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湖美术馆 回顾 |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圆桌对谈

文摘   2024-07-07 22:29   福建  

2024年5月4日,作为中法文化之春·福州站开幕系列活动之一,《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圆桌对谈特别邀请到了吉勒·卡隆基金会代表巴什洛 & 卡隆,以及吉勒·卡隆摄影研究专家、法国摄影师权威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与策展人朱炯博士就吉勒·卡隆以及他的摄影所获得的认可与成就,学术界如何在摄影史和艺术上定义吉勒·卡隆及其创作及中国首展策划等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领事 白川鸿先生(Christophe Bagonneau)、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处公关项目官员吕梦莹女士、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徐希景教授、1905艺术空间创始人徐比莉女士、桥艺术空间主理人赵法之先生、影像收藏家令胡歌先生、以及《摄影世界》、《中国摄影》、《中国摄影家》、《澎湃新闻》、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海峡影艺》等媒体代表,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来到现场,共同见证吉勒·卡隆在中国首次个展开幕。

圆桌对谈现场

嘉宾合影



“我要看见 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

圆桌对谈



嘉宾:朱炯、巴什洛 & 卡隆、米歇尔·普瓦韦尔

主持:张芳

翻译:黄婧、张慧

(全文共13824个字,阅读完需约4分钟)


开场

张芳

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已经被列入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值此中法建交6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他在中国首个个展被定为法中文化旅游年全国重点项目,落地在桂湖美术馆。被布列松称为“法国的罗伯特·卡帕”,吉勒·卡隆在1965年到1970年作为摄影记者,几乎记录了在此期间全世界范围内的重大事件。但他的摄影作品之所有超越时空、突破文化界限的独特魅力的原因所在是,在他的摄影中所展现出的对重大事件中的微小个体的平等关注,这是法国启蒙精神与思辨传统的典范。今天,借中法文化之春的契机,这位从未来到过中国大陆的摄影师的作品可以在此与本地观众交流,让我们领略在作品中流淌的法国人文气质。这也是中法文化之春项目的主旨所在,在一种精神性的交流对话中,达到民心共通。

策展人朱炯博士导览
此次展览由桂湖美术馆主办,由吉勒·卡隆基金会、1905艺术空间与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协办。桂湖美术馆连续三年与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合作,呈现中法文化之春优质展览。感谢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莅临现场,共同见证吉勒·卡隆在中国首次个展开幕。

我们也感谢无法来到现场的吉勒·卡隆基金会创始人玛丽安·卡隆·蒙特雷女士(Marianne-Caron Montly)以及美国联系图片社创始人及总裁罗伯特·普雷基先生(Robert Pledge),他们都为展览重新撰写了文章。展览也获得了纪录片导演玛丽安娜·奥特罗女士(Mariana Otero)的慷慨慧允,将其于2019拍摄的纪录片《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作为此次展览的珍贵影像资料补充。

展览开幕式将于明天下午五点在美术馆举行。而作为开幕周的重要活动,《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圆桌对谈,将会由吉勒·卡隆基金会代表巴什洛与卡隆(Bachelot&Caron)、吉勒·卡隆摄影研究专家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Michel Poivert)与此次展览策展人朱炯博士,围绕吉勒·卡隆的摄影与他的人生,吉勒·卡隆摄影的相关国外研究与此次中国首次个展览的策展梳理、以及吉勒·卡隆基金会的使命与工作等议题展开。感谢此次展览统筹黄婧女士与巴黎先贤祠-索邦大学艺术史在读博士、卢浮宫学院教师张慧女士担任此次圆桌对谈翻译。

我是此次展览《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执行策展人、桂湖美术馆艺术总监张芳。今天也将由我担任此次圆桌对谈主持人。

圆桌对谈

张芳

在圆桌开始之前,我先为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今天参与圆桌对谈的嘉宾。

首先是,法国艺术眷侣巴什洛与卡隆作为吉勒·卡隆基金会(Fondation Gilles Caron)的代表来到活动现场。基金会主席玛丽安·卡隆女士,也是摄影师的妻子,很遗憾没能来到现场。但是,摄影师的女儿玛箬岚·卡隆女士(Marjolaine Caron)和基金会的会长路易·巴什洛先生(Louis Bachelot),从法国来到了福州与我们见面。他们鼎立推动了本次展览《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的落地。巴什洛&卡隆于2007年12月19日在日内瓦成立了吉勒·卡隆基金会,旨在收回、保存、传播摄影师吉勒·卡隆留给世界的宝贵影像,发掘其作品在新闻史、摄影史和艺术史上的价值。就像摄影师吉勒·卡隆当年用镜头探索这个世界一样,基金会现今也持续将他的作品带向国际舞台,今天带到了中国。在中法建交60周年之际,吉勒·卡隆中国首展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创举。

策展人朱炯博士与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吉勒·卡隆的女儿玛箬岚·卡隆女士及基金会的会长路易·巴什洛先生在展览现场交流
此外,我们格外荣幸的邀请到了吉勒·卡隆摄影研究专家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歇尔·普⽡韦尔是巴黎先贤祠-索邦大学(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系摄影史教授,从事当代艺术和摄影史⽅⾯的写作、教学和学⽣指导⼯作,重点研究当代摄影和媒介。他曾就读于波尔多⼤学和巴黎先贤祠索邦⼤学,并担任巴黎先贤祠索邦⼤学艺术史博⼠院院长,在巴黎先贤祠-索邦大学设立了摄影史讲席,并出版过多本著作。他现担任Neuflize-OBC私⼈银⾏视觉艺术基⾦会管理⼈和国际摄影学院院长。作为艺术评论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普⽡韦尔还发表了许多关于当代艺术家的批评⽂章,并为他们的画册著述。普⽡韦尔教授在世界范围内均进⾏过演讲,他曾于蓬皮杜艺术中心、法国国立影像博物馆、阿尔勒国际摄影节等策划展览。他于2020年荣获法国⽂化部艺术与⽂学军官勋位。
桂湖美术馆特邀策展人朱炯博士,她是北京电影学院摄影学院副教授。从事摄影高等教育三十年。朱炯在教学的同时长期从事摄影评论、艺术策展和影像文化研究工作。


再次感谢此次圆桌对谈的两位翻译,黄婧女士与张慧女士。不远万里从法国来到福州,与我们一起见证吉勒·卡隆在中国首次个展的开幕。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五月风暴”单元展厅空镜
对于中国的观众而言,吉勒·卡隆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为了更好地向中国观众介绍吉勒·卡隆,此次在策展过程中做了三个层次的梳理,一个是吉勒·卡隆在1965年至1970年5年时间内500多个报道中,精选了11个重要的报道系列中的代表作品。向大家展示吉勒·卡隆如何从摄影新手成长为占据各大杂志报纸封面头版的备受关注的专业摄影记者,并发展出自己的摄影语言。我们在展区的排布上用时间线贯穿,同时提炼出巴黎“五月风暴”与中国香港的摄影作品放在头尾,来串联法中文化交流的展览背景。
而在这个大的时间线之下,我们可以更加明确的就是,吉勒·卡隆出生成长至工作生活的年代,是在二战后期至冷战中间阶段这样一个时代背景。所以他所拍摄的这一期间的重大事件都带着这个时代烙印。

而对他本人而言,他也难以逃避时代对他的影响。他曾应召参与阿尔及利亚战争,虽然只在战场上呆了22个月,但这段时期的经历成为一段难以忘却的阴影,成为他后来对于战争以及人性的反思的铺垫。而在战后的法国,左右翼思潮不仅在政治上,也在思想和文艺领域争夺领地。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生平墙
这也是展览的第二层梳理,也就是,去看见一位年轻摄影师。他是如何思考和观察这个世界的,并寻找自己的生命意义与人生志向。


而第三个层次也离不开时代背景。二战之后,社会、经济、科技都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包括摄影摄像技术与新闻传播媒介。这个关系到吉勒·卡隆摄影的原初的性质与目的。在那些被发表于报纸杂志的经典代表性作品之外,吉勒·卡隆在5年时间中拍摄的10万余张照片,还有许多是他本人在捕捉媒体和公众关心,易于发表的作品之外,出于个人兴趣所拍摄的作品。这些作品比较少被公众知道,而这个也是我们从当下再去回顾他的摄影时,可以将他放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中进行讨论的原因。

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指出20世纪的关键已经不再是将摄影作为一门艺术来理解,而是要意识到从今以后整个艺术处于摄影的发展中。放在当代而言,不仅整个艺术处于摄影的发展中,图像在当下已经成为形塑一切的力量。对图像的关注,也使得摄影在当代艺术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而对这位在30岁正值事业发展巅峰的艺术家而言,也获得了走出历史的档案柜,在美术馆博物馆展览展示的机会。

那我们此次的圆桌对谈也将围绕这三个层次来逐层展开。首先,因为中国观众对吉勒·卡隆这个名字比较陌生。所以想先请基金会的代表以及普瓦韦尔教授为我们介绍一下吉勒·卡隆以及他的摄影所获得的认可与成就,学术界如何在摄影史和艺术上定义吉勒·卡隆及其创作。

吉勒·卡隆基金会会长路易·巴什洛先生在圆桌对谈上发言

路易·巴什洛

首先,在回答主持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之前,我想借此机会非常感谢白川鸿先生(M. Christophe Bagonneau,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领事)。没有他的支持与前期的鼎力相助,此次吉勒·卡隆在中国的首展就难以实现。当我们以及我们的家人,就是刚才提到的吉勒·卡隆先生的妻子玛丽安女士,一起在2007年12月17日在日内瓦创立吉勒·卡隆基金会的时候,真的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将吉勒·卡隆的作品带到中国,我们感到非常幸运。刚才,在主持人的介绍中说道吉勒·卡隆被称为“法国的罗伯特·卡帕”,真是非常高的赞誉。在基金会创始之初,我们做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收档整理所有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的档案,特别是家庭存档之外那些档案。比如,1964年和1966年这两年的档案就需要在新闻报纸或期刊杂志上寻找搜集。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领事 白川鸿先生 与 吉勒·卡隆基金会代表路易·巴什洛先生及1905艺术空间创始人徐比莉女士及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文化处公关项目官员吕梦莹女士在展览现场交流
在基金会创始之初,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特别是我们要召集很多人员帮助整理资料,将吉勒·卡隆的作品在新闻摄影中的价值发扬光大。我非常感谢在这段时期参与奉献的人。对于基金会而言,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历史节点。第一个时间点就是刚才提到的创始当年。彼时,吉勒·卡隆已经失踪了37年,也沉寂了37年。基金会得以在瑞士日内瓦成立实属不易。我非常感谢今天在场上就坐的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在他的主导下,推动了以“内心的冲突”为主题的,吉勒·卡隆摄影作品的巡展。在巴黎之外,展览还在2013年来到瑞士洛桑的爱丽舍摄影博物馆,在2014年的时候巡回到了比利时摄影博物等。此后,当吉勒·卡隆的作品参与世界各地非常著名的艺术机构的展览时,“内心的冲突”也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其次,2010年时法国蓬皮杜中心推出了一个展览,《杰作?》。在这个展览中,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首次入选世界知名的大型展览,并且被蓬皮杜中心永久收藏。在此,我要补充的一个信息是,去年蓬皮杜中心所展出的一个摄影的群展,《赤身具体》,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也在其中。近几年,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也出现在世界各地多个重要的展览中。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是,2020年的时候,玛丽安娜·奥特罗执导,热罗姆·托纳尔担任编剧的纪录片,《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正式发行。今天在我们的展览现场,大家也会看到这部影片。我们在每个主题展区处,选择性地剪辑了不同片段以供观众更好的理解吉勒·卡隆的作品。那这一部电影的完整版时长约1小时33分钟,导演以一种非常自由而清晰的方式重现了,或者说讲述了吉勒·卡隆的个人故事以及他的摄影作品的故事。这部影片让人印象深刻。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获得了导演玛丽安娜·奥特罗女士的慷慨惠允,将其执导的纪录片《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作为展览珍贵的补充资料呈现在影像单元
此外,吉勒·卡隆的家人,他的妻子玛丽安卡隆·蒙特雷女士作为吉勒·卡隆基金会主席,以及她的两个女儿,即今天到场的是长女玛箬岚·卡隆女士以及次女克莱芒·卡隆女士一起创立了吉勒·卡隆基金会,并于2023年,代表基金会将吉勒·卡隆的所有作品全部捐献给法国政府留档存续。也就是说,吉勒·卡隆的所有摄影作品都受法国国家保护。但在存档的同时,吉勒·卡隆的作品在法国以及在国际上的传播与展览的工作依然由他的家人、由基金会的共事者共同推动。我在此再次特别感谢此刻在台上同坐的米歇尔教授以及参与到吉勒·卡隆每一个展览中的博士生们。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的展览无法一次又一次成功落地。

吉勒·卡隆长女玛箬岚·卡隆女士在展览现场生平墙前与自己儿时的照片留影
最后,我要特别提到今天,也即2024年5月4日,我们非常有幸受到法国驻广州领事馆的协助,在福建省桂湖美术馆落地《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这个展览令我们非常感动。今天早上,我们第一次来到展览现场。我们被感动地纷纷落泪。对我们而言,这不仅是吉勒·卡隆个人的历史性时刻,同时,也标志了他在艺术史、摄影史上的重要性得到了应有的凸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历史、一件作品的历史如何与整个社会的历史、与世界的变迁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非常感动。


张芳

那么,接下来请米歇尔·普瓦韦尔来谈一谈学术界和摄影界如何定义吉勒·卡隆以及他的摄影创作。

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在圆桌对谈上发言

米歇尔·普瓦韦尔


大家好。首先,要非常感谢中法文化之春的主办方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及驻广州总领事馆,也非常感谢桂湖美术馆,以及我要向吉勒·卡隆中国首展的策展人朱炯博士表达祝贺。对于我来说,我非常高兴这次能够在中国,能在这里,与你们一起分享吉勒·卡隆的作品。吉勒·卡隆的全部摄影档案已经被列入法国国家遗产。吉勒·卡隆基金会把他的作品档案捐献给了法国政府。通过捐献,法国学界及艺术界能够对吉勒·卡隆的所有档案和照片进行深入研究。吉勒·卡隆的创作生涯虽然短暂,但却留下非常丰富的作品。在1965年到1970年,仅仅五年时间,他极其高产地拍摄了十万多张照片。


在学术界有个说法,摄影史首先是由摄影师创造的。那推及摄影报道,则是由摄影报道记者创造的。但恰恰是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左右,摄影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从2000年以来,美术馆或其他艺术空间开始展出摄影记者的作品。那吉勒·卡隆基金会在2000年以后,通过积极推动吉勒·卡隆作品的展览与出版。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参与了整个艺术史的发展。也就是说,吉勒·卡隆从一个摄影记者到摄影史中的人物,他的作品从历史的档案资料到了美术馆场域展示的艺术作品的一个转变。

那接下来,我想谈谈为什么吉勒·卡隆的作品如此重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首先要明确一点:吉勒·卡隆是一个摄影报道记者,但是他也不仅仅是一个摄影报道记者。他在做摄影报道的时候,是以一种属于他的方式、一种独特的方式来拍摄的。吉勒·卡隆他有非常丰富的文化底蕴。他不仅广泛涉猎文学,同时也爱好艺术,以及电影。所以用来界定他的非常重要的一点或者说在界定他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必须谈及的是他在摄影中能够把对于一个时事和新闻的观察转变成具有历史性的叙述。那我们如何可以把一个事件和新闻转变成历史?我觉得在他的摄影当中恰好可以观察到这种微妙的转换。他很重要的一个方式是把逸闻趣事和细枝末节转换成具有象征性的图像。吉勒·卡隆的摄影是具有思考深度的。他在摄影过程中会去思考摄影作为媒介和工具本身的属性。当他拿着相机拍摄的时候,他不仅在记录事件和新闻,而是将自己作为历史的见证者。


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为吉勒·卡隆策划的两张展览的同名出版物
吉勒·卡隆另一个重要的作用可能恰恰是作为桥梁,连接了我们所熟知的以布列松等(同时也是一位积极介入的知识分子)一代与当代摄影之间的一个重要人物。也就是说他参与了从摄影师向影像艺术家的转变。吉勒·卡隆不仅是一个战地摄影记者,他通过摄影试图理解历史的脉络,同时保持着对于他自我内心的敏感度,以及对新闻事件的敏感度与思考。我曾与吉勒·卡隆基金会合作举办过一个重要的展览,刚才路易也提到了这场以“内心的冲突”为题的展览。展览的主题所想要揭示的就是吉勒·卡隆作为摄影师不仅仅只是从外部来记录和观察事件,同时在记录过程中,他通过摄影展示了自己的内心。所以,他的摄影突破了传统的新闻摄影,在向作者摄影转变。他在这些摄影中表达了他对于人生方向、生命意义的探寻。


张芳

接下来,我们想请各位嘉宾就吉勒·卡隆的作品展开更加深入的阐述和解读。在这次展览策划过程中,策展人朱炯特别关注到了一点:吉勒·卡隆在拍摄报道事件时,不只是想要去完成自己作为一个摄影记者的工作。他在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把镜头转向了自己更加感兴趣的事件当中的人物,去记录那些大时代中的无名者、那些吸引他注意的生动的个体。在此次展览策展过程中,我们选择了吉勒·卡隆所拍摄报道的事件中,出现在新闻媒体上具有代表性的图像。
同时,也挖掘了吉勒·卡隆档案库中没有发表过的诸多影像资料。例如,我们在排布五月运动或者五月风暴的一系列照片时,特地将一系列展现事件和冲突情况的照片与对面展墙上吉勒·卡隆拍摄的非常生动鲜活、充满生命力的学生、青年、女性等形象形成对照。吉勒·卡隆曾在接受采访时说道:“五月运动是乏味的:每天晚上都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糟糕的条件,在黑暗中用闪光灯工作——而所有用闪光灯拍出的照片几乎一模一样。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从收音机里听到圣米歇尔大道上的活动又开始了;于是我们跳上车,找地方停车,一直拍到凌晨三点,然后把拍摄的胶片送到社里。第二天,一切再重复一遍。我从来不觉得自己在做一件聪明的事情。我像动物一样工作,像机器一样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吉勒·卡隆的摄影的语言。他真正感兴趣的永远是“人”,比如五月风暴的标志性图像,那张丹尼尔·科恩·本迪特的特写。以及其它的一些对走上街头的青年形象的捕捉,都展现出吉勒·卡隆对时代浪潮中的个体的关注。那策展人朱炯也希望在座的各位嘉宾都就这个议题选择一两张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向观众们加以细致解读。

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在巴黎索邦大学前对着戴着头盔的防暴警察唱起了《国际歌》,1968年5月6日©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五月风暴”期间街头的一对情侣,1968年5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玛箬岚·卡隆

在选择想要评论的摄影图片之前,我想特别提到的是2018年在巴黎市政厅举办的展览:《吉勒·卡隆:1968》,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有关法国“五月风暴”的展览。在这个展览通过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展现当时的学生,比如楠泰尔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去表达自己的诉求时的那种激动的情绪和紧张的气氛。
吉勒·卡隆全程记录了1968年巴黎五月运动,他的照片成为该事件的标志性图像。在2018年五十周年纪念之际,密特朗国家图书馆、巴黎市政厅等相继举办吉勒·卡隆这一系列摄影作品展,亦推出相关出版物——巴黎市政厅展览海报


本次展览的策展人朱炯博士在落地这个展览之前,真的来到了法国,与吉勒·卡隆的妻子玛丽安、玛箬岚与我进行了一次非常深入的交流和沟通。我觉得朱炯博士对待胶卷印样的方式非常特别。就像刚才在PPT上展示的这张图片一样,他们用一种造景的方式,特意让这个人物在照片中看似明星一般。这位女性可能当时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女学生或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但摄影通过摄影将她变成一个明星。所以,法语里有个说法,“Fabrication en star”,就说把一个普通的人变成一个明星。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去看吉勒·卡隆所看到的。他作为摄影师,不只是去记录发生之事。他在拍摄时带着自己的思考。在这一整卷印样里,他拍摄一个摄影师去拍一个人。这代表了他在思考作摄影师的工作方式。这版整卷印样显示的是37张,而一般卷胶卷只有36张。这卷胶卷的多出来了一张。这多出来的一张胶片因为氧化变成了这个样子。通常来看,这胶片算坏了。吉勒·卡隆基金会整理了那么多档案,如今,当我们去研究这些档案,可以研究什么呢?我觉得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卡隆当年可能没有意识到的细节。但他的摄影记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基础。正好坏的是这个被拍摄的明星,这个明星可能是梦露,可能是另一个女星,但不是她本人。坏掉的胶片上被造的那个女星如今面目模糊,而造星的那些人,摄影师和化妆师仍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我们在吉勒·卡隆摄影档案所引发的思考的基础上策划了这场展览。

1966年5 月,吉勒·卡隆离开巴黎社会新闻社后,在Vizo摄影短暂工作了一段时间。随后为一家名为照相服务(Photographic Service)的时尚摄影机构工作,学习如何拍出“氛围感。该张接触印象为此时期档案,胶卷在保存中有一部分腐化。

路易·巴什洛


吉勒·卡隆拍摄的时候是带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的。这是我们的共识。基于刚才玛箬岚对于这些照片的评论,我想稍作补充。今天早上参观本次展览的时候,我非常惊喜的发现女性在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中占据了一个如何关键性的地位,那些美丽优雅的女士们是如何被呈现在镜头中。我想请米歇尔教授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米歇尔·普瓦韦尔

我想就此补充的是,除了战地摄影,吉勒·卡隆在巴黎的时候会去拍摄报道明星、演员等时尚艺文界的名人。我们可以在展览现场看到一个区域是他当时拍摄的名人肖像。吉勒·卡隆的一大才华在于他恰恰可以把人物和时尚摄影的语言与技法运用到战地摄影中。当他拍摄冲突与战争中的无名者时,这些被他定格的人物的优雅姿态、时尚的着装,以及他们的精神状态,恰恰是吉勒·卡隆有意识的一种选择与呈现。

约翰尼·霍勒迪(Johnny Hallyday) 和 席琳·瓦尔坦(Sylvie Vartan)为电影《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录制主题曲,1968年1月19日© 吉勒·卡隆基金会Fondation Gilles Caron
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的伊博分裂主义(Soldat lbo)游击队员,1968年9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玛箬岚·卡隆

我也想就此谈谈我的看法。正如玛丽安娜导演的纪录片,《吉勒·卡隆:定格历史》或如展览现场的翻译,《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所展示的那样,导演通过吉勒·卡隆留下的10万张摄影还原他叙述事件以及事件当中人物的视角。因为在用摄影作品讲述一个故事或者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不仅是在讲述历史与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其中也会参杂着摄影师自己的意图。

路易·巴什洛

对我而言,这可能出于偶然。但在偶然的背后,有意或无意的因素不可避免,比如,摄影师的习惯。吉勒·卡隆经常拍摄电影明星和社会名流,导致他更容易关注到那些穿着更加优雅或者是更加符合人们对于巴黎女人的想象这样的人物。这是我米歇尔教授发言的一点补充。吉勒·卡隆会有意无意地选择可以作为某一个事件的形象代表的人物,去叙述历史。就像我们在今天的展览中看到的一部分摄影作品一样,吉勒·卡隆会给人物一个特写,通过这个特写来展现人物当时所在的历史语境。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用一滴水反映太阳的光辉。
五月风暴期间大学里的学生,1968年5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Fondation Gilles Caron
有趣的是,我们讨论的主题突然有点像女性主义摄影,聚焦点变了。吉勒·卡隆摄影的高峰期大概五年多,那时他20多岁。可以想象的,作为一个非常年轻的摄影师,他的目光捕捉的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也好,游行也好战地也好,他的镜头要表达都是对人性的关注。正如法语中“être”这个词,它本身是存在的意思。那人是如何作为存在,在镜头下被表现的呢?特别是在重现历史事件的时候。比如此次展览所呈现的北爱尔兰宗教冲突中那些人的状态。每一次吉勒·卡隆深入战地前线进行战地报导时候,他不仅是为杂志或者报纸做新闻报道工作,吉勒·卡隆更是在报道之外,探寻人性。比如,吉勒·卡隆所拍摄的不只是我们想象的战争中受苦受难的人,还有可能是战争中翘着二郎腿、喝着酒的人,可能是正在河中洗澡的士兵等等。通过不同的场景,他能够更加全面的体现人在不同的情景下,在极端情况下的状态。
北爱尔兰,1969年8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朱炯

我想说我深有同感。因为最早看到吉勒·卡隆的照片的时候,我特别快就感觉到他对人物的关注。比如在柬埔寨这个吉勒·卡隆失踪前做的最后一个报道中,他没有拍到冲突。虽然他到柬埔寨的时候朗诺政变已经发生了。但我们可以从照片中感受到的他拍到的更像战争来临前的街头日常景象。人们的精神状态还如往常,但是生活已经变调了。如果说他在法国拍摄普通人与明星时那种栩栩如生的捕捉是基于文化共识。但当他来到亚洲的土地上,在陌生人之中,他也读懂了这里的人。他拍摄的柬埔寨的青年与他拍摄的法国街头的女性,我觉得一样精彩,展现了他对人的理解,不仅是对女性,他对男性的呈现也很棒。当然,他也看到了正在发生的事情。但冲突爆发之前,他也有了某些预见。这是他厉害的地方。

刚加入军队的柬埔寨青年,1970年4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张芳


我想朱炯博士可以就此点展开深入分析。这次策展过程中,朱炯博士挑选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但因为展区面积有限,挑选作品的时候,朱炯博士特别有技巧。当然,在展览现场朱炯博士所挑选的作品之外,还有很多没有呈现的作品,所以想请朱炯博士谈谈选择作品时的思考。


朱炯

正如刚才米歇尔教授的介绍,吉勒·卡隆首先是个报道摄影师,而他恰恰又是连接了报道摄影与作者摄影的桥梁式人物。今天,他的新闻摄影被纳入当代艺术馆和美术馆的展览中,进入到艺术史中,也体现了吉勒·卡隆摄影的两面性。在报道之外,比如越南战场,这是一场在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报道的历史事件。就我而言,我知道摄影史上的越战是什么样子。正如在此次展览越南战争展区中起始处的照片中看到的那样,战况激烈。但根据我们找到的材料,吉勒·卡隆到了越南战场之后,被美军专门对接来自世界各地记者的部门安排着,去拍摄一样的场景与事件。吉勒·卡隆不想和其他记者拍一样的内容,做一样的报道。他独自溜上一架美军直升飞机。后来,他发现这架直升机是运送尸体的。

大部分来到越南战场的记者所报道的内容均为美军安排好的,吉勒·卡隆为了获取独家内容跳上了美军运送尸体的直升机,1967年11-12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达喀图战役,1967 年 11 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这个报道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画面是关于当时最残酷的一场战争,我们看到左边的两个人是往右边移动,下面有个人望向左边。这个画面的内部信息很丰富,虽然不是具体表现战场死伤惨重,谁对谁错。这些信息和责任超出了一张照片的承载。吉勒·卡隆用他的摄影告诉我们战争的冲突和残酷的具体体现。“越南战争”单元起始处的四张照片表明了战争的情况,接下来的几张照片是关于越南铁路与当地人的生活。这些照片拍得也非常好,展现了当时越南平民的生活状态,男人、女人、小孩、老人。但我们更可以看出他所希望展示的是战场上两方的存在,美国和越南。更加可贵的是他所拍摄的美军,那些在读信、写信与思考的美军士兵。正如此次展览名的来源,“我要看见”其实是来自于吉勒·卡隆在阿尔及利亚服役期间给妈妈的写的一封信中的内容。他在这些士兵的身上好像看见了曾经的自己。以及这张美军士兵帮小狗抓虱子的照片、战斗间隙休息的照片,都体现了那时被国际社会广泛指责的美军人性的一面。

越南战场上的美军士兵在休息间隙给小狗抓虱子1967 年 11-12 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越南战场上躲在战壕中写信的美军士兵1967 年 11-12 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在1967年比较早的两个报道中,吉勒·卡隆已经非常明确他个人看待战争的观点。他曾经作为法国士兵的经历带给他的反思,现在他得以用摄影来展现。比如这张达喀图战役中拍摄的照片,展现了一个士兵的死亡。但在一个当代美术馆中,我们如何去解读这种对战争死亡的呈现,如何保证其合理与合法性?我其实也想请问米歇尔教授和各位在坐嘉宾。我觉得这张照片对死亡的表现非常柔和,甚至有一种美化死亡,或简化死亡的感觉。各位如何理解其中艺术审美的悖论?


当然,这幅图像对死亡的表现具有象征性,其中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与同情因为战争更加凸显。照片上,一个可能已经死去的士兵身上匍匐着哀恸的战友,战争的悲剧因为这样一个事件显现,它无情地摧毁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个体。此外,我觉得这张照片中也有近乎宗教的一面,这位战友并没有因为身边仍在进行的战斗停止他的哀悼,送别走向死亡的灵魂。生命的神圣性战胜了战争。

一个美国士兵中弹死去,1967 年 11 -12月,越南©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路易·巴什洛

我非常认同朱炯博士的阐述。我们通过这张图片好像回到这个士兵死亡的瞬间。吉勒·卡隆重新诠释了人性。这位士兵趴在他死去的战友胸口,似乎时间静止了。但在他们两人之外,残酷的战争仍在继续,摧毁无数生命,这个数字甚至超出我们想象。战争对人的摧毁首先是物理上的,身体上的,这点我们在图片上能够看得特别清楚。在这张图片旁边的另一张摄影,是我和玛箬岚都非常有感触的。因为我们两位也是艺术家,我们夫妇是一对艺术组合。我们的创作涉及行为表演、陶瓷艺术,以及摄影、油画等,灵感重要源于社会新闻。虚构场景是我们经常采用的方式,其中,对死亡场景的虚构是最难的。在我们看来,当吉勒·卡隆作为摄影记者深入战地前线时,就好像拥有了最好的死亡造景与演员。战争前线独特的残酷而崇高的美,对于吉勒·卡隆从纪实报道到作者摄影的转变是否也有一定影响?这些“决定性的瞬间”是非常珍贵,同时也是非常难得的。比如,这张图片中我们能看到这些人物的身体姿态、运动趋势,这些形态的组合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视觉审美效果。

玛箬岚·卡隆


回到刚才那张一个士兵死亡的照片。我们看到他战友把手放在他的胸口,陪伴着他,而在照片之外,作为摄影记者的吉勒·卡隆也在陪伴他们。观众在取景框之内的图像时,比较难意识到的是取景框外发生的事情。但取景框本身就是摄影师在场的证明。在这个事件场景中,吉勒·卡隆并不只是在冰冷地记录着,摄影师他饱含着情感,非常细微地表达着这一瞬间。


张芳

刚才几位嘉宾对于图像的分析非常精彩。通过他们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看到吉勒·卡隆用镜头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也将镜头对准了自己。在策展研究的过程中,我们查阅了诸多资料,包括普瓦韦尔教授策划的展览《内心的冲突》及同名出版物。这本出版物的封面是吉勒·卡隆在报道以色列“六日战争”时观察到以色列士兵穿着的军装就是当年吉勒·卡隆在阿尔及利亚战场身着的法军战服。这些法军的剩余物资被用来资助以色列军队。吉勒·卡隆在以色列战场上恍如回到过去,越南战场上他也看到了另一个“自己”,就是朱炯博士刚才提到的越南铁路。越南曾是法国殖民地,这条铁路最早是由法方修建的起始段,后来法属越南政府完成了贯穿越南全境的铁路。他好像在这条铁路上看到了另一个“自己”的投射。在比夫拉也可以看到,他将镜头对准自己的同事德巴东的同时,他也如照镜子一般,观察到自己在当下的处境。这种自我的投射,其实之前普瓦韦尔教授在法国为吉勒·卡隆策划展览时,做了非常细致的梳理,并提炼出颇具学术性的研究主题,比如“五月风暴”中吉勒·卡隆拍摄的诸多投掷者的形象,以及对女性的聚焦与关注。接下来,有请这次圆桌对谈的特邀专家普瓦韦尔教授谈一谈他对吉勒·卡隆的相关研究。

越南铁路,1967 年 11 -12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米歇尔·普瓦韦尔

如何切入吉勒·卡隆的摄影?确实存在许多解读的角度。在拍摄这些照片的时候,吉勒·卡隆是摄影记者,这是首要的角度。他报道了彼时世界上很多地方发生的战争冲突,包括刚才提到的“六日战争”、比夫拉内乱、北爱尔兰宗教冲突、“布拉格之春”一周年纪念、柬埔寨朗诺政变等。他都在场,作为摄影记者参与报道。在1965年到1970年短短5年多的时间,他作为摄影记者的职业生涯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交融在一起,既是见证者,同时,他的摄影报道成为一份重要的历史档案。

这场展览一大特别之处在于:在整个摄影记者生涯中,吉勒·卡隆的很多照片都出版过,被发表于报纸杂志。新闻追求的是时效性,而展览与之不同。比如在此次展览中,有许多照片恰恰是此前没有被出版过的。这些照片来自吉勒·卡隆基金会成立后,梳理出的他所拍摄的10万多张图像档案。归功于吉勒·卡隆基金会的努力,他们为世界摄影史的数据库补充了那个时期的档案资料。

意大利杂志《EPOCA》使用吉勒·卡隆的拍摄的以色列六日战争的照片作为封面©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1969 年 8 月 30 日,《巴黎竞赛报》(Paris Match)封面上这位小男孩后来被送往英格兰。该期画报封面、五页关于爱尔兰的报道和五页关于布拉格镇压行动的报道均出自吉勒·卡隆之手©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看到了吉勒·卡隆作为摄影记者之外另一种面貌。这种面貌是此前未被公开的,几乎不为人知的。吉勒·卡隆所拍摄的这些照片,也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艺术上的敏感度。他在当时发表照片其实要遵循一定的出版物规则与限制,但我们在这个展览中选择照片的标准更多是从艺术与美学上所作的考量。当然,我要强调一点。我们之所以能够以一种艺术和美学的角度去研究吉勒·卡隆,去发掘吉勒·卡隆从未展示出来的底片档案,并非无中生有。恰是因为吉勒·卡隆的作品中拥有这样一种美学力量,他的作品在艺术与美学上有非常强烈的个人特点与价值。吉勒·卡隆在作品中所展现的艺术敏感度是有说服力的。

除了我策划的展览以外,越来越多关于吉勒·卡隆的展览和出版物也层出不穷,每一个策展人也带着自己独特的思考与研究发展吉勒·卡隆摄影的解读与价值。我也在参观这场展览的过程中,发现了一些我自己从未见过的照片。它们从吉勒·卡隆的图像档案库中被选择出来,被公之于众,令我非常触动。我相信吉勒·卡隆是一座宝库有待更多策展人、艺术史学家、艺术从业者对他进行研究、发掘。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当然,吉勒·卡隆发表这些摄影的媒介是新闻出版物。但如今,吉勒·卡隆的摄影被纳入摄影史和艺术史的范畴,在美术馆和艺术空间被展览展示时,这也是极具标志性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摄影本身的媒介属性也在发生转变:从信息传达到艺术创作。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政治人物“单元展厅空镜
张芳

此次圆桌对谈的最后一个环节有请朱炯博士来做一个回应。桂湖美术馆最初与朱炯博士讨论此次展览时就清晰地提出的一点要求是,我们是一家专注于当代的美术馆,而非博物馆。正如刚才普瓦韦尔教授所言,吉勒·卡隆的第一个身份是摄影记者,他拍摄的首要动机是新闻报道。那么,这些具有史料档案性质的照片如何在当代和艺术的领域去观看与解读?也成为策展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此外,吉勒·卡隆所拍摄的上个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几乎与中国无关,他也未曾涉足中国大陆。那么,在半个多世纪之后,他的作品来到中国大陆,对于本地观众而言,有何意义?

吉勒·卡隆曾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月,等候准入越南签证,1967年10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朱炯


首先,我建议大家可以到网上查一下普瓦韦尔教授2018年在巴黎策划的吉勒·卡隆的展览。我们在网上查到了一些片段,从这些片段中,大家可以看到与此次展览的呈现是完全不同的。刚才普瓦韦尔教授已经介绍了他的一些思路,而我们这次确实针对吉勒·卡隆的摄影档案,选择了许多此前从未展出过的作品以及整卷印样。在座诸位嘉宾不少与我一样都曾经历过胶片时代,看到这些整卷印样应该都会感到很亲切。以前用胶片拍照时,必须先印小样,再从小样中选择一些放大成照片。但对于今天数字时代的新人,大家大多不知道过去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包括这个“整卷印样”这个翻译,我们也是想了很久。摄影媒介的发展变化也是此次展览关注的一个重点。我在前言中也提到,此次展览有三个层次,除了展示吉勒·卡隆作品本身的价值,并了解这样一位年轻的传奇摄影师短暂而灿烂的生命经历,另外一点,就是从媒介考古的角度,展示彼时摄影师和新闻摄影的工作方式。


展陈互动装置之接触印相
我们选择了许多整卷印样,用有创意的方式结合到当代展览现场。大家会在一楼的圆形主展厅看到我们用巨幅画布印制了一些小样,并用悬挂的方式在空间中凸显它的存在;在一楼通往二楼的楼梯上,我们模仿整卷胶卷的形状制作的展台上,不仅在动线上连接着一二楼的展区,同时,展台上还展示了许多整卷印样,并配置了放大镜。过去的摄影师就是在整卷印样上选出那些他们觉得可以被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照片;在二楼最后的香港单元,我们做了个暗房。观众在里面可以了解胶片的冲洗流程。摄影师在前线拍摄的时候是无法知道自己拍出来的照片的效果的,只有当胶片在暗访中被冲洗出来之后,摄影师才能看到最终成片。现在大家都用小巧的手机拍照,但以前沉甸甸的相机多好看呀,设计的多好呀。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摄影文化的变化,人类文明史的发展。在这张照片中,新浪潮导演戈达尔的摄影师在用一架非常笨重的胶片机拍电影。那些经典的新浪潮电影,竟然出自如此庞大笨重的设备。我们在向吉勒·卡隆致敬的同时,也是在向胶片时代工作的那代优秀的摄影师与电影导演致敬。
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周末》的片场,法国,1967年9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通过这几个具有体验性的展陈单元,我希望观众可以了解和感受银盐胶片的魅力与文化。在此次展览的新浪潮单元,观众可以看到吉勒·卡隆拍摄报道的电影片场、演唱会、时装秀等。在这些摄影中,我们可以看到吉勒·卡隆有时特意将镜头对准了自己的同行,或是把摄影记者也放进取景框中。刚才,普瓦韦尔教授指出吉勒·卡隆意识到相机作为一种媒介与工具的作用,以及图像被制造的过程。刚才我们讨论的这版整卷印样恰好说明了这点。在这卷小样上,吉勒·卡隆好像想曝光摄影师制造明星的过程。而吉勒·卡隆在拍摄其他明星时,比如索菲亚·罗兰与她的丈夫在马赛度假的报道,那时许多新闻记者都在现场拍摄,吉勒·卡隆特地选择比较后面的机位,虽然因此无法获得索菲亚·罗兰清晰的面孔,但是却把她和丈夫被许多记者围绕的场景记录了下来。因为我自己也从事摄影创作,我能感觉到吉勒·卡隆在拍摄时,不仅只是记录。他始终通过镜头在观察与思考,索菲亚·罗兰为什么能够成为大明星?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记者在拍她?他似乎通过摄影来探究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当然,我们现在说吉勒·卡隆是一个伟大的摄影师。但我们不是在造星,也不是要把他包装成英雄。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平面化的时代,我们不再需要偶像,我们也不需要崇拜吉勒·卡隆。我们尊敬他,我们喜欢他的作品,因为,他很真诚,他毫不掩饰对于摄影与图像的警觉。他的观察与思考给我们留下如此多珍贵的档案。


路易·巴什洛

很遗憾,吉勒·卡隆的妻子、玛箬岚的母亲玛丽安女士无法来到展览现场。如果她看到吉勒·卡隆的作品在这次中国首次个展,以如此动人的方式被展示,她该有多高兴呀。在此次展览策展过程中,玛丽安女士作为吉勒·卡隆基金会的主席,与朱炯博士一起做了非常多梳理工作,为展览付出了很多努力。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开幕式上吉勒·卡隆基金会代表巴什洛&卡隆致辞

朱炯

玛丽安女士已经85岁了,但策展期间,她经常半夜里给我发邮件与信息,与我对接工作。她的精神让我十分钦佩。

路易·巴什洛


非常感谢朱炯博士,感谢所有为此次展览的顺利举办贡献与付出的人。正是因为大家齐心协力,这个展览才得以顺利而圆满的开幕。刚才朱炯博士发言的时候,虽然我不懂中文,但从在场观众的笑声与表情中,我感受到了一种愉快的氛围。此次,吉勒·卡隆的作品得以在中国展览,我们感到非常幸运。虽然,吉勒·卡隆拍摄的多为战争与冲突,但我们更想通过吉勒·卡隆的摄影为大家带来希望与和平。


张芳

吉勒·卡隆曾在采访中说道:“摄影始终是摄影,摄影师的水平并不取决于主题”,在这样一种无差别的观看和平等的目光中,我们看到他所拍摄的这些无名人物具有与重大事件同等的重要性。我们也希望借由此次吉勒·卡隆在中国首个个展所创造的契机,把平等、包容、理解的目光分享给当下的观众,“看见”与“见证”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与未来。今天的圆桌对谈在此告一段落,谢谢各位的参与与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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