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孟津新庄晚唐五代墓壁画人物图再解析
商春芳
【摘 要】2011年，洛阳市考古研究院在孟津新庄发掘了一座晚唐五代时期的壁画墓，其中东、西甬道壁画各出现三个人物。笔者经过比对，认为这三个人的组成表现的是礼仪出行的内容，是唐代门庭仪卫制度的孑遗。
【关键词】孟津新庄 壁画墓 门庭仪卫
2011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孟津新庄发掘了一座晚唐五代时期的壁画墓，由墓道、甬道、墓门、墓室四部分组成。墓室平面呈圆形，仿木结构砖室墓，壁画位于甬道内[1]（见图1）。
图1 孟津新庄晚唐五代壁画墓
图2-1 洛阳孟津县新庄晚唐五代壁画墓-甬道东壁人物
图2-2 洛阳孟津县新庄晚唐五代壁画墓-甬道西壁人物
甬道东、西两壁各绘有三人，成为一组壁画（见图2-1、图2-2）。画中人物两两相对。其中前两人着装一致，均头戴黑色硬质上翘圆脚幞头，身穿黑色圆领窄袖缺袴长袍，腰系红色革带，下着白色裤，足蹬尖头麻履，手持长竿。中间一人着装与前相似，唯双手交叉于胸前。最后一人除着装颜色不同外，样式与前同，东壁一人手持布囊，西壁一人双手交叉于胸前。
一、壁画应为唐代门庭仪卫图
对于此图像所表达的内容，有学者提出是伎乐图，图中的三人为伎乐人，更有人具体指出东壁最后一人手持布囊为乐器[2]。对此，笔者持不同看法，认为这应该是唐代门庭仪卫图，图中的人物是墓主的仪卫，代表的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壁画墓中的壁画是墓葬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的是当时人们的礼仪思想，是儒家 “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3]的孝仪文化的体现。唐墓壁画中表现的正是这种丧葬礼仪和等级礼仪。唐代的仪卫制度规定了一至五品官员相应的出行卤簿或府邸门前仪卫。[4]
《新唐书》卷二三上《仪卫志上》记载：
“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之众盛矣，皆安徐而不哗。其人君举动必以扇，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礼官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为慎重也。故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夫仪卫所以而尊君而肃臣，其声容文采，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
从这里得知，皇帝出行，道路上有卤簿，也就是出行时的仪仗车舆，平时则有仪卫和盛大的队列。
这种制度在唐代壁画墓中被直接反映出来。在较高级别的墓葬中，墓道、天井壁画一般绘有仪卫、列戟、门吏、文官，有的还有狩猎出行、打马球等内容，表现的是墓主人府邸和内宅之间的生活景象，具有向外界展示的性质，因而代表了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靠近墓室的甬道和墓室部分绘制的是墓主人生前的居家生活，表现了墓主人生活中安逸享乐的时刻，这一部分是私密的。
出行仪卫图像在唐代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内容，分为出行仪仗和门庭仪卫两部分。唐代壁画墓中反映出来的门庭仪卫的类型包括门吏、武士和相关侍从等。按照墓葬等级不同，又各有不同的组合方式。
图3 唐节愍太子墓第一过洞东西壁文官门庭仪卫图
图4 唐惠庄太子墓第一过洞东西壁绘有身着朝服的6个文官
图5 长乐公主墓，战袍仪卫图
图6 太原焦化厂4号唐墓壁画
唐节愍太子墓墓道东西两壁各绘9人组成的持矟武士仪仗出行队伍，第一过洞东西壁文官门庭仪卫图各绘5个文官，作迎候状（见图3）。[5]
宋人《事林广记》载：“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紧把右手拇指，其左手小指则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收不可太着胸，须令稍去二三寸，方为叉手法也。”这是宋代“叉手礼”的方式。[17]
长乐公主墓中墓道东西壁的二组仪卫图中有28个武士腰佩横刀，手持矛，组成的仪仗队伍（见图5）。[7]
随着时代的推移，仪仗形式日趋简化，显示出礼仪制度的淡化。这种淡化从中唐以后开始出现，这一点从墓葬壁画中也能直观地反映出来。
唐僖宗靖陵墓道两壁的仪仗队伍残存有武士13人，规模远不及中唐以前的太子墓，反映了唐晚期皇权的衰落和等级制度的淡化。[8]
太原金胜村焦化厂唐墓在墓室南壁拱券门两侧各画一门吏，这种组合应该是唐代最低级别的门庭仪卫的反映（见图6）。[9]
这种表现内容在五代墓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表现的内容富有世俗生活意味的轻松享乐。
陕西彬县冯晖墓[10]在甬道中已没有了仪仗。山西曲阳王处直墓[11]在甬道中有两个持竹竿的乐人。
洛阳邙山镇营庄村五代壁画墓甬道东侧绘有两个人物：前一人手持横刀，袍服较短，为一武士形象；后一人叉手站立，为侍从形象（见图7-1）。甬道西壁绘二人：前一人手持骨朵，袍服较短，亦为一武士；后一人腰佩胡禄，为一侍从（见图7-2）。两组人物均面向墓道方向站立，这里描绘的也是门庭仪卫场景，内容表现的是侍卫出行。组合虽然简单，但仍具有等级意义。[12]
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甬道东、西壁各绘有一个门吏，分别为双手握横刀于胸前、横握竹竿于胸前。持横刀者袍服较短，是武士形象，手握竹竿者则是文官的形象，反映了墓主人乐舞享乐的生活内容（见图8-1、图8-2）。[13]
图7-1 邙山镇营庄村甬道东壁人物组合
图7-2 邙山镇营庄村甬道西壁人物组合
图8-1 龙盛小学甬道东壁人物
图8-2 龙盛小学甬道西壁人物
由此观之，晚唐五代时期，门庭仪卫制度虽然已经淡化，但在一些高级别的墓葬中仍有孑遗。从墓葬形制上看，孟津新庄这座墓直径约5.0米。从墓葬砖雕看，与河北宣化晚唐时期杨韧墓相近，尤其是两墓的墓室砖雕都有马球杆。马球是唐代流行于军队或贵族家庭的游戏，表明墓主人应与杨韧的地位相当。而杨韧贵为幽州雄武军要员的身份，也为孟津新庄壁画墓的等级增添了注脚。在这种高级别的墓葬中，门庭仪卫制度仍是其身份的重要标志。
孟津新庄壁画墓时代所处为晚唐至五代时期（发掘者称“上限不早于晚唐末期，下限不晚于五代时期）[14]，甬道西壁壁画中，三人皆面向墓道方向，组成的是一幅出行仪卫图，内容主要表现的是出行仪仗，是墓主人身份等级的代表。
二、壁画中的人物解析
壁画中南面朝向墓道者，手中持长杖，是乐舞中的“竹竿子”，代表的是墓主人伎乐的生活内容。
南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 卷四六“剑舞”条中收录戏曲脚本，其中记录有“五人对厅立裀上，一直立竹竿子勾念”。“竹竿子”的角色是手执竹竿，引舞者入场，起舞之前念诗一首或者致敬语等。因其手持竹竿，故以物直称为“竹竿子”。[15]
考古发现中，陕西彬县五代冯晖墓壁画中的“竹竿子”，是我国艺术史上首次出现的可以确认的“乐舞指挥”的具体形象（见图9）。[16]
对比五代冯晖墓中的“竹竿子”，无论从形态还是从手势以及衣着上，孟津新庄壁画墓都与此十分接近。
甬道仪卫第二人是文吏形象，他双手交叉于前，行“叉手礼”。由史书记载和出土资料显示，叉手礼这种行礼方式出现于唐末，流行于五代、辽、宋、金、元时期。这种行礼方式无论男女老幼都可行使，是地位低者向地位高者行的一种礼，以示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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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 五代冯晖墓甬道持竹竿者
图10 昭陵六骏中的飒露紫
图11 唐安国相王孺人崔氏壁画墓墓道西壁佩胡禄门吏图
孟津新庄甬道东壁第三人所持的“布囊”，从画面上看，质地较硬挺，上面还有飘动的丝带。如若按照伎乐图说，中间一个是文吏形象，后面再出现持乐器形象，似乎并不符合一个乐队的排列方式。结合其“布囊”形状，基本可以否定其布的质地，而是一种比较硬挺的材料做成的。结合其他考古出土的图像资料及文献资料对比，笔者推断应该是皮革制成的“胡禄”或者用来装马球杆的“布囊”。而两者代表的都是出行有关的内容，是突出墓主人身份的物品。
胡禄，装箭的箭筒，西域之物，唐以前就传入中原，在唐代常和弓韬一起佩戴。古代箭筒多用革制，除了装箭之外，还另有一种用途，夜间可以探测远处的音响。唐代文献中说：“令人枕空胡禄卧，有人马行三十里外，东西南北，皆响见于胡禄中。名曰‘地听’，则先防备。”[18]
由此看来，佩戴胡禄的作用不仅仅是装箭，还是侍卫的需要。因而成为唐代武士和侍卫的常佩。
唐章怀太子墓墓室东、西两壁绘仪卫人物及骑马出行人物，每组10人，均为左佩弓韬和横刀，右悬圆筒状胡禄，胡禄上口掀开，露出箭枝。[19]
现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的唐昭陵六骏“飒露紫”的牵马武士腰佩的胡禄，与上述图像相似（见图10）。
唐安国相王孺人崔氏壁画墓墓道西壁的门吏图中，武士佩戴胡禄与章怀太子墓的稍有不同，开口较小，其中的箭枝草草数笔，模拟的意味很浓（见图11）。[20]但观其胡禄的形状与孟津新庄壁画墓中人物手捧的“布囊”相似。
而这只布囊用来装马球杆的推测源于墓室砖雕中的一枝马球杆。墓室西壁在门楼旁边有一砖雕马球杆，反映了墓主人的生活内容，也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
马球是骑在马上用球杖击球的运动，所以又称“打球”“击球”“击鞠”等。有人认为，马球最早源于公元前525年的波斯 （今伊朗），后传入中国[21]，由唐太宗提倡并发展起来，因此在唐代盛行一时[22]，主要流行于军队和宫廷贵族中。
河北宣化晚唐杨韧墓马球杆砖雕图（见图12），与孟津新庄壁画墓中的马球杆非常相似[23]。杨韧是幽州雄武军要员，身份等级较高，这个马球杆反映出马球是晚唐军队中具有较高身份等级的军人们喜爱和流行的生活内容。对比看来，孟津新庄壁画墓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等级、身份和爱好。从孟津新庄壁画墓的规模上也证实了两者等级、身份的一致性。
图12 河北宣化纪年唐墓中的马球图
图13 《挥扇仕女图》局部
吉林延边龙和渤海贞孝公主墓（公元792年）主室西壁第二人侍女图中曾出现过类似人物，所持亦为此“布囊”。在这一队人物中，第一人持球杖，佩弓箭，后面3人均捧“布囊”。这个图像反映的是墓主人打马球和在侍卫护持下的乐队，原文称此“第二人，头戴展角幞头，眉目清秀，细眉细眼，矮鼻、小口，身着红色袍，持物形似拍板”[24]。但从其所持的圆筒形状看，似有牵强之感。另从其紧随持马球杆的随从之后，似可作为马球杆装具的存疑。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来自于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唐周昉绘画作品《挥扇仕女图》中的《解囊抽琴》部分[25]，图中一女子手持一布囊，另一个童子正从中抽琴出来（见图13）。这幅图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两个事实：一是装琴的布囊是用比较软的布缝制的；二是从比例上看，琴几乎与人等高，应该是古筝或古琴一类较长的乐器。
对比此两个特征，可以肯定，孟津新庄壁画墓东甬道人物所持绝非装乐器的“布囊”。
从上述分析看出，不论是用来装马球杆或是装箭枝的，表现的都是墓主人的生活内容，反映的是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因此孟津新庄人物图的排列应该解读为：伎乐（即墓主人宴乐享乐的生活）、文官随侍和武士（持布囊者）的组合，应该是一个具有一定级别的仪卫图，而不只是伎乐内容。
三、壁画反映的社会内容
由上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唐代有门庭仪卫制度，表现的是墓主人的生活内容和身份等级。那么结合唐代高等级墓葬壁画门庭仪卫内容看，孟津新庄壁画墓三人一组的排列由伎乐、文官侍卫及武士随从组成，是唐代门庭仪卫制度的孑遗。
孟津新庄壁画墓甬道仪卫并不合乎规范的排列组合，反映出等级观念的淡化。从形式上看，它保留了唐代等级制度的某些因素，但从内容上看，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它们由伎乐人和随侍组成，与唐代张扬、宏大、森然的场景内容迥然不同，更不见剑拔弩张的气势，仪卫内容发生实质变化，表明社会的交替和变革。应该指出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北宋，这种组合已经越来越脱离张扬、乖戾，具有安静、平和、安稳的世俗生活内容。
注释：
[1][14]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孟津新庄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洛阳考古，2013，（1）.29-36.
[2]徐婵菲.洛阳五代墓乐伎壁画[N].东方早报，2014-9-17（1）.
[3]（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M].北京：中华书局，1983.27.
[4]新唐书·卷二三上志·第十三上·仪卫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王小蒙，刘呆运.唐节愍太子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04，（4）.13-25.唐节愍太子墓发掘报告图45、46.
[6]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蒲城县文体广电局.唐惠庄太子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1999，（2）.唐惠庄太子李撝墓发掘报告图版27.
[7]昭陵博物馆.唐昭陵长乐公主墓[J].文博，1988，（3）.21.
[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新出土唐墓壁画[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图版185-190.
[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南郊唐代壁画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8，（12）.图版7.
[10][16]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五代冯晖墓[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1.
[11]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
[12]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邙山镇营庄村北五代壁画墓[J].洛阳考古，2013，（1）.48-57.
[13]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龙盛小学五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洛阳考古，2013，（1）.37-47.
[15]刘永济.宋代歌舞剧曲录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53-56.
[17]（宋）陈元靓.事林广记[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18]（唐）杜佑.通典卷·一五二·守拒法.
[19]陕西省博物馆，乾县文教局，唐墓发掘组.唐章怀太子墓发掘简报[J].文物，1972，（7）.13-19.
[20]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唐安国相王孺人唐氏、崔氏墓发掘简报[J].中原文物，2005，（6）.19-32.
[21]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22]韩丹.马球运动起源于波斯考[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1，26，（5）.1-7.
[23]张家口市宣化区文物保管所.河北宣化纪年唐墓发掘简报[J].文物，2008，（7）.23-48.
[24]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渤海贞孝公主墓发掘清理简报[J].社会科学战线，1982，（1）.174-180.
[25]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
原载《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7年第2期
主办：洛阳市隋唐史学会
作者：商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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