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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dise Redefined: Transnational Chinese Students and the Quest for Flexible Citizenship in the Developed World
by Vanessa L. Fong
《重构的天堂：中国留学生移民发达世界之梦》/《重新定义的天堂：跨国中国留学生与对发达国家弹性公民身份的追求》 冯文著
——本书为冯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Only Hope: Coming of Age Under China’s One-Child Policy）的跟踪研究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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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冯文（Vanessa Fong）对中国自1979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以来出生的儿童的社会、经济和心理发展进行了开创性的人种学探索。她在《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一书中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压力重重、雄心勃勃的青少年图景，对他们来说，精英地位是终极目标，尽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人相对较少。
在《重新定义的天堂》一书中，冯文追踪了她最初一批中国独生子女中的许多人——现在已是大学毕业生——在澳大利亚、欧洲、日本、新西兰、北美和新加坡留学的经历。在中国，接受名牌大学教育是获得精英地位的主要途径，而出国留学则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特别灵活的 发达世界和公民身份。这种灵活的公民身份为跨国流动带来了更大的幸福和自由，但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痛苦、矛盾和失望。《重新定义的天堂》通过研究影响不同中国学生如何做出出国留学、留在国外、移民和回国决定的期望和经历，对中国的全球化提出了见解。
In 2004, Vanessa Fong offered a groundbreaking ethnographic exploration of the social, economic,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born since China’s one-child policy was introduced in 1979. Her book Only Hope left readers with a picture of stressed, ambitious adolescents for whom elite status was the ultimate goal, though relatively few were in a position to achieve it. In Paradise Redefined , Fong tracks the experiences of many in her initial cohort of Chinese only-children-now college-age-as they study abroad in Australia, Europe, Japan, New Zealand, North America, and Singapore. While earning a prestigious college education in China is the main path to elite status, study abroad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channel by offering a particularly flexible and “developed world and ” citizenship. This flexible citizenship promises the potential for greater happiness and freedom afforded by transnational mobility, but also brings with it unexpected suffering, ambivalence, and disappointment. Paradise Redefined offers insights into China’s globalization by examining the expectations and experiences that affect how various Chinese students make decisions about studying abroad, staying abroad, immigration, and returning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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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简介
1999年，当我在中国东北部沿海城市大连第一次见到13岁的高能时，她似乎是不太可能出国留学。1 她是工厂工人的独生女，每人每月收入不到1000元（121美元）。2 她家住在一间卧室的公寓里，买不起大连其他一些家庭所拥有的手机、微波炉、电脑、汽车或空调等奢侈品。2002年，我再次去大连看望高能，当时她16岁，在一所大学预科高中上学。在那之前和之后，我每年至少与她和她的父母通一次电话。在这期间，我从未听他们提起过她有出国留学的计划。2004 年，高能18岁时，我再次来到大连。我希望能去看望她和她以前的一些同学。但当我拨通她家的电话时，她的父母告诉我，为了把女儿送到爱尔兰，他们花光了一生的积蓄6万元人民币（7255美元），还向亲戚借了钱。他们希望女儿能学好英语，从而进入爱尔兰的一所大学，并从工作中攒下足够的钱来支付那里的学费和偿还亲戚的贷款。一个月后，当我去爱尔兰看望高能时，她告诉我，她和我一样对自己能够出国留学感到惊讶。她是在参加完高考后才知道，父母已经开始为她申请去爱尔兰留学的签证，甚至都没有告诉她。父母本来希望她能考上中国的好大学，省去送她出国的费用。但是，当高能没能考上国内任何一所四年制大学时，她欣喜地得知，父母已经在准备送她去爱尔兰了。她告诉我：“我以为家里太穷了，所以不敢跟他们提我的留学梦，但我妈太懂我的心了。”20世纪90年代末，当时我正试图了解1979年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出生的第一代人的生活情况，我在大连的中国学校和家庭中第一次见到了其他中国青年，他们的留学轨迹同样令我感到惊讶。我发现，青春期的独生子女（独生子女）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父母压力以及教育系统和就业市场的竞争。在金字塔式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每个孩子都有望成为赢家，而这种体系只允许少数人胜出。单孩家庭的孩子是父母经济和情感投资的唯一重点，他们有望最终找到一份收入足以让他们成为年迈父母养老、护理和医疗费用的主要提供者的工作。因此，尽管在中国接受高等教育和从事白领工作的机会比发达国家更为有限，中国的独生子女不分性别、性向和社会经济地位，都是在父母的大量投资、高期望值、消费需求和教育愿望下成长起来的——这在发达国家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士的子女中很常见。2004年，我在《唯一的希望：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的成年》一书中发表了这些发现，之后回到了大连，渴望继续关注这些独生子女的生活。我想知道，当他们开始上大学或就业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然而，我得知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去了澳大利亚、欧洲、日本、新西兰、北美或新加坡。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学生出国留学。要获得进入发达国家的学生签证，中国公民必须向使馆官员出示足够的资金证明，以支付学费和不工作的生活费。以大连市的标准来看，我在初中、大学预科高中和职业高中遇到的大多数中国学生，学习成绩和社会经济状况都很一般。我认识的大多数大连人在国外都没有近亲，也从未出过国。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末第一次见到他们时，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如何使用互联网，更不用说如何使用互联网来研究出国留学的选择了。在我1999年的调查中，87%（N = 2193）的受访者表示家里没有电脑，18%（N = 2195）的受访者表示家里没有任何电话。（N 是指在我 1999年对2273名青少年进行的调查中回答特定问题的受访者人数，或我在 2008-2010年对1999年调查的1365名受访者进行的再次调查中回答特定问题的受访者人数；每个问题的N都不同，因为有些受访者回答了某些调查问题，但没有回答其他问题）。然而，当我向完成1999年调查的2273名学生教授英语会话，并请他们举手回答是否希望将来出国留学时，绝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许多人向我询问如何才能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以及中国公民在国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根据所了解的中国公民在美国的经历以及在互联网上对其他发达国家留学生经历的研究，尽可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在我熟悉的学生中，对出国留学特别感兴趣的学生占了很大比例，因为我的英语水平和对国外生活的了解是他们最初与我结交的部分原因。尽管如此，还是可以看出，对留学感兴趣的人并不局限于他们。即使在公交车站等车、乘车、购物或在商店排队等候时，我也经常听到陌生人谈论留学的话题，他们并没有注意到我，可能也不知道我不是中国公民。到2010年，在我重新调查的1365名1999年受访者中，有20%的人曾出国留学，另有11%的人出国只是为了旅游、工作、经商或其他目的。项彪和沈伟分析了中国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发现仅2008年就有17.98万中国公民出国留学，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自己低估了出国留学的障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四个因素所克服：(1)中国单身人士的父母以及他们的姑姑、舅舅和祖父母将为他们投入大量的财力；(2)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中国城市家庭的收入和资产（尤其是住房）价值将迅速增加；(3) 国际教育基础设施（如国内外的外语学校、海外寄宿家庭项目、中国留学中介与发达国家学校之间的合作关系，以及由这些中介和学校运营的国际学生招生项目和网站）的扩张，这些都是发达国家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教育服务市场越来越感兴趣所带来的结果；以及 (4) 在我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研究时，大连青少年已经普遍渴望出国留学。我曾认为，即使是那些似乎最渴望出国留学的人，也不太可能出国留学。我并没有完全错。随着他们对出国留学的风险和牺牲有了更多的了解，并在国内找到了还算满意的机会，一些在青少年时期似乎对出国留学最了解、最感兴趣的人的愿望也逐渐减弱了。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其他一些对出国留学了解较少、经济能力较弱、兴趣较低的人，最终确实离开了中国，去了其他国家留学。我与92名调查对象保持了联系，我与他们的关系在我进行初步调查和参与观察的学校毕业后最为密切。当其中一些人和他们的朋友、表兄弟离开中国，去澳大利亚、英国、爱尔兰、日本和美国留学时，我也跟随他们去了这些国家。起初我以为所观察到的他们的经历只是所要讲述的他们从青春期向青年期过渡的大故事中的一个小部分，我决心在他们的余生中一直追踪他们。但是，随着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出国留学，我甚至开始听到许多留在中国的人说他们正计划出国留学，他们的许多朋友和表兄弟姐妹也在出国留学，我意识到出国留学在他们这一代人中变得越来越普遍，超出了我的想象。因此，我花了二十一世纪的头十年时间，跟踪这些学生的留学历程，试图弄清他们为什么会排除万难选择出国留学，他们在国外经历了什么，他们的经历如何改变了他们，以及他们是如何决定留在国外还是回国的。这本书揭示了我所了解到的跨国中国留学生的动机、经历和观点，他们在发达国家的学院、大学和语言学校学习，并希望这种教育能增加他们在发达国家获得社会和文化公民身份的机会，有时还能获得发达国家的合法公民身份，同时也努力保持他们在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合法公民身份。我关注他们如何通过留学过程赢得和失去各种自由，以及他们如何和为何决定留在国外或回国。我将跟随他们从中国到发达国家的旅程，有时还会再回到中国，并探讨留学过程是如何改变他们的，引导他们重新定义他们眼中的天堂，以及在哪里可以找到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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