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低生育率问题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广泛关注。韩国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在生育率上的巨大差异，成为探讨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通过对这两个国家的生育率状况及其社会影响的对比，可以深入了解低生育率对社会和经济的深远影响。
上月25日，以色列前总理贝内特在特拉维夫大学的一场论坛上发表演讲时指出，尽管以色列自去年十月以来一直与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处于战争状态，但该国在经济和社会方面仍然表现出强大的恢复能力。贝内特认为，这种恢复能力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以色列的高出生率，其出生率达到了3.0。相比之下，韩国的出生率仅为0.8，这种对比引发了贝内特对韩国未来发展的担忧。
以色列的高出生率不仅是社会复原力的象征，也与该国特殊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以色列经过两千多年的漂泊，最终在1948年建立了国家。长期以来，处于阿拉伯国家的包围之中，使以色列面临着频繁的战争和安全威胁。这种情况下，以色列社会形成了一种“人丁兴旺”的文化氛围，以抵御失去国家的恐惧。这种恐惧感转化为强烈的生育和养育动力，促进了以色列高出生率的形成。
与以色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的低生育率。根据统计，韩国的出生率在去年第四季度降至0.65，创下历史新低。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和美国旧金山法学院名誉教授乔安妮·威廉姆斯等众多名人也对韩国的低生育率表示担忧。在距离首尔8000公里的特拉维夫再次听到这种担忧，进一步突显了韩国低生育率问题的严重性。
记者在以色列采访期间，无论是市民还是政商界人士，都会自豪地谈论他们有多少孩子和孙子。风险投资公司“咱们一伙（Ourcrowd）”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梅德韦杰夫就表示他有4个子女和15个孙子，其中8个孙子由他的长子所生。相比之下，韩国的低出生率使得社会面临劳动力短缺、经济发展受阻等一系列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的高出生率并非完全令人羡慕。以色列的高出生率主要由极端正统犹太人（哈瑞迪）贡献，他们平均每个家庭生育6.6个子女，是普通犹太人家庭的三倍左右。然而，这些哈瑞迪人通常没有接受正规教育，也没有稳定职业，依靠政府补贴生活。他们不服兵役也不纳税，贫困率高达44%，对社会造成了巨大的负担。以色列最高法院上个月裁定哈瑞迪人必须履行兵役义务，这引发了他们的强烈反对和暴力示威。
在讨论低出生率问题时，改善房价、私教育费用、就业机会和保育制度等措施常被提及。然而，这些措施基本上是针对白领阶层的。在养育环境比韩国优越、房价和教育费用负担较轻的北欧国家，出生率也在迅速下降。芬兰的生育率从2013年的1.75下降到去年的1.26，创下历史新低。
全球范围内的经验表明，扩大福利制度等政策在提升出生率方面的效果有限。因此，人口减少问题不应被视为紧急状态，而应被视为常态。尽管损失不可避免，但将重点放在将损失降到最低的解决方案上，或许是更为现实的应对策略。
通过对以色列和韩国生育率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生育率问题涉及社会、经济、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低生育率已成为普遍现象，改善这一问题需要综合考虑各种政策和措施。以色列和韩国的经验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意义，同时也提醒我们，在面对人口减少问题时，应该采取更加务实和长远的应对策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