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书·新书 ｜ 解读彭燕郊，七月派诗人首部年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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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彬先生来信，嘱给他即将刊行的《彭燕郊年谱》作序，我显然并不是合适角色。我对作“年谱”是外行，所以就以“外序”自嘲。

在20世纪80年代，我是彭燕郊先生作品的读者（读过《东山魁夷》《钢琴演奏》和《混沌初开》等名诗），虽没见过本人。我与另外两位“七月派”诗人曾卓和牛汉先生，倒有一些来往。1985年底，我自北方南下，到湖北一所大学任教，行前老诗人青勃先生亲撰一封致曾卓的信，今天看来，有介绍我加入湖北诗人圈子的意味。下了火车，我执信找到曾卓先生的汉口寓所，受到他接待。因此前读过他的名诗《有赠》，思想因此有点准备，不过，对超出他实际年龄的满头银发，仍感到难过。在曾先生书房，我一边听古典音乐，一边听他低声朗诵自己的诗作。我们此后间或有书信往来，七年后我去武汉大学念博士，也到他府上拜望。20世纪90年代初，“曹禺创作研讨会”邀请做《新文学史料》主编的牛汉先生来武汉，我和师弟到武昌火车站接他。不久后，利用在北京查资料的机会，我专程到牛汉先生位于朝阳区十里堡的寓所拜访。到中国人民大学就职以后，我便成为这里的常客，多次与牛汉先生在他的书房里聊天。有一次从牛汉先生家出来，正遇北京秋天的大风，萧瑟的法国梧桐树叶落了厚厚一地，却难以掩盖我当时心中的悲怀。与忧郁中不乏激情的曾卓先生不同，牛汉先生健谈，但似乎不曾透露过往的经历，包括他与胡风冤案有关的轶事。限于那时的学术环境，也由于我当时所持的“仰视”视角，我从未有对两位先生进行“口述实录”，或作“年谱”的念头。现在回想起来，大概与他们的来往，也算在他们那一代人的历史故事中“走了一遭”。

彭燕郊

易彬小我20岁，十多年前已有被认为是其“成名作”也是国内目前最好的《穆旦年谱》问世。后来，他陆续有若干穆旦在南开经历的考证文章，刊发于不同的学术杂志。这些文章加深了人们对这位才华卓异的诗人和翻译家更立体和丰富的理解。有次去南开大学文学院，见有穆旦半身铜像立于该院的后花园，我当时跟同往观瞻的朋友开玩笑说：这尊像，应该建在南开外语系的门口。不过，实际我有一个疑惑，像易彬这个年龄的学者，为什么会花上大把时间，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愿意与老一代诗人的苦难史同行呢？上次是自由主义诗人穆旦，这回是左翼诗人彭燕郊。一个能找到的理由就是：他是一个愿意沉浸在历史悲欢之中的学者，也可以说，是一个为这段行将消失的历史进行冷静的整理性研究的学者。

彭燕郊与本谱作者易彬（左）2005年8月于家中

通过这部《彭燕郊年谱》，我借以得知，1938年6月，诗人在福建龙岩参加新四军，近两年后，又因病脱离军旅。先后在金华和桂林从事与诗有关的文化工作，在此前后，开始与胡风、路翎等人有书信往来，并有诗作发表于《诗垦地》《诗创作》《救亡日报·文化岗位》《文艺生活》《文艺杂志》等杂志。可能是性格，或是其他一些原因，无论重庆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北京时期，彭燕郊都没有像绿原、阿垅及以后的牛汉那样占据中心位置，成为胡风圈子的核心成员。他的诗，也许像他的人，始终都未能像绿原、牛汉和曾卓那样“红过”（如拥有绿原的《重读〈圣经〉》、牛汉的《悼念一棵枫树》和曾卓的《有赠》那些令人铭记的代表作）——但也为他避免了前者深重的灾难——至少与绿原、牛汉和曾卓相比，他“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参加街道工业到现在已经十五年”（见第157页），这种蛰居生活枯燥、无聊且无任何意义，可总比前几人所受的惊吓要平静安稳不少。然而，即使在贬居环境下，“年谱”作者记录道：彭燕郊依然“收藏有一些黑胶的老唱片，主要是西洋音乐”，私下里偷偷向一个叫万里的文学青年，推荐他读“晦涩奥雅之德国歌德的《浮士德》，海涅的诗集，英国拜伦的诗集，意大利但丁的《神曲》，以及俄罗斯普希金等人的诗集”，鼓励他“写作”（见第161—162页）。还想补充的是，在我为写《三人行》论文查找资料的过程中，也确在舒芜女儿的回忆中获知，20世纪80—90年代胡风圈子纷纷与她父亲“绝交”，只有彭燕郊先生和曾卓先生二人，还始终与舒芜先生保持着“不间断”的友情和联络。不过，通过这部“年谱”，研究者则可以更多了解胡风事件的“外围”——“七月派”众诗人“年谱”之一种，这对以后七月派诗人群体形象塑造，即年谱的系统性建设，有开山铺路的意味。

这部年谱的意义，还在谱主的“跨时代性”（《穆旦年谱》也如此）。20世纪50年代初，现代文学的第三代、第四代作家，多半在30—40岁，正当人生壮年，也都有奋进“当代文学”的热情（如彭燕郊1950年作诗《高兴大妈》等）。然而，他们因身上所携带的“历史问题”，不免卷入某风潮（彭燕郊是“胡风分子”，穆旦是抗战时做远征军翻译等“问题”），人生的风帆容易搁浅。如果写一本研究“跨时代作家”在转折期遭遇的研究著作，这里面的故事一定很多。“年谱”忠实记录了彭燕郊1955年“折戟”的过程（见第133—135页），虽算不上什么“骨干”。这种跨时代的作家年谱，比之一般承平年代的年谱都要显得离奇、戏剧性，也更为丰富。因为年谱内容不单折射出谱主起伏的人生道路，意义更在将风云激荡的时代生活收入个人屏幕。正因“转折”时期的史料不太好找，考证和落实也困难，只好用公共材料予以填充；而且对年谱作者用笔的谨慎、克制、分寸感也是一个考验，《彭燕郊年谱》在此表现尤为突出。有时，到了不多一字也不少一字的程度。但我读到这部分的内容，隐约感到最好应把谱主“同龄人”的事迹适当穿插一些，有这种参照，彭燕郊当时的定位才更为清楚；不过，这一看法是否符合作家年谱撰写的体例，也不好说。

彭燕郊

“年谱”1976年之前的内容，大约占全谱的三分之一篇幅，我认为，这是有关彭燕郊的最有价值的部分。尽管因高寿（88岁），诗人新时期的公开活动、著述和交游相对增多，但由于诗人生活在湘省，且在一所级别略低的大学任教，而不像绿原、牛汉处在中心城市，不仅其“重要性”有所降低，受环境所限，而且不利于彭先生有更大范围和幅度的伸展。这种情况下，如何增加前部分的内容篇幅，进一步充实谱主活动的轨迹，增添他思想和著述的活动，以及他对“事件”的应对、姿态和内心活动的简析，我想大概可以在期待的“修订版”上有所体现。当代作家的研究鉴于学风环境，重思想阐释、轻记录整理等主客观的原因，像样的年谱几乎没有；但反过来说，如果将聚焦点对准20世纪50—60年代的当代作家，这里的困难也许会更多。一则真实材料难以留在世上供研究者利用，再则当事者也不愿意向这一领域落笔。当代作家史学化研究的难处，已为不少尝试者所觉察，当然如果假以时日，有更多有价值的材料被发现、被发掘，而变成研究界的一块“热土”，也不好说。我感到，1976年的彭燕郊，尤其是20世纪50—70年代他的历史陈迹，在年谱中确实不多——我相信，作者自己也未必满意这点——他一定会在以后的某些时日，像对《穆旦年谱》的补充性延伸，对这位诗人坎坷事迹的顽强查勘、追踪、考证和研究一样，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有关这部年谱的撰写缘起、文献和体例，作者在“导论”中有详细说明。作为国内专门从事现当代文学文献整理的专家，他这方面的经验，以及相关的技术能力，应该相当成熟，读者通过阅读即可知其深浅。不过，除年谱内容，吸引我的还有最后一些附录性材料，如《彭燕郊诗歌修改举隅》《彭燕郊交游录》等。有些我略为了解，如他与胡风等人的长期关系，与七月派诗人的来往事迹；另外一些，则是第一次看到，如程千帆、刘以鬯、公刘、邵燕祥、邓晓芒、陈子善、北岛等。后一部分叙述，主要是在新时期彭燕郊改正，恢复正常工作和社会关系以后。从这个“交游圈”来看，一方面集中在他从事翻译、办《国际诗坛》等领域，另一方面则是新时期常见的诗歌会议和活动，这对于进一步了解谱主的文学活动，都是很有用的材料。

易彬撰写此谱，想必花费了不少工夫。大量无用功的查找不用多说，仅从烦琐杂乱的材料发现踪迹，然后顺藤摸瓜再去淘得有价值的东西，不仅是对他的历史眼光的检验，而且是对其耐力的严峻考验。但凡想在浩如烟海的材料中取得一点成绩的学者，无不在这方面有着过人的能力和心智，这是我阅读《穆旦年谱》和《彭燕郊年谱》的一点心得。

2023.11.22于北京

本书为第一部彭燕郊（1920—2008）年谱，按照编年的方式，以谱主彭燕郊为核心，以年月为经纬，深入地呈示了其行历、写作、交游诸方面的事项，也透现了他所经历的比较漫长的历史时代。全书包括导论、正文、谱后以及《彭燕郊笔名考述》《彭燕郊交游录》等附录内容。

作者此前曾撰《穆旦年谱》，在文献工作和年谱撰写方面富有经验。历时十数年完成的此部年谱可为研究界提供重要参考，也适合对文学、历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易彬，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先后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曾任教于长沙理工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新诗、现代文学文献学、中外文学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性好读诗，乐于文献搜集，出版“穆旦研究系列著作”“彭燕郊研究系列著作”以及《文献与问题：中国现代文学文献研究论衡》《记忆之书》等著作十余种；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亦从事诗歌与自然随笔的写作，有诗集《通往丛林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