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达喀图战役，1967年11—12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Gilles Caron – A Rising Star Brighten as A Thunder
文／唐东平
随着中法建交60周年纪念活动的陆续开启，福建桂湖美术馆《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也隆重展出，“法国的罗伯特·卡帕（French Robert Capa）”——著名摄影记者吉勒·卡隆（Gilles Caron），这位摄影史上的传奇人物，也在忽然之间闪亮地进入了中国摄影人的视野。自1965年起，他先后供职于巴黎社会新闻社（APIS）、Vizo摄影机构、Photographic Service时尚摄影机构和创始时期的伽玛图片社（Gamma)，第二年成了合伙人，并很快以自己骄人的业绩成就了该图片社。在短短五年多的职业生涯里，奇迹般地以自己独特的摄影视角，一次次地深入了诸如以色列“六日战争”、越南战争、法国“五月风暴”、非洲比夫拉战乱、北爱尔兰骚乱、“布拉格之春”一周年纪念活动、乍得内乱和柬埔寨战争等矛盾冲突的核心区域，瞄准焦点进行深度报道，同时又以开放的视野，拍摄日常生活中有影响力的时尚事件，以及社会名流与政界人物的肖像照片。他那极其短暂，却又极其辉煌的摄影人生，在群星璀璨的年代里，好似一道划破长空的闪耀光芒，留给世人无比的惊叹和无尽的惋惜。1968年12月，吉勒·卡隆（右一）与雷蒙·德巴东（右二）在伽马图片社办公室接受采访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时光的洗礼与打磨，那些集中在短短几年光景里，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生成语境，经过后人重新编辑展陈的11个系列近200幅报道摄影图片，从可以被确认的历史事件与可以被捕获的想象起点重新出发，开启了一个当下空间视阈下的全新旅程。在这个特定的展览空间里，早已经被西方各大媒体与广大读者公认确定成为历史叙述的图片内部，它们究竟在一开始被作者赋予了怎样的意义结构？如今来自不同生活阶层的观众，置身其中时又将会获得怎样的召唤与较为实在的启发？我们这些正在学习摄影与从事摄影工作的人，究竟又该以什么样的心态、视角与身份，在什么样的范畴内，严肃而公允地看待这么一位摄影家和这样的报道照片？这样的展览，作为一次难得的吉勒·卡隆文化遗产分享，对于职业摄影记者和非职业摄影的业余爱好者来说，又将形成怎样的不同观照？生发出怎样的文化思考？1969年，重返以色列的吉勒·卡隆在街头，手持常用的尼康相机 ©Fondation Gilles Caron
1959年，20岁的吉勒·卡隆在阿尔及利亚服兵役，他亲眼看到了战争的暴力与严酷，深刻地体验到了战争给无辜者所带来的伤害，因而他决定拒绝参加战斗，即使被关进军队监狱也决不妥协。要知道，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自我的觉醒，是走向自主独立最为重要的前提，可以说，所有智慧的起点，包括自主意识的觉醒，都是源自他对自己所处世界的怀疑、否定与批判。他在给母亲的书信中，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对于公平、正义与人道，他开始约莫有了属于自己的选择与判断，我们也可以从中约略得知其内心世界对人类和平的真切渴望，尤其是一如既往的真诚、善良与美好。其实，那便是吉勒·卡隆留给人世间的一个早期的生命坐标，在这个坐标系上他早已标注好了后来自己影像世界里的精神原点。早年初学摄影的时候，吉勒·卡隆给妻子玛丽安·蒙特雷（Marianne Caron Montely）拍摄的极具电影画面感的肖像照片（图2），画面神秘，充满悬念，人物的表情则给人以一种浓烈的忧愁与悲悯，那双美丽、透亮而略显紧张的大眼睛，直视着镜头方向，此时此刻她似乎正在担心着隐藏在相机背后的那个人。显然，这是心心相印的同理心的揭示，是爱人之间相互牵挂的微妙感觉的即时捕捉与准确传达，一切都是那样的清澈通透，率真而为。我们今天再来一起观看吉勒·卡隆的报道摄影，即使难以回到历史中曾经的时刻与可以被探讨的语境，即使纯粹是以今人的眼光来判断，仍旧不难看出其美好内心世界渗透在画面中的点点滴滴，其实，这就是影像世界里摄影家精神投射的力量，这也是优秀的报道摄影师该具备的生命底色。从自主意识的觉醒，到自我建构的完成与完善，有些人需要一辈子来努力完成的事，吉勒·卡隆只用了几年的时间，而在1965年正式进入职场时，他显然已经完成了他自己心灵层面的建构。
图2 吉勒·卡隆初学摄影时给爱人拍摄的肖像 ©Fondation Gilles Caron当然，谁也无法设想，如果1970年4月5日吉勒·卡隆没有在红色高棉管控区连接柬埔寨和越南的1号公路上失踪，那接下来的岁月会怎样？因为他是一个具有高度责任心的人，他深爱着自己的家人，同行的突然牺牲，已经让他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所处的危险境地，我们唯一知道的事情，就是他在给朋友的信中所透露的心事：他将柬埔寨之行当作他职业记者生涯的最后一站，随后他将进入转型期。至于说，是不是会走老朋友雷蒙·德巴东（Raymond Depardon）的路线，转入电影界，还是走商业摄影的路线，变成像安妮·莱博维茨那样的人物，则谁也说不好了。
二、观看世界的方式
此次展览中有一幅1969年7月在非洲尼日利亚比夫拉饥荒现场拍摄的显示同事雷蒙·德巴东正在工作的照片（图3），画面中德巴东正在使用便携式电影摄影机对准一位在匍匐在地上的骨瘦如柴的黑人小孩。据说德巴东因为有所顾忌，一直不肯将这幅照片公布于世，在卡隆家人的多次沟通下，才勉强愿意展出。
图3 1968年7月，尼日利亚比夫拉，工作中的雷蒙·德巴东 ©Fondation Gilles Caron其实，照片里最尖锐的部分，不只是饥荒本身，还有来自文明社会的，以人道主义为名义的，另一个具有文化与道德优越感视角下的观看，及其由此被赋予特权的影像捕获行为，照片不可避免地将引发拍摄者与观看者在伦理层面上的冲突，以及人们对于此类摄影行为与所拥有权力的深度思考。对于新闻记者来说，使用职业化或专业化的方式观看世界是一种忠诚于自己职守的行为。报道摄影虽然没有统一不变的观看世界方式，但是，在特定的时期与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报道摄影观看世界的方式似乎总是处在一种较为稳固的状态里的，你几乎察觉不到它的细微变化，而导致这种细微变化的个人因素更容易被隐匿起来，成为一种被忽略的存在，不为人所知。只有当记录矛盾冲突的现实行为本身像表演者舞台的后台被揭示出来一样的时候，就会出现一种观看文化行为上的对抗，伦理上的悖论会使得观看的话语权出现完全分治的状态，此时报道摄影观看世界的方式与广大受众之间便毫无悬念地形成了对抗的文化鸿沟，德巴东的顾虑也正是基于此番的感受与思考。吉勒·卡隆在这幅照片中所显示出来的勇气则更胜一筹，他明显地比一般的摄影师更早地看到了这个不寻常的冲突点，他甚至比后来同样拍摄非洲饥荒而在舆论压力下自杀身亡的凯文·卡特，更清醒地意识到了这里面所存在的极其严峻的道德悖论。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到访巴黎，1966年3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我想，早年吉勒·卡隆在给母亲的信中所表明的心迹——“我要看见”，在这个短暂摄影人生所追求的最为极致的理想抱负里，是否也包含了他对这层隐秘存在的敏锐察觉？看见与被看见，表面看起来是一对相向的相互独立的矛盾关系，其实，它们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被隐藏着的共同奔赴并相互依存的同一性关系——当一个人看见时，也昭示了自己的被看见，这个世界就在观看这个行为之中，同时向着第三方视点展开，展现了被观看的世界，以及被观看世界之中包括观看者在内的存在。照片里的世界，不只是摄影家对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事件的即时发现与记录，同时也是对摄影家自己内心世界的揭示与探索，而透过这些照片，还能召唤起我们每一位观看者对历史所承载的记忆（包括时代的公共记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和我们何以作为人的文化层面的认知。图4 越南战场上的美国士兵 ©Fondation Gilles Caron我们知道，在短暂的生命时光里，吉勒·卡隆还没有来得及去过美国，但是在越南战场，他见到过在战斗激烈交火中的美军士兵（图1），见到过战斗间歇时美军士兵作为现代文明人的存在——他，看上去还是个刚长大的孩子，此刻这颗年轻的心正喜悦地沉浸在自己家人的书信里（图4），而苦闷的他则用健壮的胳膊支撑着自己的灰头土脸，眉头紧锁，一个人在那里发呆，若有所思（图5）——正如卡隆自己所熟悉的自己该有的状态一样，他们在这样一个炼狱般世界里所显现的一切，则全然是卡隆自己的存在。可以说，透过照相机的镜头，他照见了自己。这个了不起的发现，令他兴奋，但同时又令他沮丧，我们从他的照片中读到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图5 美国士兵，1967年11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1958年，吉勒·卡隆进入为期一年的巴黎高等国际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Internationales）进修新闻报道专业，学习新闻报道相关的专业知识与技能。而尝试拍摄肖像，则是从妻子开始，尤其是从1963年3月9日长女玛箬岚·卡隆出生后，肖像摄影则成了他的最喜爱的类型，他拍摄爱女，收获家庭生活里的喜悦，同时也让自己的肖像摄影技能获得了快速的提升。当然，爱与温存，作为丈夫与父亲的本能，也作为一种责任与使命，成了他肖像摄影的出发点，而基于这个熔铸在骨子里的出发点，他拍摄的演艺界、政界、学生、市民和普通士兵等各类人的肖像，都自然地散发着一种温润的亲和力，生动鲜活，情绪饱满，令人印象深刻。图6 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的伊博分裂主义游击队员，1968年9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可以说，这个出发点早已形成了吉勒·卡隆肖像摄影的底层特色，而另外一个普遍存在于他摄影画面之中的最为明显的风格特点，就是由于平时痴迷电影，受到了电影画面魅力的强烈影响，他总是有意识地将运动画面的电影元素运用于静态的图片摄影之中，他喜欢设置悬念，在照片中形成像电影一样具有上下文语境的活动画面感觉，从而导入故事情节，令欣赏者观看时通过联想与想象，可以获得在规定情境下画面之外的丰富而精彩的观看体验。可以说，直到失踪为止，他一直都在努力发掘存在于包括肖像在内的摄影画面之外的存在。从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的伊博分裂主义游击队员的身上（图6），我们竟然在一瞬间获得了一种超现实的感觉——像是在观看一场时装秀的纪录片，作者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将战乱中的冲突，将最为严肃、严酷与严峻的社会问题，以另一种看似轻松的充满戏剧化冲突的画面形式来进行描述，让人在观看过程中禁不住产生许多画面外的种种联想。而在拍摄自己的同行与竞争对手——英国的著名战地摄影记者唐·麦卡林（Don McCullin）在比夫拉奥尼查的狼狈遭遇时（图7），则以貌似轻松幽默瞬间的抓取，如实而严肃地呈现了战乱已经给报道此次事件的记者带来的极其危险且不能自拔的困境。图8是吉勒·卡隆从柬埔寨寄回的10个胶卷中的一幅照片，是他失踪前留给世人的最后杰作。画面中年轻英俊的少年们穿上了宽大的军装，坐在拥挤的运兵车上，等待着他们的不知是怎样的命运，现在他们的脸上露出了踌躇满志的复杂表情。图7 英国战地摄影师唐·麦卡林在比夫拉奥尼查，1968年4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观众在观看此类照片时，对于画面中此时此刻的模样，几乎都会不约而同地发问：刚才（画面中所显示的时间）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接下来又会怎样？他将自己对于被摄对象的关注、关心与牵念，通过他自己具有电影般魔力的镜头语言，动情地、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广大观众，从而令影响力达到报道摄影所追求的最大化的表达效果。吉勒·卡隆深知，情感是灵性的翅膀，有了它，人类可以穿越时空与意识形态的屏障。图8 柬埔寨军人，1970年4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当我们以某种模型化的思维建构去描述某种事实的时候，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经验主义的困境之中。要知道，经验内的描述与呈现，永远是线性的、单向的与可期待的封闭建构，这里没有偶然性、敞开性与不可预见性的各种可能的表达，不可避免地就会暴露出我们认知的边界和思维的局限，所以，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突破自己的思维与认知局限，时刻保持开放，不设限，不被同化，不被裹挟，努力从可感的视觉空间里呈现不可见的观念空间，则是最不容易达到的境界。吉勒·卡隆以短暂的生命时光留给世间如此丰富而宝贵的精神遗产，他独特的摄影方式与理念，也带给今人许多不一样的启发，尤其是他对待不确定性的态度，值得我们学习。图9 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周末》的片场，法国，1967年9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他拍摄的照片不时地显露出十足的电影味道，或充满了时尚的元素与理念，这种对于大众文化趣味的积极调用，令其传播更为积极有效。不定义，不被规训，保持开放的活力，拍摄时总是能够让自己的天性获得最充分的释放与发挥。他热爱电影，喜爱流行音乐，热衷时尚运动，无论骑马，还是跳伞，都不在话下。这些综合素质，汇聚成一种天赋或能力，使得他能够在机智、灵活的相向的运动中，轻松自如地捕捉到最具视觉吸引力的画面，形成了开放式的具有电影魅力般运动节奏的影像风格，正如电影拍摄所讲究的场面调度与演员调度一样，他总是以不断变化的视点，形成了导向更为纵深与立体的观看！图9是在电影《周末》片场拍摄到的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他的跳跃姿态，堪比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的《中央火车站》中的精彩一跳，令人浮想联翩。图10是他于1970年4月失踪之前拍摄的柬埔寨街头，画面里呈现出一种极其荒诞而又恐怖的景象，今天看来像极了某种电影之中的场景。图10 柬埔寨街头，1970年4月 ©Fondation Gilles Caron吉勒·卡隆总是在试图寻求另一种不一样的视觉表达效果，他通过调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在拍摄过程中建构起一种全新的视觉观照，努力让自己的视觉经验偏离循规蹈矩的既有秩序！尽管他也受到了电影与流行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对于不确定的事物，他在内心深处保持着始终如一的敞开、接纳与尊重，没有条条框框，且不设限地看向未来。他已经意识到，真正的摄影是努力向外打开自己，而不是给自己寻找一种限制，也就是说，是为了让自己的眼睛、头脑和身体都能获得解放。著名电影导演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曾被他照片中的张力所深深折服，并将这类照片当作其电影创作灵感的来源。其实，作为摄影师最为关键的则是其作为人的自我建构，需要他们自觉而充分调动自身的知识与技能结构体系，尤其是自己的肉身经验，换一个角度看，其实就是从各种不同的维度里献祭出自己的肉身！美国演员费·唐纳薇（Faye Dunawayet，左）和沃伦·比蒂（Warren Beatty，右）参加亚瑟·佩恩（Arthur Penn）的电影《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的新闻发布会，法国巴黎，1968年2月©Fondation Gilles Caron显然，他的“我要看见”，是一种事业与人生境界追求的宣誓，是一种来自内在真实而真诚的实在追求，用哲学的话来说，就是为了让存在显现！而以运动之中的观测，来显现本就处于运动之中的本质，则是现象学所秉持的观点，这正好也是吉勒·卡隆的内心世界里通过各类系列照片所传递给我们的他所一直努力坚守的报道摄影原则。英国女演员兼歌手简·伯金（Jane Birkin）和法国歌手塞尔日·甘斯布（Serge Gainsbourg）在《口号》（Slogan）片场首次相遇几个月后，法国巴黎，1969年1月©Fondation Gilles Caron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坦然地对吉勒·卡隆说：你看见世界时，也让世界看见了你！
唐东平，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吉勒·卡隆（Gilles Caron），1939年7月8日出生于法国塞纳河畔讷伊（Neuilly-sur-Seine）。1966年12月加入伽玛图片社，报道过如中东、越南、乍得、北爱尔兰、比夫拉等世界各地的重要现场。1970年4月5日在柬埔寨失踪。来源丨选自《中国摄影家》杂志2024年第7期，原文标题《吉勒·卡隆：一道划破长空的闪耀光芒》摄影／吉勒 · 卡隆，文／唐东平。
正在展出：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
2024.04.27 - 2024.10.30
成人票￥59，学生票￥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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