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灭商后，人祭被周人消除，但周人并未开创一种新的宗教，而是采用世俗的人文主义立场，与极端宗教行》保持距离，不允许其干预现实生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一、翦商之魅力
《翦商》之所以魅力独特，在于其对华夏文明早期阶段的深入挖掘与生动呈现。书中通过大量考古资料，如殷墟遗址中遍布的祭祀坑、出土的带有煮过人头的青铜器等，向我们揭示了商朝人祭盛行的残酷现实。据统计，仅在安阳殷墟遗址，就已发现大大小小众多的祭祀坑，里面堆满了累累白骨。这种真实的历史证据，让我们对商朝的认识更加深刻。
作者李硕不仅展现了商朝的黑暗面，还描绘了周人翦商的艰难历程。文王在被商纣王拘禁期间，学习了商人的易卦占算技术，发展出《易经》的卦、爻辞体系，为翦商战略做准备。武王伐纣的历程并非一帆风顺，他也会做噩梦、会怀疑，但最终在周公的宽慰下坚持了下来。周公时代，严厉禁止商人的人祭宗教，打破族群血缘壁垒，让尘世生活远离宗教和鬼神世界，开创了新华夏文明。
这本书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写作风格。作者像讲故事的好手，从引子开始就吸引住读者。他赋予了熟视无睹的考古场景以画面感，例如细致地描述殷墟祭祀现场的一幕幕，让人仿佛身临其境。同时，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和大胆的猜测，如周原凤雏村甲组基址系文王大宅说等，为读者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角度。
总之，《翦商》是一部兼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历史著作，它让我们重新认识华夏文明的起源，感受历史的魅力与深度。
二、震撼的人祭风俗
（一）殷商人祭缩影
1959 年，在殷都宫殿区以东数百米的后冈，发掘出一座奇怪的 “墓葬”。这是一个圆形的坑穴，与常见的长方形墓葬不同。坑内没有棺木痕迹，却有 25 具尸骨凌乱地堆叠在一起，周围还有青铜礼器、兵器、纺织物和粮食等物品。郭沫若推测这是特殊贵族墓葬，有 24 名奴隶陪葬。然而，1960 年的进一步清理发现，半米深的土层下还有第二层尸骨，共 29 具。1977 年的第三次发掘，又在第二层尸骨下发现半米厚的坚硬红褐土和第三层尸骨，共 19 具。三层尸骨共计 73 具。发掘者认为这是祭祀坑，从尸身摆放、撒朱砂、填土、打碎陶器到摆放祭品，都显示出当时人们对祭祀活动的熟悉和一套固定流程。而且，地面上还同步举办着包含烧烤祭品的献祭仪式。从物品看，每层中都有人携带货贝或佩戴玉饰，这种富裕程度显然不是奴隶所有，这充分展现了商朝人祭的残酷与复杂。
（二）人祭规模惊人
《翦商》指出，截至目前，殷墟王陵区发现 2000 余座祭祀坑，已发掘约 1400 座。若平均每座坑埋有 5 人，人牲数量就会超过 1 万名，而这还只是王陵区批量祭祀坑中的人牲。王陵中的殉葬人、王宫区的各种人牲以及殷都各商朝人聚落的人牲和殉葬人等，因材料分散未列入统计。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曾根据甲骨卜辞统计，共找到有关人祭的甲骨 1350 片、卜辞 1992 条，合计共献祭 13052 人。此外，还有 1145 条人祭卜辞未记载人数，即便按最少 1 人计算，甲骨卜辞记载的献祭总人数也会超过 1.4 万。商朝用于人祭的对象十分广泛，包括异族群体、战俘、奴隶，甚至还有商朝的贵族。其数量之多、手段之残酷令人闻风丧胆。例如，在武丁时期，仅记录人祭的卜辞就有 673 片甲骨，一共祭祀了 9021 人，最多的一次一下祭祀了五百多个奴隶。在武丁在位的 42 年里，差不多每天杀 0.6 人用于祭祀。人祭在商朝人的生活中占比极大，反映了当时社会对神灵的极度敬畏和残酷的宗教信仰。
三、周人的翦商大业
（一）兴起翦商的原因
周族僻处西部，原本无人祭传统。然而，在投靠商朝的过程中，周人为商朝捕猎用于献祭的羌人，逐渐接触到了商朝残忍的人祭文化。周文王因受到商纣王怀疑，被拘禁在殷都，在这期间，文王亲眼目睹了商朝人祭的残酷。更为悲惨的是，文王的长子伯邑考也被纣王杀害，并或许用于献祭。据史料记载，在商代殷墟遗址的墓葬群里，人祭的数量十分庞大，分布也很广泛。常常能发现这些人祭的尸身并不完整，不是缺少了头部，就是缺少了身体。祭祀的场地上还残留着烧焦的石炭，这说明，商人在祭祀的时候会将人祭烤熟分食。在很多墓坑里，还有许多盛装着人头的器皿，这些头颅外表发黑，显然是被煮过。这样的残酷场景给周人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和恐惧。文王和伯邑考父子的遭遇，让周人深刻认识到商朝的残暴统治，也促使他们兴起翦商大业。“翦商” 这个词，就像一把羽毛装饰的戈，代表着攻占和普遍性杀戮，周人取其宏大之意，将灭商的叛乱事业称为 “翦商”。
（二）周公辅政禁绝人祭
周公在辅政时期，深刻认识到商朝人祭文化的危害，决心彻底禁绝这一残忍的习俗。他首先营建洛邑，这意味着有两百多年历史的殷都将被彻底摧毁。殷都是商朝人祭文化的重要载体，是商人的历史记忆所在。通过摧毁殷都，周公打破了殷商族民的生活圈，让他们远离人祭的环境。为了顺利完成殷都居民的搬迁，周公对 “殷顽民” 软硬兼施。他展现出朝三暮四、翻云覆雨的手腕，威逼利诱，既给予一定的好处，又施加压力，确保搬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周公淡化上帝概念。在和兄长武王谈话时，周公频频谈到上帝，因为武王无法摆脱对上帝的信仰却又对上帝是否保佑自己缺乏信心。但武王死后，周公和周人的谈话中就较少出现上帝了，必要时多用含糊的 “天” 来代指上帝。在周公看来，源于殷商的上帝概念颇有危险性，商文化里的上帝不仅残暴，而且难以捉摸，应当淡化，尽量少让它出现。与之相反，周公推崇 “德”。他在后世的形象是道德家、谦谦君子，甚至显得迂腐不通世故，主要就是从这里来的。周公认为，王朝的兴衰更替虽然背后有上帝的意志，但唯一能改变天命的因素是人 “德”。所以不能全靠奢望去揣摩上帝的意旨，而是要把世间的事情做好。通过这些措施，周公彻底禁绝了人祭，为华夏文明带来了新生。
四、历史意义与影响
（一）对历史认知的重构
《翦商》以其独特的视角和丰富的史料运用，重构了武王伐纣的历史认知。传统观念中，武王伐纣往往被简化为正义战胜邪恶的战争，但这本书让我们看到，这场变革远不止于此。它是华夏文明从人祭盛行的黑暗时代走向新生的关键转折点。通过对考古发掘成果和传世文献的深入研究，我们了解到商朝人祭文化的残酷与复杂，以及周人在翦商过程中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种对历史的重新解读，让我们更加全面地认识到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二）文明转折的伟大意义
人祭与华夏早期文明从伴生到分离，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在商朝，人祭作为一种宗教习俗，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神灵的敬畏，也成为了维护王权统治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种残酷的习俗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破坏。周人在翦商过程中，深刻认识到人祭文化的危害，坚决予以禁绝。这一举措标志着华夏文明开始摆脱原始宗教的束缚，走向更加理性和人文的发展道路。从此，华夏文明逐渐形成了以 “德” 为核心的价值观，强调君主爱民、仁厚、勤政，百姓遵守秩序、崇尚道德、相互体恤。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为后世儒家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三）对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翦商》对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周公在禁绝人祭的过程中，建立了一套以 “德” 为核心的政治道德体系。这套体系强调君主的道德修养和对百姓的关爱，与儒家的 “仁政” 思想不谋而合。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深受周公思想的影响。他编纂儒家 “六经”，系统梳理并发展了周公的思想精髓。孔子的 “仁”“礼” 观念，以及他对道德伦理的重视，都可以追溯到周公的政治道德体系。可以说，《翦商》所展现的华夏文明早期的历史变革，为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历史背景和思想源泉。
（四）同类研究的重要地位
《翦商》是同类研究绕不过的作品。它在研究方法上，将考古学与历史学相结合，运用大量的考古发掘成果和传世文献，对华夏文明早期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为我们理解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书中提出的许多新颖观点和大胆猜测，也为学术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和思考空间。在内容上，《翦商》不仅展现了商朝人祭文化的残酷与复杂，还深入探讨了周人翦商的历史意义和对后世的影响。这本书的出版，填补了华夏文明早期历史研究的空白，为我们提供了一部极具学术价值和可读性的历史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