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娃=工作能力下降？请不要再给女性贴标签

妈妈群里最热门的话题，除了孩子、家庭，就是工作了。关于工作，没有一个准妈妈和哺乳期妈妈不担心此后自己的工作的。

“怀孕后，我的工作没有耽误，但领导好像对我有意见”

“尽管在哺乳期，但是领导找我的话，我还是会抽时间干干活”

“虽然我业绩好，但因为生娃，我应该没可能升职了”

“太气人了！产假返工才知道，领导居然把我调到了后勤部门，变相逼我走”

……

很多人会天然地认为，有了孩子的妈妈就代表着工作能力下降，因而在应聘、升职、提薪资、指派工作或项目，甚至在人格对待等方面，都带有有色眼镜，不像对待其他员工一样公平。

而许多女性（尤其是职场妈妈），在工作时都会尽量隐藏家庭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工作上尽力展现能力和努力，从而获得职场的机会。

女性需要很丝滑地扮演好两个角色：回家，马上切换成贤妻良母角色；到职场，又能完全抛却家庭责任，全身心变身“打工人”。

随着三胎政策的推行，产假延长给企业带来的压力，又会成为女性职场发展的限制，很多职场妈妈在工作与家庭中就更加“左右为难”了。

千百年来，女性一直面对很多的挑战，虽然艰难，但是我们不是也一步步在改变、在进步吗？所以，乔乔也相信，尽管很难，我们一定可以越来越好。

所以，

今天乔乔想来分享

两个激励的故事，

以及4个欧美国家对职场妈妈的政策

巴黎奥运会的射击赛场4日上演了温馨的一幕。在夺得女子飞碟双向银牌之后，英国选手安伯·拉特抱起了她三个月大的儿子，和丈夫一起庆祝这块来之不易的奖牌。

8月4日，拉特与丈夫、儿子一起庆祝。

从4月末生娃到8月初拿奥运银牌，安伯·拉特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极限操作”，把这项仿佛不可能的任务从计划变为现实。

“我希望我的故事能激励其他女性——证明我们的家庭和事业可以两者兼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你的生活并不会因为有了孩子而结束。”拉特说。

“生娃是在计划之中，但我又不想放弃参加奥运会，于是我和我的教练团队反复商量，制定了一个计划，力争能够在生娃之后尽快恢复训练，赶上奥运。那段时间真是数着手指头过日子，很高兴我们最终做到了。”拉特说。

拉特（左）在比赛中。

2024年4月，安伯·拉特的孩子汤米出生。一个月后，她开始尝试恢复训练。

她说，她必须合理安排训练时间：每周训练三个上午，由祖父母照顾汤米；回家后，则会抓紧时间进行体能训练；下午和晚上则完全属于孩子。

经过精心的备战，拉特终于如愿站在巴黎奥运会的赛场上。决赛中，她最终以微弱劣势惜败，收获一枚银牌。

拉特在采访中表示，很想把自己的故事分享给其他妈妈们。“我想跟其他妈妈们说的是，生活并不会因为生娃而结束。无论是体育也好，其他领域也好，只要你拥有热情，你就不必停下来。”她说。

关于女性的力量，乔乔上周也写了文章☞奥运选手怀孕6个月参赛，比赛时感受到胎动！女性的坚韧和力量让人感佩

7月下旬，意大利总理梅洛尼带看女儿吉内芙拉访华，这是她自2022年上任以来首次访问中国。梅洛尼在接受生活杂志《Chi》的采访时说：“我和吉内芙拉一起抵达中国，手牵着手下飞机，这引发了很多讨论。坦率地说，我不明白原因。”

梅洛尼带着女儿访华。意大利媒体《today.it》

她指出，一些批评者认为，她应该把女儿留在家里，或者是托朋友照顾，但“我认为每个母亲都知道什么对自己的孩子更好，应该可以自由选择”。

同时，她表示，这个问题是所有女性都会面临的文化挑战。“我认为，如果我作为总理，能够证明这个角色与母亲的角色兼容，那么其他人就不能以母亲身份会耽误工作为借口，拒绝提拔女性了。”

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政策，以及职场妈妈们的处境，会帮助我们更了解自己面临的情况。凯特琳柯林斯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她发现职场女性面临的挑战后，走访了四个有不同家庭福利政策模式的国家，历时5年，采访了135位职场妈妈，出版了《职场妈妈生存报告》，在这里简单分享其中的主要内容。

瑞典等北欧国家主要实行的是社会民主模式，无论经济情况如何，公民收入如何，政府都会全权为所有公民提供福利保障。瑞典每年为家庭福利而拨出的公共开支达到GDP的3.63%。

在瑞典，丈夫会共同分担家务与育儿事务，这是一种几乎不需要被讨论的情况：因为所有人都非常明确认同这是理所应当的。

性别平等体现在该国政策的很多地方，例如育儿假。1974年起，瑞典对其长达16个月的育儿假的定义，由妈妈独享转变为性别中立、双方共享。随后的数次调整更是要求夫妻双方必须各休至少三个月，否则这部分产假作废，这传达给父母的信息是他们应该共同承担工作挣钱和育儿养家的职责。

育儿假还有很高的灵活性，例如父母可以在孩子8岁前的任何时候休假，而非仅在孩子出生前后，另外孩子12岁之前生病可以有多达120天的临时育儿假，孩子8岁前可以随时缩短工作时间到30小时（收入也相应减少）等。经济援助由社保局统一拨付，也减少了用人单位承担的成本和面临的困境。

此外，还有很多配套政策来减少育儿困难，例如瑞典公立幼托体系很完善，家庭在这方面的开销比例较少，家庭能获得减轻抚养负担的儿童补贴，家政服务开销可以用于抵税。

这些政策使得瑞典保持着高生育率和较低的儿童贫困率，女性几乎与男性参与工作的比率持平。职场妈妈在当地甚至不是一个需要被提到的词：因为大多数女性就是被认为有能力在职场奋斗的同时养育孩子的，而全职妈妈这样很多国家常见的事情，在当地反而是罕见的（2012年，仅有不到0.5%的女性是全职主妇）。从民众、公司管理层到政府，对这一观念的一致认同，使得在瑞典同时兼顾家庭与工作并不是一件难事。

当然，这种模式也有缺点：例如与私有企业相比，国有的公司或机构往往更加关照成为父母的员工，从而导致女性更倾向于后者，私企中女性比例更少（也是目前的立法提案期待能够解决的问题）；特定职场中依然存在着未遵循现有政策法律的情况；有些被采访女性也面临来自同伴的“完美家长”压力：比如如果你因为工作太晚去日托班接孩子，你就没有符合“好家长”的规范等等。

传统福利模式是指政府、商业与其他机构共同为公民提供福利待遇，并由政府在必要时进行宏观调控与干预。欧洲大陆国家大多采用这一模式，中国的整体福利模式与这种模式非常相似。

德国将GDP的3.05%用于家庭福利拨款，并施行一整套工作-家庭政策，其中包括生产前最多六周的产假、生产后必须休息的八周全薪假期；孩子8岁前，夫妻可另外共享最多12个月的灵活带薪育儿假；政府补贴的健全的托儿体系；以及贴补育儿开销的儿童津贴等。如果双方各自休了至少两个月的育儿假，那么他们可以获得额外的两个月带薪假，从而作为“鼓励”男性更多参与育儿的方案。

由于“二战”，德国曾被分割为自由民主的西部与社会主义的东部，直到1989年推倒柏林墙之后才合二为一，两边的情况不太一样。

民主德国（东德）的宪法保障了人参与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因此成为母亲的女性仍要全职工作，并且照顾家庭。1989年后，民主德国（东德）的妈妈们突然就不被鼓励去上班了，这让她们感到困惑，也是与此同时，她们才正式接触到目前德国的传统福利模式。

现在，很多被采访的民主德国（东德）的女性更倾向兼职工作，数据上兼职的妈妈比例也远高于其他几个被访国家。一方面，她们希望保障自己工作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受到传统福利模式下对于女性照顾孩子期望的影响，她们无法兼顾全职工作和育儿。

这种兼职工作的模式自然有它的缺陷：例如，妈妈们缺乏职业成长机会、与伴侣收入不均衡导致家务分工方面性别不平等，以及社会对她们职业成长的低期望使得那些想要发展事业的女性遭遇玻璃天花板。

联邦德国（西德）则一直是尽力维持和促进男性挣钱、女性顾家的传统家庭模式。

受访的妈妈们普遍表示，如果她们没有这样没有为家庭投入足够多的时间，会被认为是个”坏妈妈““工作狂“”事业狗”，加之工作方面的挑战，使得她们休产假不开心、被职场边缘化、并且在家务分工中处于明显不平等的状态。

为了应对这些困境，她们会降低工作方面的志向（如以兼职形式工作），或在职场中低调处理自己的家庭状态、更加卖力的工作。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两种策略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案：没有解决现有的问题，也造成了新的性别不平等。

意大利遵循的是家庭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也就是指以家庭为导向，政府提供医疗保健和部分家庭福利，但不过多的参与到其他私人领域之中。意大利每年将GDP的2.02%划拨给家庭福利。天主教会是意大利人生活的中心，宗教理念使得家庭维持着传统的性别角色。与我们理解的“家庭”有所不同，意大利更强调的是大家庭的概念，也即公共资源更多为男性服务，负责赚钱的男人不仅要供养自己的配偶与孩子，还要支持他家族中的其他亲戚。

这种观念使得女性即便是去求职，也只能找到相对更普通、临时或是不正规的工作，与此同时，无论她们是否工作，都要无偿照顾整个家庭的需求。这种影响带来的后果，便是服务业市场欠发展，女性缺乏工作机会，以及由此带来的低女性就业率。

意大利政府也很头疼，一方面是传统家庭入不敷出难以维系，另一方面“工作-家庭”制度的讨论又势必会导致与教会传统观念冲突，因此支持职业妈妈的政策虽然有，但执行起来不尽如人意。意大利的妈妈生产前后共休假五个月，拿80%的工资，由国家社会保障局承担大部分，雇主和妈妈共同承担小部分。爸爸可以最多休七天带薪陪产假，共同享有8岁前最多十一个月的育儿假（前提是爸爸休假三个月以上）。此外，为了鼓励女性产假后回归职场，还会向休完产后三/四个月产假立刻开始上班的妈妈发放支付保姆或托儿机构的代金券。

意大利的职场妈妈压力很大，这种压力主要来自经济不确定性。与此同时，意大利传统文化中对于“好妈妈”有极高的要求，认为她们不该工作，而是该照顾好整个“大家庭”，这种文化带来的愧疚感使得她们在与自己的女性长辈对比时更加感到压力。

除了对意大利政府不满意，受访的意大利妈妈们对于靠不住的爸爸也心有不满。即使夫妻双方都上班赚钱，她们的伴侣却没有承担起日常家务——当然，一些男性有时也会做饭、陪孩子玩和照顾孩子，但这些行为（被认为是浪漫的）是符合意大利人眼中理想阳刚气质的，而琐碎的家务则不是。这种偶尔的“帮助”，完全没有解决妈妈们的困境。

传统的一人养家模式依然更被认可，雇主更希望每个雇员都没有性别或都为“男性”，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女性则总被先被看做是母亲，然后才是员工，为了克服这种偏见，她们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展现自己对工作的忠心并获得晋升。

美国的福利制度是自由福利制度，简单来说，就是国家层面上没有任何支持政策，而是由城市/州自主选择，这也就意味着只有更大、富裕、思想更先进的地区才可能会有更多的工作福利。每年，美国为家庭福利方面财政拨款仅占GDP的1.19%。

除美国的最低收入家庭有资格享受保育津贴和保育机构之外，其他家庭只能自己找寻符合自己条件的，品质与收费不同的托儿机构。由于缺乏标准规范，各州标准也不同，几乎所有研究都表明相对于低收入家庭，更富裕的家庭能够给孩子更安全、更高质量的生活和学习环境，使得他们日后收益无穷。

至于带薪家庭假、儿童保育协助、弹性工作制（日程和远程办公）等政策，则掌握在市场经济的手中。然而，大型企业和高收入行业在这方面的福利一般更好，但其中职场妈妈的比例相对较少，她们享受这方面福利的机会更少。

当她们的职场或家庭为她们提供育儿福利和分摊时，她们并不觉得这是应有的“权利”，而是一种“幸运”：善解人意的上司、互通帮助的家人和弹性通融的工作并不在她们的期望中。她们看到了社会强调她们有个人责任，她们看到了自己的责任是什么，但她们无从下手。她们只好在每个地方需要自己的时候，放下手里的孩子或是工作，然后匆匆赶过去。

所以，综合以上可以看出，部分发达国家在平等对待职场妈妈上，也存在很多的困境。

解开女性（尤其是妈妈）的困境，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别灰心，我们一直在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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