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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自：一壁残阳
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老黑格尔的这句名言是对严峻现实世界冷静而又智慧的概括。自然，这个“理”并非人们梦寐以求的真善美之“道理”，而恰是不以人主观愿望转移的客观“必然”。 在晋北插队时所遇几位村人，就使我感受到人生在特定历史人文环境中的必然际遇。无论如何，奇迹是难以产生的。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村民们是怀着敬畏的心情迎接我们到来的。那时候，村中无论童叟，一律尊称我们为“大学生”。 一些村民终日围绕着我们旋转，极热情的。其中A君表现得最为出众，热情殷勤得让我不知如何是好。除了睡觉，他跟着我们几乎达到了寸步不离的程度。我们吃饭，他立在当屋地上看，并且怎么请他吃他都客气地拒绝。我们到村中转悠，他主动当向导痛说革命村史。我唱《外国名歌200首》，他说好听极了。我不相信他的话，就请他唱民间流行的爬山调，他五音不全的杀猪般嚎叫，远不及山上放羊娃悠然唱出的民歌。可是他为我示范的用辘轳从井中打水的动作却着实地道老辣，并一口气为我们挑满一缸水。 下地归来，他为我擦去铁锹上的泥巴，说这样锹才能愈使愈亮，说磨刀不误砍柴工。甚至有天晚上我刚洗完脚，他抢着端起瓷盆跑出去倒洗脚水，说是外面冷。他简直令我受宠若惊。 我发现了A君一个特点——似乎嫉妒我们与其他村人交往。因为只要我们与哪个村民交谈过或聊过天,他必然谆谆告诫我们：这人偷过队上高粱，是坏分子；那人别看表面装得老实，骨子里是专事搬弄是非的长舌妇；还有支书，没本事不爱劳动就会整人；而队长，有多吃、多占、爱扎女人堆的毛病……起初，我分辨不清这是他的真诚抑或也属于搬弄是非，只是感激他使我们了解了许多村情。但是后来，我渐渐为他的热情感召所融化，开始喜欢起他，他成了我认识这方小天地的拐杖。 几个月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发表了，村中的高音喇叭中播放了3天3夜。这之后，A君不再登门。 有一天与A君在地里干活，他不经意地对我说:“俺原初以为‘四清’工作队又杀回来了哩，原来是群接受俺们再教育的毛娃娃，㞗！”他摇身一变，成了村中最看不惯知青中的一员，包括看不惯我们晚上睡觉前还要穷讲究洗脚，包括看不惯我们成天如戏子般咿咿呀呀地唱。 A君的一语道破天机倒使我猛醒。原来，几年前这个地区来过“四清”工作队，队员们都是从省城下来的大学生。由此，我考证出我们头顶上“大学生”桂冠的来历。好在这顶桂冠很快被刺耳的“知青”取代，用不着我们汉承秦制当冒牌的大学生了。 A君前后判若两人的表演确让我洞察其奸：他与我们接近恰似为我擦锹——磨刀不误砍柴工——我想，他起码意欲“砍”个队长什么的当当。设若我们果然是“四清”工作队呢?谁又能保证他不会“砍”到“柴”? 所以，后来的人生之路上，我总是警惕A君式的磨刀霍霍者。然而，我天性愚顽不化，常常是被人卖了，还乐呵可地帮人家点票子哪。 有一天晚上我去伙房打水，忽然看见一个小姑娘瑟缩在我窗前。 她哆哆嗦嗦说：“俺听你扯胡胡儿，好多天哩。”天哪，竟有如此不畏严寒的知音！我忙请她进屋。她欣然接受邀请，从此结束了独立寒冬听琴的历史。 小姑娘学女知青，头发梳成两把拧着几个花的“小刷子”，垂在耳际。大眼睛顾盼流彩，黎黑的皮肤颇具菲律宾人特色。“黑妮儿!”我这样叫她。她非但不恼，反笑，是那种扭捏的古典的笑。那年她15岁。 黑妮儿音乐天赋极好，我拉几遍“保尔的母鸡”，她就能全部哼出。她还喜欢跳舞，更纯属无师自通，简直是天才。她自编自跳的虽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之类革命舞蹈，却腰肢软得像面条儿，绝无“红卫兵”舞的火药味，倒让我联想起梅兰芳拿手好戏“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什么的。以至一次开社员大会，支书让她上台表演，她邀我伴奏。我拉着“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的悲伤曲调，看着她如蛇般展转腾挪，于卷起的滚滚黄尘中作出“诉苦把冤申”痛苦状，突然觉得自己极类似刚刚双目失明时的阿炳。 后来，我离开村中去县城工作，听说黑妮儿爱上村里一家境贫寒的中农子弟，族中长辈合力反对，欲将她许配能够提供彩礼的贫下中农人家。她誓死不从，反抗高潮中甚至闹出私奔的绝唱,一时“满村皆说蔡中郎”。黑妮儿终以不屈不挠的意志赢得了最后胜利。“肚也闹大了，真个不要脸！”村人是以不屑的口吻向我讲述这伤风败俗的特大丑闻时，我却说:“我佩服她。” 黑妮儿没能成为舞台小天地上的舞蹈家音乐家，却在天地大舞台中将绵绵不绝的古老悲剧题材烈烈轰轰地演成了爱情正剧。 当然，这是我赋予他的名字。因为他说话诙谐，而短小精悍的个子以及微洼的眼眶、直而翘的小鼻子和薄薄的嘴唇确也具几分卓别林风彩。他总穿着件永远也不破的旧黄布军装——那是他在朝鲜战场上出生入死过的见证。 “卓别林”为人处事几近江湖游侠，豪爽中夹杂着什么都不吝的光棍气。实际上他也是一条光棍，40岁冒头还没娶上婆姨，很被村人小觑。更兼他于长幼有序的村民中说笑打闹起来没大没小，荤的素的一齐上，故而有人告诚我：“他是坏分子，让部队开除回来的。”“是地富反坏右的坏么？”答曰:“是。” 可我并未发现他与地富什么的“几类分子”在一起劳动改造。相反，干活儿时他总争取队长派他领着妇道人家一块儿动弹。妇女们虽嘴上唧唧喳喳撵他，心里却巴不得他留下来，因为他活儿干得干净利索又总有本事使她们开怀大笑。非但如此，诸如看场、看青之类重要任务也落到他头上。 1970年秋天，我被分配与他一起看青。所谓看青，就是看好地里即将收割的胜利果实，谨防自己人捷足先登。我们白天睡大觉，黄昏后起来在村口晃悠，意在监视收工回家的人们是否有顺手牵羊的。但他对妇女们嘻嘻哈哈动手动脚的样子我实在看不惯，想起了夏衍《包身工》中搜身的工头。事后他告诉我，其实对那些家境困窘的妇童，他一律睁只眼闭只眼，任她们在篮下兜中捎回几把豆荚两穗玉菱。夜间，我们则在一望无际的青纱帐中鬼魂般游荡。 那天后半夜，露水极重，加上小凉风一吹，我连打几十个喷嚏。“卓别林”把他的山羊皮袄披到我身上。“回吧，回俺家暖和暖和。”他说，就走到玉茭地中间啪啪掰下十来穗嫩玉茭，又到旁边地里用手挖出一堆红薯。“这是做甚？”我问。“嗐，看田的不偷，五谷不收！”他说得底气十足，像是对集体经济的赏赐。 “卓别林”的3间土坯房中没什么家具，收拾得还算齐整。看着他麻利的动作，我猜想他在朝鲜当的是炊事兵。片刻，清香扑鼻的玉茭、甜滋滋的红薯便出锅了。他又拿出廉价烧酒和清腌酸萝卜块佐餐。为了五谷丰登，我俩相向盘坐在炕头大嚼起偷来的美味。 席间，他抑扬顿挫摇头晃脑哼起朝鲜小调《桔梗谣》，而且用的是朝语。我夸他节奏感好，他兴奋地光脚在土炕上跳了一段节奏感更强的朝鲜舞。后来，他又搬出一台破旧的老式手摇唱机和几张胶木唱片，请我欣赏晋剧《打金枝)和山西民歌《五哥放羊》。半夜三更偷听当时被视为禁物的东西，别有一番刺激。 大约是烧酒起了作用，他忽然伤感起来：“到处流浪啊，我没有金钱也没有人同我前往……命啊，为什么这样残酷捉弄我……”唱着，他泫然泪下。 “快活？哈哈……我快活个㞗！”他舌头发硬。就脱了个精光钻进被窝里呼呼睡去。 这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老兵，乐天的表象下竟埋着如此的沉重。我那时太年轻，又没读过弗洛伊德，还不能理解中年鳏夫沉重的实质。我只是从我的角度想，与其见过外面精彩世界，却又无法摆脱现存羁绊，还不如从没见到过好。 于是，我为“卓别林”掖好被角，在月明星稀中复归茫茫青帐。 事件发生在修高灌的现场。这个三级提水高灌渠是我们村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农田水利工程，完工后一旦与县管干渠接通，遥远的滹沱河水便会爬上半山坡几百亩旱垣。 红旗在蓝天里飘得很是招摇，全村青壮男女蓝蚁般一字长蛇阵摆在黄土高坡上大干社会主义，红黄蓝三原色交织的场面确也蔚为大观。 下午，在饥饿和劳累开始偷袭人们瘪瘪的肚皮和酸软的四肢时，长蛇阵中部突然骚动起来。立刻，两头的人大呼小叫地向中间奔拢。我不知发生了何事，也甩下锹跑过去。 “河生，吃哇！吃哇！”后生们喊。河生左手撑在锹把上,右手两指紧紧捏着一只硕大的蝼蛄,大叉开双腿高高站在泥糊糊的土堆上，睥睨着里三层外三层团团围绕住他的人群，那神态宛如正在检阅三军的元帅。站得略低处的是一赤膊壮年汉子，一手插腰，一手举着张肮脏破旧的五毛钱票子。 “坐蜡了?”“不抵事，坐蜡了!”围观者七嘴八舌喊。 河生慢慢将右手举向头顶蓝天，抬起头，张开大大的嘴叉。人群倏然无声，全部视线都盯着那只双翅扇动、奋力蹬踹能掘地三尺的铁钳般双脚的蝼蛄。河生猛地将蝼蛄放进嘴中，咯吱咯吱嚼起来。被咬破的蝼蛄大肚囊中带着腥气的汁液飞出他的嘴巴，在空中划过优美弧线，溅落到一个女人头巾上，引出一声骇人的尖叫。最后，随着河生喉头几次艰难上下滑动，他啊啊张开嘴伸出空空荡荡的红舌头，旋即从看傻了的赤膊汉子手中夺过票子，塞进自己衣兜里。 “没甚味，就是麻麻辣辣的。”他嘶嘶哈哈吐着舌头亢奋回答。 我觉得简直置身于高尔基描述过的俄罗斯小镇。然而没人觉得不正常，就连书记队长都微笑着看完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河生与瞎眼老母挤住在村中一间破旧的土屋里，很穷。也许5毛钱对他太重要了。 几年之后，有一回我在县城大街上与他邂逅。“老，老李,”他开口便说，“借俺5毛钱能行？俺没钱坐汽车回村哩。”城里离村40多里地,我不相信他肯花钱坐长途车回去。“娶上婆姨了么？”我边掏钱边问。灰眉蹙眼的他摇头，给我青春已逝之感，其实他那时顶多二十六七岁。我给他1块钱。“不，就5毛!”他固执地伸着五指。我只好又翻出5毛钱递给他。我突然意识到，他实际上在提醒我不要忘记他的“辉煌”。 我是永远忘不了他吞蝼蛄壮举的。不过，对这种愚昧之举我表现不出高尔基式的愤慨。我甚至觉得，倘若我在那种环境中再生存10年，没准也会吞蝼蛄的。也许这正是注定了我永远也伟大不起来的原因。 知青点大院西侧，有座破庙改建的仓库。严寒的冬晨，队里保管取东西时，我们几个知青涌进黑咕隆咚的库房参观。有位同学揭开一个大水缸缸盖后大叫:“弟兄们快来看啊！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围过去,但见缸中满满地盛着白蜡般介于液体与固体之间的黏稠物，幽幽地泛出甜香。大家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这是蜜。枣花蜜,”保管说着，抄起缸边的大水瓢舀出一大块白糊糊,“尝尝哇，可甜哩。” 我抿一小块放到嘴里，沙沙地化了，果然清甜异常。把那瓢蜂蜜带回宿舍放到炕炉上煮，捞出浮在上面的白沫儿，一瓢清亮棕红的蜜立时呈现眼前，决不亚于商店里出售的上好枣花蜜。 吃罢枣花蜜，自然想到酿蜜人。我问保管员:“那缸蜜，有几百斤吧？”他点头。 保管见我如此感兴趣，索兴兜底告诉我：“蚊子”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高中生，养得一手好蜂。前二年，曾带着蜂群去云南追花采蜜,为生产队的副业效过力。“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因了他的地主出身而不再被信任，逐回田里劳动。村中的养蜂事业也由此中断。 “农民，就得学大寨种好地，咋能搞歪门邪道走资本主义路里？”保管说得阴阳怪气，我不知他在反讥还是认真这么想。 “蚊子”有时跟社员们一起下地干活儿，有时与地富分子一块儿劳动改造——据说是帮他那地主老子完成规定时间内必须干完的活路。他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去扫他老子必须每日清扫的村中土街。他老子总是病歪歪的。反正父债子偿乃天经地义。 “蚊子”干活儿一丝不苟，从不偷懒，地头休息时，也总是默默蹲在-旁听别人嘻嘻哈哈天南海北侃大山，倒好像那些足不出户的庄稼人比他这走州过府下过云南的追花人更有见地，更得这个世界。 没有人注意到他的存在。他似乎是一片脱离了大树的落叶，一抔了无生命的黄土。他确实不如一只蚊子，蚊子还能嗡嗡地凄厉几声、抽泣几声。 有一次我搭讪地问他云南风情和养蜂趣事，他吞吞吐吐不情愿的干瘪回答使我大为兴味索然。不过，我读过《红楼梦》，我清楚林黛玉初进荣国府时“不可多走一步路不可多说一句话”那段内心独白意味着什么，就不再难为“蚊子”任他傻呆呆冷清清蹲在一边，我看我的《英语学习》。 第二天出工路上，“蚊子”突然神情紧张地塞给我一本书。“送你啦。俺留着，也没用了。”他说得很绝望很无奈，并且不等我道谢，就扛着锄匆匆离去。 我心中热乎乎的。插队几年，我带去的书大多有借无回地散落村里青年手中，黄世仁逼债般催讨也不还。起初我很恼火。后来想到文化荒漠中的村人比我更需要精神食粮，便释然了。可是，从未与我交往过的“蚊子”，居然将自己珍藏的书送给了我，难道是报答我插队两年来昨天对他的仅有的一次“关心”么？然而我又如何回报或帮助他呢？我很早以前就吃过他酿就的那般清甜的最后的蜂蜜，今天又得到了他的馈赠! 那是一本60年代初出版的山西高级中学英语课本，纸质粗糙黑旧，书皮上有他漂亮的钢笔字签名：周佳文。 宋人《爱莲说》有云:“出淤泥而不染”。我插队的晋北小村便名曰“淤泥村”。当我走出淤泥时，却染上了几许忧患，几许沉重和几许乡恋——对淤泥村人的怀恋--他们每个人都是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部小说。留在记忆中的往事并非美好，然而四十初度的我已不再怨天忧人，而能够怀着感恩的情愫回首一切了。即如A君，回忆中也带上了几多温柔的怜悯而脱去了愠怒。
可是封笔之时，我忽而感悟到时间这个大敌的存在。时间能消弥创伤，填平千沟万壑，更善文过饰非，时间简直就是鸦片就是海洛因，以致站在20年后遥望那段人生苦旅，它竟在我眼前现出了玫瑰色。
来源：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
《老插话当年：山西知青生活录》
本文原名：忆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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