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5月6日星期一，是第三次国事访问法国的习近平的官方行程的第一天。在这一天的活动中，有一个节目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习近平在爱丽舍宫当着布老师的面，向马克龙赠送了“国礼”：几本翻译成汉语的法国文学名著。
习近平如数家珍地向眼睛睁得天大的马克龙列举道：“这是我要送你的一些图书。这是中国翻译的法国的小说。这是中文的法国小说：雨果、福楼拜、司汤达、罗曼·罗兰全都有，《九三年》《包法利夫人》《红与黑》《高老头》《茶花女》《三个火枪手》"……
令人惊讶的巧合是：习近平送马克龙的这些“中文的法国小说”，无一例外地都被《30中国名人谈法国》一书中接受采访的30位中国名人提到过，特别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本文为《30中国名人谈法国》一书的策划与编辑者儒思忧为该书写的引论的第二部分。
作者 ｜儒思忧｜© 法兰西360
“哪些法国书籍对您个人影响最大 ?”这是“法国名人谈法国”摄制组向受访者提的问题之一。
在30个回答中，提及最多的是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共有8次，其次分别为：雨果(Victor Hugo)的《悲惨世界》(Les Misérables)(7次)和《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5次)、司汤达(Stendhal)的《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3次)、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的《茶花女》(La Dame aux camélias)(3次)、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寻流逝的时光》(又译《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2次)、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的《恶之花》(Les fleurs du mal)(2次)，等等。
《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什么在法国“失宠”而在中国备受推崇？
在接受专访的30位中国名人中，有8人曾不约而同地声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是对他们影响最大的小说。这一“结果”既令人好奇，又有点在意料之中。
而且，它也恰好从侧面印证了这样一个说法，即，《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文学中可以算是一本“墙内开花墙外香”的书。它在法国的影响力早已从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开始式微，至目前已几乎完全被法国人遗忘。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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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法国《世界报》(Le Monde)和FNAC书店曾发起了一项名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本书(Les 100 livres du siècle)”的大型调查活动，邀请17000名法国读者对由记者、文学评论家预选的200本书进行投票，回答“哪些书还留在您的记忆中？”(Quels livres sont restés dans votre mémoire ?)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次大规模调查中选出的100本还留在读者“记忆中”的书的排行榜中，没有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而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位居第二(第一名为加缪的《局外人》)(相关链接：https://alextheriault.com/club-classique/liste-le-monde/5/)。
无独有偶。时隔20年之后，瑞士《时代报》(Le Temps)于2019年5月公布了一份“1900年至今50本最佳法语书”(Top 50 des meilleurs livres de langue française de 1900 à aujourd’hui)的榜单；然而，在这份由50名和图书与阅读领域相关的专业或业余人士组成的评审团评选产生、并比较客观地反映法语世界小说的影响力的书籍榜单上，也不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影踪，而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却依然傲居榜首，而且从法国《世界报》榜单的第二名，一跃成为第一名(相关链接：https://www.letemps.ch/culture/livres/50-meilleurs-livres-langue-francaise-1900-aujourdhui)。
由此可见，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和欧洲早已“失宠”，甚至今日已被人遗忘大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然而，它在中国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长期推崇，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年轻人，这种状况至少延续到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至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为什么曾在中国长期备受推崇而在法国则早已悄然隐退？这本身就是一个可以写一篇长文介绍的话题。为了不喧宾夺主，这儿只作一个极为简单和概念化的概括。
《约翰-克利斯朵夫》法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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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克利斯朵夫》法文原版于1904年至1912年在法国《半月纪事》(Les cahiers de la quinzaine)杂志连载出版，虽然获得读者认同，但开始并未引起文学评论界的注意。而罗曼·罗兰则凭借这一作品于1905年获得“费米娜奖(Prix Femina)”的前身“幸福生活奖(Prix de la Vie heureuse)”，并于1915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的流行，主要得益于两大因素：一是傅雷中文译文精彩绝伦，本身便具有一种魔力，给了中文版某种持久的生命力，甚至可以说，许多中国读者可能是在对法国和欧洲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一部“傅雷的作品”来欣赏的，从而使得小说中文版在中国受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法文版在法国的待遇；
《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傅雷中文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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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中国社会特殊的历史背景：傅雷的最早译本出版于1937年，其时中华民族正处于危难时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英雄主义和人道主义对正在迷茫中的年轻人无疑是一剂强心剂，起到了很大的心灵激励作用，博得了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读者一以贯之的肯定和喜爱，也长期奠定了罗曼·罗兰和《约翰—克利斯朵夫》在中国难以撼动的地位。因此，接受“中国名人谈法国”专访的30位名人中有8人提及这部作品对他们的影响应该是一件不足为奇的事。
然而，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的命运却截然不同。这部小说在法国的“失宠”则也可归结于两个历史因素：第一，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人开始对德国和“德意志精神”产生普遍的反感，甚至仇视，所以，在某种意义上体现“精神德国”形象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社会中遭受非议、冷落，甚至抛弃，是可以预料的。
当然，真正对《约翰—克利斯朵夫》构成致命一击的，是第二个因素，也即法国另一位20世纪文学巨匠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横空出世”。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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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虽然也算20世纪作家，但他受教育和名声鹊起的年代，还是以注重从艺术家的生平、时代、阶层和生活入手解释作品为特征的“历史方法”在法国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年代，因而罗曼·罗兰并没有进入现代语境，他的写作也依然是古典的；
而普鲁斯特的意识形态和美学观念与罗曼·罗兰截然相反，认为艺术家的创作和艺术家的生活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创作实践则更是彻底颠覆、推翻了罗曼·罗兰等传统作家用以塑造主人公的那一套方法，在法国文学中引入了一种具有现代性的小说观念与写作技巧。
值得指出的是，普鲁斯特1908年构思《追寻流逝的时光》时，正好碰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半月纪事》上连载发表。从时间上看，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开“长河小说(Roman-fleuve)”先例的两部小说，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实际上是在同一时期写作完成的，甚至更确切地说，普鲁斯特是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反例”来构想他的巨著的。
普鲁斯特和罗曼·罗兰之间的对立几乎是全方位的：不仅在意识形态理论和美学观念上，而且也体现在两人相互的评价之中。
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吕克·弗莱斯(Luc Fraisse)在一篇题为“普鲁斯特与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Proust et le Jean-Christophe de Romain Rolland)”的文章中(发表于罗曼·罗兰研究学会刊物《短讯纪实》2005年5月号(Cahiers de Brèves)认为，尽管两人的书信往来已经丢失，但罗曼·罗兰和普鲁斯特两人曾经应该有过交往。
据弗莱斯在该文中介绍，1892年，罗曼·罗兰第一次结婚娶的是普鲁斯特的一位表姐克洛蒂尔德·布莱阿尔(Clotilde Bréal)；但普鲁斯特表姐的父亲、巴黎高师的著名语文学家奥古斯特·布莱阿尔(Auguste Bréal)对罗曼·罗兰并不看好。
罗曼·罗兰在他的回忆录中对普鲁斯特只字未提，而在普鲁斯特去世近30年后的1954年发现的一批题为“反驳圣伯夫(Contre Sainte-Beuve)”的文稿中，有一篇关于“罗曼·罗兰”的文字，现在可以断定是出于普鲁斯特之手，并写于1909年3月。这篇关于艺术观念的文字在《追寻流逝的时光》的最后一卷《找回的时光》(Le Temps retrouvé)中可以得到印证，它反映了普鲁斯特与罗曼·罗兰的功利主义和人道主义美学的彻底对立；而普鲁斯特在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的评价中，更是极尽嘲讽之能事，直言这部小说不仅矫饰、浅薄、庸俗、世俗，而且又好发议论，用“一大堆平庸的思想”议论，根本谈不上思想的深刻；普鲁斯特评论罗曼·罗兰的刻薄程度实在让人叹为观止，他认为罗曼·罗兰的写作不够真诚，甚至觉得他“没有写作的才能”可言……
《追寻流逝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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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要给普鲁斯特的《追寻流逝的时光》起另一个书名的话，《反驳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许并不是一个夸张的题目……
所以，当普鲁斯特《追寻流逝的时光》第2部《在如花少女们身旁》(A l’ombre des jeunes filles en fleurs)1919年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并获得龚古尔文学奖，普鲁斯特因此成名之时，罗曼·罗兰和他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在法国文坛的陨落几乎已是不可避免。
我们之所以在这儿提及法国文学史上的这一细节，那是因为“中国名人谈法国”对30位名人的采访素材在不期然中对《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法国小说名著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命运及其传播轨迹提供了些许佐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意思的“插曲”，而且值得记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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