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约翰.霍普斯金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发表了演说《新时代美国外交实力与目标》。这个演说中，布林肯鲜明表达出来未来美国对国际事务的态度、战略，以及目标。在真假新闻漫天飞的今天，与其以讹传讹，或是听某个分析专家主观性评论，不如在国家官方网站曝露的信息中一窥美国政府未来的国际立场和态度。
布林肯演讲内容摘录如下：
这所学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之时，全世界仍饱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打击。旧秩序已经支离破碎，尼采和赫特相信这个机构应该在建立一个新秩序中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从那时以来，SAIS的历届毕业生一直在履行这一承诺。
现在，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历史进程中的另一个决定性时刻——我们正在努力解决根本性的战略问题，正如尼采所阐释的：“我们如何从目前的立足之地到达未来的理想之地，而且不至于在中途遭受灾难打击？”
今天，我想要阐述拜登政府对这个意义深远且至关重要的问题的回答。
那么，让我们首先谈谈当前的局势。
你们各位正在研究的国际格局与我30年前同斯坦伯格先生一起开始在政府工作时所经历的格局有着根本的不同。
冷战的结束引入了一个似乎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平与稳定、国际合作、经济相互依赖、政治自由化和人权等方面看来都将取得进展。
后冷战时代的确带来了巨大的进展。超过10亿人摆脱了贫困。国家之间的冲突减少到了历史低点。致命的疾病消失——甚至得到根除。
然而，并非每个人都同等地受益于这一时期的非凡成果。现有秩序面临着严重挑战——前南斯拉夫的战争；卢旺达的种族灭绝；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叙利亚；肆虐的新冠疫情（COVID）——这只是其中的几例。
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不仅仅是对后冷战秩序的考验，而是该秩序（后冷战秩序）的终结。
这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导致我们走到这个时刻的原因将成为未来几十年的研究和辩论的课题。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形成我们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方针的几项核心假设已不再成立。
数十年来地缘政治的相对稳定已经被与专制势力和修正主义势力的激烈竞争所取代。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对神圣载入联合国宪章及其有关主权、领土完整、国家独立以及不可剥夺的普世人权等核心原则的国际秩序构成最紧迫、最严重的威胁。
与此同时，ZG构成了最严峻的长期挑战，因为它不仅想要重塑国际秩序，而且越来越具备达到这一目的所需要的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
随着这场竞争的升级，许多国家正在寻找备选方案。非国家行为者的影响力正在增长——从资源堪比国家政府的公司企业，到为数以亿计的民众提供服务的非政府组织（NGO），再到有能力造成灾难性危害的恐怖分子，以及非法贩运毒品、武器和人口的跨国犯罪组织。
建立国际合作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不仅仅是由于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不断升级，而且由于气候危机、粮食不安全、大规模移民和流离失所等全球问题的规模极其巨大。
国家和公民正在对国际经济秩序失去信心，他们的信心被种种系统性缺陷而动摇：
一小部分政府利用颠覆规则的补贴、窃取的知识产权以及其他扭曲市场的行为在关键领域取得了不公平的优势。
科学技术及全球化使一些产业整个被掏空并被取代，而且有关政策未能帮助因此落难的工人和社区。
而且不平等急剧上升。在1980年至2020年期间，仅占0.1%的最富有的人口所积累的财富相当于占50%的最贫穷人口的财富。
这些不平等现象持续的时间越长，就越会加深人们的不信任和失望感，让他们觉得体制没有给予他们公平待遇。这也会进一步加剧驱动政治两极分化的其他因素，并被加深我们的偏见和阻碍最好的想法实现的模式所放大。
越来越多的民主国家受到威胁。它们在内部受到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的挑战：这些人利用不满情绪并煽动恐惧；侵蚀独立的司法和媒体；任人唯亲并任其中饱私囊；镇压公民社会和政治反对派。它们在外部受到专制者的挑战：这些人散布虚假信息，把腐败用作武器，并干涉选举。
这些演变中的任何一项都能对后冷战秩序构成严重挑战。而它们加在一起已经颠覆了这个秩序。
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正处于拜登总统所说的一个拐点。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新时代开始了，而且我们现在所做的决策将决定未来数十年的前景。
美国在这个关键时期以实力地位来引领世界。这种实力既源于我们的谦卑，也源于我们的自信。
谦卑，因为我们面临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自应对的挑战。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必须赢得许多国家及其公民的信任，对他们而言旧秩序未能兑现其诸多承诺。因为我们认识到领导力始于倾听以及从他们的视角理解共同的问题，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共同之处。还因为我们在国内面临着深刻的挑战，如果我们要在国际上发挥领导作用，就必须克服这些挑战。
而自信——自信——因为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当美国团结一致时，我们任何事情都能做到。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拥有更强的能力来动员其他人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因为我们不断努力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国家，它使我们能够克服自身缺陷并从内部更新我们的民主。还因为我们对未来的愿景——一个开放、自由、繁荣和安全的世界——这个愿景不仅仅是美国的，也是各大洲各国家的人民的不懈追求。
这样一个世界让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享有自由，能够打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社区和自己的国家。
这样一个世界让每个国家都能选择自己的道路和自己的合作伙伴。
这样一个世界让商品、思想和人员能在陆地、海洋、天空和网络空间中自由、合法地流动，技术被用来赋予人们力量——而不是用来分裂、监视及压制他们。
这样一个世界让全球经济以公平竞争、开放和透明为特征，繁荣不仅仅以各国经济的增长来衡量，而是以多少人分享了增长惠益来衡量。
这样一个世界能推动劳工和环境标准竞相提高，并在卫生、教育、基础设施、技术、安全和机会方面力争上游。
这样一个世界能维护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核心原则并尊重普世人权。
我们将在开明的自身利益的引导下推进这一愿景，这种认知长期以来一直促使美国的领导力发挥最佳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帮助建立起国际秩序，并投资于其他国家和人民的进步，因为我们认识到这符合全人类的利益，同时也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我们知道，即使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制定共同的全球规则——接受特定的限制——并支持他人的成功，最终将使美国人民更加繁荣、和平、安全。
现在仍然如此。事实上，美国在维护及加强这一秩序方面的开明的自身利益从未如此重大。
而我们的竞争对手则持有一种根本不同的愿景。……这两种世界观之间的反差再清晰不过了。我们所面临的竞争对于世界和美国人民都是利害攸关的。
拜登总统在邀请我担任国务卿时明确表示，我的首要职责是为美国人民服务。而且他坚持要我们回答两个根本性问题：美国参与海外事务如何让我们在国内变得更强大？以及我们如何利用美国国内的复兴来让我们在世界上更强大？
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指导着拜登总统的战略。
……我们的对内和对外政策是完全交融的，比我职业生涯以及我有生之年的任何其他时刻都更加紧密相联。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国家安全事务顾问杰克·沙利文，他为制定我们的现代产业和创新战略并使之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契合发挥了主要作用。
我们的国内复兴增强了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也由于美国在全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加强。这正是美国外交的实力和目标所在。我们战略的核心是重新参与、重新振兴以及重新构想我们最重要的战略资产：美国的联盟及伙伴关系。
我们正在有目的且有紧迫感地努力加深、拓展并协调我们的友邦关系，以应对这个新时代的三个决定性考验：持久而激烈的战略竞争；对各地的生命和生计构成巨大威胁的全球挑战；以及重新平衡我们的技术前景和经济前景的迫切需求，使我们的相互依赖成为一个力量的源泉——而不是脆弱的根源。
我们通过我所说的外交变量几何来这样做。我们从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然后再回过头来——为解决问题组建一个具备合适的规模和形式的合作伙伴团队。我们有意识地确定真正适合其宗旨的团队组合。
这些联盟不是独立存在的。创建及增强任何一个团队都会带来种种能力，可以在美国广大的合作伙伴网络中加以利用。而且我们建立的联盟越多，我们就越能在它们中间及其相互之间找到新的协同效应——包括以我们可能未曾充分预期的方式。而且整体的力量远远超过了各个组成部分相加的总和。
其他民主国家一直是我们展开合作的首选伙伴。未来也将如此。这就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召集了两次民主峰会，汇集了来自大小民主国家以及新老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来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但在某些重点要务上，如果我们单独行动，或只与我们的民主朋友合作，将难以实现目标。许多问题需要更广泛的潜在合作伙伴，与更多国家建立更牢固的关系也将带来更大惠益。
因此，我们决心与所有国家合作——包括那些在重大问题上与我们存在分歧的国家——只要他们希望为他们的公民服务，为应对共同挑战做出贡献，并维护我们共同建立的国际规范。这不仅涉及与国家政府合作——还包括与地方政府、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学术界及公民，特别是年轻的领袖合作。
这就是我们从目前的立足之地到达未来的理想之地的战略的核心。我们正在以四种主要方式寻求实现这一目标。
首先，我们正在重新确立和深化联盟和伙伴关系，同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
就在几年前，一些人公开质疑北约的能力和现实相关性——以及美国自身对北约的承诺。如今，这个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规模更大、力量更强、更加团结。芬兰入盟使我们增加了一个能力极强的新成员，瑞典也将很快加入，而北约的大门仍然敞开。我们增强了威慑和防御能力，包括在北约东翼增加四个新的多国营；同时增加了国防投资，以应对从网络攻击到气候变化等新兴挑战。
我们正在将七国集团转型为世界最先进民主国家的指导委员会，将我们的政治和经济力量结合起来，不仅解决影响我们自己人民的问题，而且为七国集团之外的国家提供更好的方式来为其人民谋取福祉。
在与欧盟关系方面，我们更加雄心勃勃。我们两者占全球经济总量的40%。我们正利用这一力量来打造技术和经济未来，以体现我们共同的民主价值观。
美国正在将其关键双边关系提升到一个新水平。
我们与日本长达数十年之久的联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更重要，美日关系不断拓展新领域，包括太空和量子计算。
我们与大韩民国签署了《华盛顿宣言》，加强我们之间的合作，以阻遏来自朝鲜的威胁；美国与以色列签署了《耶路撒冷宣言》，重申了我们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利用美国的一切力量确保伊朗永远不会获得核武器。
我们与盟国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商定了新的基地和驻军态势安排。
美国与印度的战略伙伴关系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活力，我们在从先进半导体到国防的各个领域展开合作。
几天前，拜登总统在河内落实了与越南的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我们促进了区域一体化。 在中东，我们加深了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近期和几十年来的关系，我们正在努力培育新的关系，包括与沙特阿拉伯的关系。
我们所在的半球正经历着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迁徙和流离失所，我们已召集 20 个国家（更多国家将加入）共同制定了一项区域战略，以确保安全、有序和人道的移民，同时解决导致人们背井离乡的根本原因。
拜登总统已主办了与美洲、东南亚、非洲、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峰会，以推动促进巨大变革的伙伴关系。
其次，我们正以创新和相辅相成的方式，跨越问题和大陆，将我们的联盟和伙伴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
请稍为回想一下，面对俄罗斯的全面侵略，我们如何以各种方式联合不同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来支持乌克兰。
在国防部长奥斯汀的领导下，50 多个国家合作支持乌克兰的国防，并建设一支有能力威慑和击退未来攻击的乌克兰军队。
我们联合数十个国家对俄罗斯实施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制裁、出口管制和增加其经济成本的其他措施。
我们曾多次在联合国联合 140 个国家（占所有会员国的三分之二以上）确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谴责俄罗斯的侵略和暴行。
我们动员捐助者、慈善机构和人道主义团体，为数百万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提供救生援助。
我们与七国集团、欧盟和其他数十个国家协调，为乌克兰经济提供支持，重建其能源网络——其中一半以上被俄罗斯摧毁。
这就是所谓的”可变几何”：针对每个问题，我们都在组建一个切实符合需要的联盟。
由于乌克兰人民的非凡勇气和坚强意志，以及我们的支持，普京发动的这场战争继续导致俄罗斯在战略上失败。我们的目标是确保乌克兰不仅能够生存，而且能够繁荣发展，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繁荣的民主国家，以便乌克兰人能够谱写自己的未来 — — 独立自主。
有些人曾经认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仅限于某个地区。 但现在不是这样。俄罗斯的入侵已经表明，不论在何处对国际秩序进行攻击都会伤害到世界各地的人们。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我们促使跨大西洋盟国和印太盟国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捍卫共同的安全、繁荣和自由。
当俄罗斯在冬季切断对欧洲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试图通过“冷冻”方法使各国停止支持乌克兰时，日本和韩国与美国大型液化天然气生产商一道，确保了欧洲国家获得所需要的能源，使民众能够温暖过冬。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现在都定期和积极地参与北约会议。
与此同时，欧洲国家、加拿大和其他一些国家与亚洲的盟友和伙伴密切协作，加强措施和策略……。美国在各个地区的盟友和合作伙伴正在紧急行动，建立有复原力的供应链，特别是核心技术和制造这些技术所需的关键材料的供应链。
我们与澳大利亚及英国建立了新的安全伙伴关系——AUKUS，以建造现代化的核动力潜艇，并推进我们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尖端技术方面的合作。
上月，美国、日本和韩国有史以来首次在戴维营举行了三边领导人峰会，我们正在将三国关系的各个方面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从增加联合军事演习和情报分享到协调全球基础设施投资。
我们已提升了与印度、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四方伙伴关系，以满足我们各国和全球在制造疫苗、加强海上安全、应对气候挑战等各个方面的需求。
去年，当我提出本届政府的“投资、协同、竞争”战略时，我们承诺与盟友和伙伴网络为共同目标采取行动。今天，无论从哪个客观角度衡量，我们都比以往更加步调一致，行动更加协调。
这使我们能够处于强有力的地位管理与ZG的竞争，同时利用开放的沟通渠道，以清晰、可信的方式，与一众朋友一起表达我们的关切；展示合作的决心来解决世界上对我们最为重要的问题，将可能导致冲突的误判风险降至最低。
第三，我们正在建立新的联盟，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最为严峻的共同挑战。
比如缩小全球基础设施差距。
现在，无论我走到哪里，几乎都能听到一些国家谈及项目破坏环境、施工质量差、使用引进工人或对工人进行虐待、助长腐败、让这些国家背负不可持续的债务等问题。
当然，各国更希望透明、优质、无害环境的投资。 但它们并不总有选择余地。 我们正与七国集团伙伴合作，为这些国家提供选择。
我们共同承诺, 通过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PGI）, 在2027年之前提供6000亿美元新投资。我们将政府支持的重点放在那些通过降低风险可带来数千亿美元私营部门投资的领域。
让我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明我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我们正在洛比托走廊地带进行一系列变革性投资——这一地带是贯通非洲的开发纽带，它从安哥拉洛比托港穿过刚果民主共和国抵达赞比亚——其中包括新港口、新铁路线和公路、新绿色电力项目、新的高速互联网。
这个项目将提供500兆瓦的电力，足够为200多万人供电，每年减少大约90万吨的碳排放，为非洲人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为美国人创造数千个工作岗位，同时将铜和钴等重要矿产带入全球市场。
去年我访问金沙萨时，齐塞克迪总统说洛比托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选择——这个机会使他们能够摆脱他们长期以来不得不接受的具有剥削性和掠夺性的开发协议。
就在上周举行的 20 国峰会上，拜登总统和印度总理莫迪宣布了另一个雄心勃勃的交通、能源和技术走廊项目，该走廊将连接亚洲、中东和欧洲的港口。 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欧盟将与美国和印度联手，加速清洁能源生产、数字互联互通建设，加强整个地区的关键供应链。
这些努力以及在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的其他努力最终都是对我们自己未来的投资——为美国培育更稳定、更繁荣的合作伙伴； 为美国工人、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更多市场； 为我们的孩子创造一个更加可持续发展的星球。
为我们的伙伴提供更有吸引力的条件对美国来说未尝不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我们领导解决全球粮食危机也是如此。
全球有七亿多人面临粮食不安全问题，新冠疫情、气候变化和武装冲突加剧了这一问题，而现在，俄罗斯又阻止了世界粮仓乌克兰的粮食运输，使这一问题进一步恶化。
我曾有机会倾听那些受这场危机影响最严重的国家领导人的意见。他们向我明确表达的意见是：不错，他们需要紧急援助；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对农业复原力、创新、自给自足方面的投资，这样他们才不会再度陷入类似危机。 我们正与他们合作，并与已签署全球行动路线图的一百多个国家共同实现这一目标。
而且，我们正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来发挥领导作用。
美国是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最大捐助国，我们为该组织的年度预算提供大约50%的资金。……
2021年以来，美国还提供了超过175亿美元来应对粮食不安全和消除其根源。其中包括一个每年耗资10多亿美元的“保障未来粮食供给”项目，这是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的核心项目，我们通过该项目与40个国家合作加强粮食系统的伙伴关系。这一举措还包括我们对一个名为“适应作物和土壤愿景”（VACS）项目的支持。这是我们与非洲联盟以及联合国合作启动的新计划，旨在识别最有营养价值的非洲农作物、培育最具气候适应性的品种，同时改善作物生长土壤。
国家为本国人民提供的粮食保障程度越高，就越容易成为更繁荣、更稳定的合作伙伴，就越不容易成为那些蓄意切断粮食和化肥供应的国家的受害者，需要国际捐助者提供的援助就越少，全球粮食供应将更加充裕，从而降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地市场的粮食价格。
我们正在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采用类似的做法。
今年 7 月，拜登总统宣布了七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为开发安全、可靠和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系统而做出的一系列新的自愿承诺。就在昨天，另外八家领先的公司也加入了这一倡议。
这些承诺是我们与各类伙伴广泛合作的基础，以便就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潜力达成国际共识。
我们从最密切的合作伙伴开始（比如七国集团），一起为开发先进人工智能的私营部门行为者和政府制定国际行为准则以及共同监管原则。我们还与像英国这样的伙伴合作，英国正在召开全球人工智能安全峰会，以更好地识别和减少长期风险。
为了使这些准则行之有效，我们需要把包括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种声音和观点纳入讨论。 我们承诺会做到这一点。
引导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对于保持美国在这一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至关重要，同时也能促进人工智能创新，使世界各地的人们真正受益，例如帮助预测个人罹患致命疾病的风险，或预测更严重、更频繁的风暴的影响。 这就是我下周将在联合国大会上主持召开的一次会议的理念，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让各国政府、科技公司和民间社会重点关注利用人工智能来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
请允许我最后再举一例，说明我们如何建立一个新联盟，解决一个许多人可能不认为属于外交政策领域的问题：合成毒品。
仅去年一年，就有近 11 万美国人死于服毒过量。 其中三分之二的死亡涉及合成阿片类药物，这使得合成阿片类药物成为 18 至 49 岁美国人的头号杀手。仅 2020 年，这场危机就给美国造成了近 1.5 万亿美元的损失，更不用说它给我们国家各地的家庭和社区带来的痛苦。
我们并非独自面对这个问题。 每个地区的合成毒品都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单独解决这个问题。
因此，我们建立了一个新的全球联盟，旨在防止合成毒品的非法制造和贩运，发现新出现的威胁和使用模式，推进公共卫生应对措施。已有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和十几个国际组织加入了这个联盟。 我们一起协调共同优先事项，确定有效政策，将医疗服务提供者、化学品制造商、社交媒体平台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者纳入我们的努力中。 我们将于下周在纽约举行会议，以扩大这项工作。
当然，这些远不是我们建立或维持联盟的仅有领域。我们还利用这些联盟来应对安全威胁——从我们为保护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而建立的多国特遣部队，到为击败伊拉克和沙姆伊斯兰国而建立的长期国家联盟莫不如此。
我们继续与各国政府、地区组织和公民合作，努力促成通过外交方式解决新旧冲突——从埃塞俄比亚和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再到我们帮助达成和维持尚不稳固的休战状态的也门，我们都在这样做。
在我们的调解下，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了一项历史性协议，两国之间划定了海上边界，从而能够开发大量能源储备，造福于两国以及其他地区人民。
我们建立的盟友和伙伴关系越多，并在基础设施、粮食安全、人工智能、合成毒品、新旧冲突等关键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就越能展示我们提供的选择的优势。
拿最近任何一次的挑战来说，世界各国都希望强国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最好的情况是，我们的竞争对手袖手旁观，收起支票簿。而最坏的情况是，他们使本来就很糟糕的问题变得更糟，并从他人的苦难中获利——通过向他国出售疫苗逼迫政治让步；部署雇佣军使不稳定的地方变得更不安全，掠夺当地资源，实施暴行；把人们的基本需求——供暖、供气、食品和技术的需求——变成威胁和胁迫他们的手段。
在这个关键转折点，我们正在向各国展示我们是什么样的国家。我们的竞争对手也是如此。
最后，我们正在将新老联盟团结在一起，以加强对于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的国际机构。
这首先要从参与开始。当美国在谈判桌上拥有一席之地时，我们可以改变国际机构及其制定的规范，以反映美国人民的利益和价值观，推进我们的愿景。
拜登总统上任后迅速采取行动，重新加入了《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 我们重新赢得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席位。 最近，我们重新加入了UNESCO，即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该组织将在制定人工智能规范方面发挥作用。
我们一直在激烈地参与竞选，以选出最合格的领导人来领导国际标准制定机构，如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和国际移民组织。在这两个组织竞选中胜出的两位美国人不仅是最佳人选，而且也成为领导两个机构的首位女性。
然而，尽管这些机构可能存在不完美之处，但它们在解决与人民息息相关的问题时所具有的合法性和能力都是无可替代的。因此，通过这些机构开展工作并使之更好地发挥作用，不仅是为了美国，也是为了所有人，这符合我们的切身利益。
世界上越多的人和国家看到联合国和类似的组织代表他们的利益、价值观和希望，这些机构就会越有效，我们就越能依赖它们。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了扩大联合国安理会的积极愿景——包括来自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新常任和非常任理事国——以纳入更多不同地域的观点。
在耶伦财政部长的领导下，我们正在大力推动多边开发银行的振兴和改革，以便它们能够满足中低收入国家的迫切需求，这些国家面临着气候危机、新冠疫情造成的经济影响、通货膨胀和沉重的债务负担等严峻挑战。
拜登总统正在与国会协作，加强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能力，以更低的利率为这些国家针对气候缓解、公共卫生和其他关键问题的投资提供更多资金。
这些美国牵头的举措总共将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提供近 500 亿美元的贷款。
在我们的大力推动下，世界银行将在近期帮助各国做出安排，在气候冲击和自然灾害之后推迟偿还债务。
当我们加强国际机构时 — — 当它们兑现确保安全、扩大机会、保护权利的核心承诺时 — 我们建立了一个由公民和国家组成的更广泛的联盟，他们认识到国际秩序能够切实改善他们的生活，值得维护和捍卫。
……当我们的美国同胞问我们在海外投资得到什么回报时，我们可以指出这些投资为美国家庭和社区带来的切实好处，即使我们在外交和全球发展上的支出不到联邦预算的百分之一。
这些好处包括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更多市场；为美国消费者提供更经济实惠的商品；为美国家庭提供更可靠的食品和能源供应，从而降低汽油和食品价格；更强大的卫生系统可以在致命疾病传播到美国之前阻止并遏制它；更多的盟友和伙伴能够更有效地阻遏侵略并与我们一起应对全球挑战。
由于这些以及其他许多原因，美国从这一国际秩序中获得的回报远远超过我们对它的投资。
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不是负担。这是维护我们的自由、民主和安全、为美国工人和企业创造机会、改善美国公民生活的必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领导国务院的迪安·艾奇逊在他对那段时期的记述中说——下面是他的话——“历史是倒着写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是向前走的。”
当然，艾奇逊写的是一个不同的拐点，但他的话适用于每一个充满深刻不确定性和机遇的时期，包括我们当前的时期。
回顾历史时，正确的决定往往看起来是显而易见的，最终的结果看起来几乎是必然的。
但从来都不是这样。
在现实中，它是一团雾。我们不能认为那些提供秩序感、稳定性和可预测性的规则会一成不变。每一个行动方针都存在固有的风险，涉及我们无法控制的潮流，可能导致无数生命受到威胁。
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时期 — — 事实上，尤其是在这些时期 — — 政策制定者也没有机会等到迷雾散去后再选择前进的道路。
我们必须行动，而且必须果断。
我们必须推动历史向前发展——就像艾奇逊、布热津斯基以及所有其他带领美国度过那些关键时刻的伟大战略家所做的那样。
我们必须把握历史的舵盘，规划一条前进的道路，即使在不确定的时期，也必须以那些确定的要素为指导——即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合作伙伴、我们的愿景——这样，当迷雾消散时，新出现的世界将倾向于自由、和平、以及一个能够应对时代挑战的国际社会。
没有人比拜登总统更了解这一点。由于他采取的行动，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比两年半前显著增强。
我深信，几十年后，当后人谱写这一时期的历史时——也许是你们中的一些人——它将表明我们的行动——果断地、战略性地、谦卑而自信地重新构想美国外交的实力和目标——我们保障了美国的未来，我们没有辜负美国人民的嘱托，我们为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地人民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开放、繁荣的时代奠定了基础。
（本译文仅供参考，只有英文原稿才可以被视为权威资料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