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湖美术馆 译稿|“无国界医生”创始人的亲历与心声

文摘   2024-09-14 15:36   福建  



法国《快报》(L'EXPRESS)杂志1968年10月刊使用吉勒·卡隆于比夫拉拍摄的照片作为封面,并以“比夫拉:终结”(BIAFRA: LA FIN)为题进行报道©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从今之后,苦难不再只属于那些亲历者,
也同样属于旁观者,
也就是属于全人类。”

访/无国界医生、世界医生组织创始人、前任部长伯纳德·库什内


Interview of Bernard Kouchner



Q1:1967年开始的比亚法拉(Biafra)战争期间,无国界医生组织诞生,并开创了全新的人道主义援助形式。那么,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Bernard Kouchner:冲突期间,我们完全偏离了红十字会标榜的中立位置,也没有得到他们的盖章批准。我们认为,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其实是由于政治斗争所引发。比亚法拉数十万儿童并不是因为战争而丧命,而是因为食物封锁而被活活饿死,而这样的行为是《日内瓦公约》明令禁止的。非战争时期,这个国家并不会受到饥饿侵袭,但现在孩子们却因为饥饿而丧命。医生们为营养不良的孩子制定出临时治疗方案。但当他们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就回到他们的村庄。可是很快,他们又会被送回来,身体状况更加恶化。这样的事情发生到第三次,我们便无能为力了。作为医生,我们觉得自己很无力,但又不想容忍这种状况。因此,我们决定引发舆论关注。


1968年7月,伽玛图片社成员吉勒·卡隆和雷蒙·德巴东第二次报道尼日利亚比夫拉的饥荒,德巴东拍摄纪录片,卡隆则拍摄照片。此图为卡隆拍摄的德巴东的工作状态。©Fondation Gilles Caron

Q2:那么摄影记者在引导公众舆论方面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Bernard Kouchner:吉尔斯·卡隆(Gilles Caron)是第一位跟我们一起到现场并带回照片的记者。摄影记者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能够展现事态的严重性、也能触发巨大的影响力,人们第一次开始关注与己无关的陌生人的死亡,这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因为从今之后,苦难不再属于它们的制造者,也同样属于旁观者,也就是属于全人类。


在巴黎举办的一次全国医疗保险互助会议上,我们递交了第一份有关比亚法拉现状的证词,这份证词由当时在现场的飞行员、医生和记者共同完成。没有人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出发,我们都发出同一种声音:描述这场人类的灾难,然后让全世界行动起来。


比亚法拉事件是第一场被搬上电视荧幕的“屠杀”。时任法国电视二台电视新闻节目(JT)的主播皮埃尔·赛巴格(Piere Sebag)对该事件进行了详细的报道:“这些照片揭露了残酷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忽略一点,那就是他们需要帮助。”同样,我们也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露面,为无国界医生组织募捐。


比夫拉难民,1968年11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Gilles Caron Foundation


Q3:在现场,记者和人道主义援助者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Bernard Kouchner:兄弟和共谋者。我们总是和像雅克·帕夫洛夫斯基(Jacques Pavlowsky)、胡塞·尼古拉斯(JoséNicolas)以及帕斯卡·马努康(Pascal Manoukian)这样的老相识共同行动,因为我们知道会一起活下来。有时候,记者们也会向我们提出建议一起行动。有这些记者一直陪伴,我们都非常高兴。他们是真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我和艾赫维·沙巴利耶(Hervé Chabalier)一起前往厄立特里亚(Érythrée)。那时候,我们随身拎着所有行李,还需要徒步数百公里。那是个大冒险的时代。在现场,医药箱和摄影器材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一方面,没有新闻和视觉的情绪影响;另一方面,没有手术刀的情绪影响。大家各司其职,互不影响。此外,摄影记者自己承担费用。当然,他们之所以参与其中,也是因为很清楚拍摄的照片日后会大卖。但是,有很多记者就算感染了病毒,也依然跟随我们继续旅程。因为在当下,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那就是在全世界保障人权。


举个绝佳的例子。有三位摄影记者,分别是来自《解放报》(Libération )的吉尔·布雷松(Gillec Bresson)、《巴黎晨报》(Matin de Paris)的文森·拉鲁(Vincent Lalu)和法新社(AFP)的弗朗索瓦·格朗里耶(François Grangié)。20世纪 70年代末,他们跟随我们去拍摄船民。原本他们只是打算去提出问题、撰写专栏再拍摄照片。但是到了现场,他们立即放下笔杆和机器.帮助我们一同协助船上病重的人们上岸。最后,他们只能为三家媒体共同完成薄薄一页纸的报道。文章寄出后,编辑都咆哮了。但是,这篇报道最终闻名全球。更重要的是,他们拯救了生命。这已经是很久之前的事了,那时,我们不是竞争者而是合作者,我们都是战士。



尼日利亚比夫拉,一个用自行车运送棺木的男子,1968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Q4:如今,媒体已不再向现场派遣摄影记者。80%左右的人道主义援助报道都由非政府组织来完成......您如何看待这样的转变?


Bernard Kouchner:媒体的预算和印刷量都已大不如前,而类似的题材也越来越难吸引公众舆论,这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人道主义援助和哪个国家都没什么关系,所以媒体也不再派记者来报道。最终,人们不再感到愤怒,也不再认为这样的事情和自己有关。想想看今天的叙利亚!简直难以想象......电视观众对死亡已经产生了厌恶和疲劳的情绪。因为,如今太多的照片充斥电视和网络,新闻摄影因而已经走到了尽头。此外,经济危机和失业率上升导致欧洲和法国政府重新制定政策中心,这也是发生转变的原因。


如今,非政府组织也面临着激烈的市场竞争。经常能在同一个地方,看到数百个大大小小的组织。因此,报道必须独树一帜。图像、照片、平面设计能起到帮助作用。非政府组织向募捐专家寻求帮助,而这些人也需要影像宣传,来说服别人慷慨解囊。一个新兴市场就此诞生,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应当继续到现场去,展现人道主义援助的工作。



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的伊博分裂主义(Soldat lbo)游击队员,1968年9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Gilles Caron Foundation


Q5:摄影资金的提供者从报纸转向非政府组织,这样的转变也促生了一种新形式的图片报道极端主义。与您在无国界医生组织所了解到的新闻摄影相比,这样的报道是否缺少了新闻独立性?


Bernard Kouchner:这完全是两种职业。当然我离开这一行也已经很久了。不过,我知道照片不会撒谎。虽然报刊从不会要求报道达到某个目的,因为一切都在明确的报刊编辑链条上。照片和文章一样,都总是试图表达某种意图。我并不认为,当雇主变成某个成功的非政府组织后,会影响摄影师的独立性。为什么受雇于像达索(M.Dassault)控股的《费加罗报》这样的媒体就一定更独立?我对记者很有信心,我认为无论他们是否受雇于非政府组织,都可以保证独立报道。


摘自《四十年新闻摄影:西格玛时代》,文字由玛丽·库赞(Marie Cousin)和米歇尔·赛邦(Michel Setboun)记录整理文字由玛丽·库赞(Marie Cousin)和米歇尔·赛邦(Michel Setboun)记录整理


桂湖美术馆展览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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