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文汇成集 | 国家艺术基金2024“二胡表演艺术人才培养项目”第三十讲《闵惠芬与20世纪二胡艺术》

      讲座伊始，乔建中教授对闵惠芬先生的离去这样形容：“她的走，结束了二胡艺术的一个时代，但留下了属于她的‘时代琴音’，让我们反复听赏，从中汲取教益；她的走，同时也留下一系列议题和一份宝贵的遗产。” 在中国民族器乐艺术的现代演进历程中，一位伟大的演奏家对一门正在走向成熟的演奏艺术具有何种意义？两者存在哪些相互补益、促进和提升的关系？当代的优秀二胡名家们，应该向闵惠芬学习什么？乔老师用三个问句展开了讲述。

弓弦上的瑰丽人生

     闵惠芬与20世纪二胡艺术，成为乔老师本人继“一件乐器和一个世纪”之后自然引出的一个新论题，这里既包含了我们对闵惠芬二胡艺术历史贡献的总结，也有我们从“闵惠芬精神”中获得激励、动力并争取二胡艺术有更大发展格局的种种抉择。

      二胡作为20世纪才成长起来的一门独奏艺术，到了50年代后已经有了十分壮观的现代二胡艺术阵容。闵惠芬之前有周少梅、刘天华、阿炳、吕文成、蒋风之等以及50年代后的张锐、张韶等以及略早于闵惠芬的蒋巽风、鲁日融等这样前后三代二胡人。大家齐心协力将二胡推向了第一个历史高峰——1963年全国二胡比赛。谁都没有想到，一次比赛竟然涌现了十几位优秀的演奏家，十几首二胡新作和多种多样的技艺风格。更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未满18岁的附中女生闵惠芬取得第一名，显然这一轰动全国的荣誉成了闵惠芬老师的新起点。那么，她如何对待这份荣誉？如何理解这个“新起点”呢？乔老师说到无论从以往的报道、访谈中，还是在研究文献中，我们都没有看到相关的记录，即使在乔老师2011年3月17日两个多小时对闵惠芬的专访中，她也几乎一字未提。不仅未提1963年的比赛，就连此后的许许多多的“殊荣”也未着一言。而谈论最多的，反倒是她终其一生都对中国民间音乐丝毫不减的眷恋，她对每个阶段教过她、没教过她的前辈、老师的敬重、怀念和感激，以及她在数十年演奏生涯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艺术观”等。

       闵惠芬出生在苏南宜兴乡间的一个很小的村落，乡间的各种声音让她难以忘怀。这些流入心底的“乡音”、这些“声音记忆”，让她在进入专业院校以后，几乎对所有的民间音乐有一种天生的敏感和兴趣，以至看了红线女的《昭君出塞》，就立即移到二胡上拉，听了隔壁琴房郭鹰先生给学生教潮州筝曲《寒鸦戏水》，就拿上二胡去助奏。乔老师说，闵惠芬对中国民间音乐这种生了“根”一般的痴迷、尊重、投入，才是她1963年的那个“新起点”的“元点”。有了这份挚爱，才让她有了从不放弃的执着，也才有了发誓要把民间音乐的精微一点点注入自己演奏艺术之中的崇高目标。

      闵惠芬的另一个人格“坚守”，就是对前辈、老师们艺术造诣的尊重、敬仰。如闵老师1972年得到一张阿炳演奏的《二泉映月》老唱片后，竟然用了半年的时间反复听、反复琢磨，尽力发现阿炳技艺的真谛，寻找自身的不足，如此这般才确立了自己演奏该曲的风骨韵味，并在二胡界称誉数十年。同样，《江河水》早就是她的保留曲目，但她从未自满，直到1973年有机会见到演奏原曲的双管演奏家谷兴善，立即向他求教，内心流露的喜悦，有如僧人取到了“真经”。经过多年打磨，她演奏的《江河水》，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琴心合一、感人至深之至境。乔老师在这里也强调“一个艺术家如果不在内心保持这样一种‘尊师重道’的圣洁之情，他要获得成功恐怕很难。”

      闵惠芬有她本人明确而朴素的表演艺术观。对于自己的演奏，每曲每句乃至每个音符，都要求极高，几近严酷，表现出高度的专业、敬业精神。但对于听众，她却一律视为亲人、朋友、知音，从不以名家、大家自居。她最爱说的一句话就是“音乐要走进寻常百姓家。” 同时加上一句：“无论在山沟里，还是在大剧场，国内、国外，你都要对听众有一份爱”。在舞台上，“如果你的演奏人情味少了，那你的音乐就和中华大地的大好河山不相匹配了”。乔老师说“寻常百姓”“人情味”，不过寥寥几个字，却道出闵惠芬对艺术、对听众的真情爱心。

      接下来乔老师分别以闵惠芬先生曾先后首演的四部大型二胡新作，《新婚别》《长城随想》《第一二胡协奏曲》《夜深沉》（刘念劬曲，1994，上海）逐一回忆和总结。乔老师回忆到，闵惠芬曾对他说过自己处理一首新作品的心理思绪——“我自己的音乐风格，有那么一种天生的大气，不嗲不粘，爽快果断。一个有经验的演奏家处理乐曲，要先立大局，自我感觉是诗人、歌手、大元帅，以‘小操作’而求‘大境界’”。这是闵惠芬先生对自己数十年舞台实践体验的高度概括，也是对音乐艺术“二度创作”中演奏家与作品关系的精确把握。从1980到1994，前后十四年，闵惠芬首演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四部大型二胡的优秀新作，这是她为20世纪二胡艺术做出的一项伟大业绩，它是一项贡献，更是一种风范。

       闵惠芬对20世纪二胡艺术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她持续了四十余年的对“器乐演奏声腔化”的追寻、探索和实践。作为首倡者，闵惠芬既有她本人极为多样广泛的试验，也写过专题论文进行阐释。同时，在二胡界，许多同行也给予积极回应并展开讨论和评述。乔老师回忆他与闵老师本人的当面交流，以及对以往二胡界论文的研读，提出了重要问题，即闵惠芬为什么花了几十年的演奏实践追逐这样一个演奏家的理想之梦？“声腔化”最终要达到什么样的艺术目的？对于20世纪二胡演奏艺术来说，“声腔化”实践会给这门艺术做出怎样的贡献？乔老师在总结闵惠芬“器乐演奏声腔化”的同时提出了三个核心问题并带领大家逐一分析。

       其中乔老师说到闵老师的目标，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歌唱性”，而是中国人的歌唱性。这种歌唱性的“根”在哪里？闵惠芬的答案是在中国各种地方戏、说唱、民歌里。其中让学员们印象深刻的是乔老师说到闵惠芬“自省”式的感悟——“不仅仅是拉一个剧种，就是换一个流派，我都要求自己换一付骨头！”，“要把这样的艺术内核表现出来，很费劲，但费劲也要学，‘费劲’说不定也会成就一种特色。” 乔老师总结到“换一付骨头”！“成就一种特色”！这话，掷地有声，真诚感人。如果每一位演奏家乃至每一位专业音乐家在学习民间音乐时都抱着这样的谦卑态度，都能下“换骨头”的决心，他敢断言——“中国当代音乐会是另外一个面貌”。几个世纪以后若有人想知道20世纪后半叶二胡艺术家留下的音响，应该会首选闵惠芬演奏的经典作品，因为她是这个时代二胡艺术的杰出代表，她留给后世的是真正的“时代琴音”！

开拓表演艺术区宇 转移一时代风气

      20世纪中国社会人类学家的奠基者费孝通先生生前有言：“ 每个人作为生命的个体总是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但作为整体的人文世界，都是生生不息的。这个人文世界是由许多不同人的思想凝聚而成的。我们的生命消失了，但我们的思想都会融入到生生不息的人文世界”（方李莉：《费孝通晚年思想录》）。

      在这一论题里，乔老师说到“闵惠芬时代”这一判断，不仅道出人们对闵惠芬历史贡献的真切肯定，同时也借此重新思考当代二胡艺术的现状和未来。那么，这个时代——闵惠芬二胡艺术它的本质意义如何？它的内涵又是什么？我们跟随着乔老师两个问题的提出，认真思考着、聆听着……

      大约21世纪初闵惠芬就想到了从理论上总结自己数十年演奏实践这件事，紧接着很多《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闵惠芬二胡艺术笔记》等全套书卷相继出版。全套书卷帙浩博，内容充实，既有闵惠芬二胡艺术百人谈之规模，又有借一人之历史成就窥一门艺术百年历程之深意。讲座中乔老师说理论上的总结是二胡艺术“闵惠芬时代”的重要意义，四大卷《闵惠芬二胡艺术研究文集》与她辉煌、精湛的演奏艺术一样，成为她留给当代民族器乐文化界的又一份遗产。它不仅仅是对闵惠芬本人的演奏思想、美学追求、技巧、艺术的理论总结，也是一个优秀的艺术家群体对百年二胡艺术实践反复思考的结晶，其历史、学术、文化价值必将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

     最后，乔老师又给大家阐述了二胡艺术闵惠芬时代的又一意义——“闵惠芬的精神”。很多文章中都有相近的提法和论述。质而言之，没有闵惠芬精神，就没有她的演奏艺术成就和理论建树；不谈她的人格和精神，就无法解释她的演奏艺术之本源。那么，什么是闵惠芬的人格和精神？这个问题也是本班学员心中经常跳出来的疑问，在此乔老师为大家解惑：首先，她是演奏家、艺术家。这是她儿时就萌发的选择。后来又成为她少年时代就立下的终身志向。所以她通过自己的发奋苦练掌握了一手超出众人的演奏技艺。然而，有了技艺就有了一切吗？非也！闵惠芬认为在高超的演奏技艺之上，还有比它更重要的、值得用一生的时光修炼和提升的，那就是做人的品格和精神。品格和精神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见诸于一个人从小事到大局的点点滴滴。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倡导士人“任重而道远的弘毅精神”，即一方面是敢于承当、服务社会，一方面是抱负远大、意志坚强。闵惠芬从自己成为职业演奏家那天起，无论是代表国家的最高规格的演出，还是到工地、山寨多至数千名、少至十三四个工人或农民表演，她都一样地认真对待，绝无厚此薄彼之态。为了让二胡艺术回归寻常百姓，她曾推行过“抢救式”普及演出，举办过一百场“三无”（无人邀请、无人委派、无报酬）的义演。1994——1997四年间，她的舞台演出多达765场。如此巨量的体力消耗，连普通人都难以承受，何况是一位大病初愈、年过五旬的巾帼？她已名满天下，还要上山下海，发出“只要有人的地方我都去演”的誓言。这誓言，才是闵惠芬精神人格的自然表达。中国传统文人的“承当”精神，可以是“忧国忘身”“身先士卒”的舍己，也可以是“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坦坦荡荡。

      作为当代艺术家，闵惠芬身上所炽然的同样是“任重而道远的弘毅”之光。她的舞台生涯超过半个世纪，半个世纪表演实践活动中成千上万场的演奏、讲座、授课只贯穿着一种精神，那就是她对二胡、对民族器乐艺术事业从不改变的执着。这种执着通过她的舞台表演和日常行为内涵着一种“文化托命”、甚至凝聚成一种宗教式的“承当精神”（当代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余英时语）。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她的演奏总是那么有新意、有味道、有光彩；中听、好听、耐听；正是这种精神，让她做的每件事都富有意义、泽被众人；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她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把现代二胡和民族器乐表演艺术推进到一个属于她的新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