身份,瑞士社会也一再拒绝更广泛放宽公民入籍法的尝试。
移民问题的政治化
瑞士的移民问题成为高度政治化的议题,主要是因为瑞士实行直接民主制:只要获得一定数量的投票年龄公民签名,选民就可以考虑一项关于政策的民意倡议。
上世纪60-70年代,极右翼政客发起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反移民倡议,旨在限制外国工人的总数,以应对劳工涌入。尽管最终未能成功,但却强烈动员了反移民情绪,迫使政府宣布对劳工实行配额限制。
九十年代,民粹主义的瑞士人民党崛起,现成为瑞士最大政党。2014年,选民支持“反对大规模移民倡议”,要求引入年度移民配额,并在劳动力市场上优先考虑瑞士人——但这些要求都违反了与欧盟的自由流动协议,因此政府只能选择象征性实施,避免影响自由流动权利,以维护瑞士进入欧洲单一市场的特权。
这也导致了欧盟的自由流动成为一个备受争议的政策。虽然瑞士民众的反移民情绪并不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强烈,但民粹政党成功通过直接民主手段进行动员和议程设置,导致要求限制移民的声音尤为突出。
移民政策的欧盟化
虽然瑞士不是欧盟成员国,但其移民政策的方方面面都越来越受欧盟的影响。瑞士被申根成员国包围,也于2004年加入该协议。
在庇护政策方面,瑞士加入了《都柏林公约》,这使瑞士受益——由于其位于欧洲内陆,能够将寻求庇护者转移到其他南部成员国。瑞士非法移民的回国率(2022年为57%)是欧洲目的地国中最高的。
移民政策预测
移民问题现在是欧洲一体化的绊脚石。瑞士作为一个出口经济体,严重依赖国际市场准入,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是欧盟。而获得进入欧盟市场的特权意味着必须遵守所有四项欧盟自由原则,尤其是人员自由流动——这会导致瑞士进一步陷入欧盟移民体系,包括公民身份和劳动力市场。
瑞士经济高度依赖技术工人,随着瑞士劳动人口的缩减,增加了对外国劳动力的需求,其经济模式要对移民持开放态度才能保持人才竞争力。但移民问题使瑞士自由一体化模式达到了极限的瓶颈,现已被高度政治化,社会公众普遍对增加移民持反对态度,回旋空间有限。
与此同时,在欧盟,移民接纳并不是一项单一成员国可以自由裁量的决定,需要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法律制约,受到国内法和国际法的保障。来自第三国移民(主要是高技能)是瑞士经济贡献最大的移民群体,新限制会对该群体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到目前为止,瑞士政治人物通过混日子和专注于与外国人融合有关的小修小补的国内措施来解决这一困境,在可预见的未来,亦不太可能改变目前的瑞士移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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