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勒·卡隆的肖像，几内亚，1968年12月©Fondation Gilles Caron
[摘要] 吉勒·卡隆（Gilles Caron）,20世纪60年代后期著名的报道摄影师，在短短五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留下数十余万张照片、数千个胶卷，许多影像成为当时历史重大事件的视觉标志。如今在美术馆中展出像卡隆这样的报道摄影黄金时期的作品，意味着，从摄影记者的摄影史转变到了美术馆场里的影像艺术史，这是数字时代对摄影来路的深刻回望，也是美术馆时代对报道摄影价值的艺术重构。
[关键词] 吉勒·卡隆 报道摄影 新闻摄影 影像艺术
法国巴黎楠泰尔大学，1968年4月 吉勒·卡隆© Fondation Gilles Caron
街头一位画家无视可能的危险，以街头防暴警察为现场模特，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绘画速写，1968年5月 吉勒·卡隆©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卡隆（Gilles Caron），1939年7月8日出生于法国塞纳河畔讷伊（Neuilly-sur-Seine）。1958年，卡隆进入巴黎高等国际研究院进修新闻专业，为期一年。1966年，他加入了此后声名大噪的伽玛图片社（Gamma Press）。从此，世界各地的重要事件现场皆有他报道的身影，直到1970年4月5日，他在柬埔寨红色高棉控制区失踪。
在1965至1970年短短五年的职业生涯中，吉勒·卡隆以镜头定格社会日常，聚焦演艺名流，捕捉政治动态，充满勇气地奔赴世界的各个角落，报道法国、北爱尔兰、以色列、越南、非洲比夫拉等国家和地区的冲突甚至战乱。他的职业生涯虽然短暂，但却为法国新闻摄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无论是面对冲突事件，或是社会日常，抑或是艺术现场，他所关注和表现的始终是“人”。
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的伊博分裂主义（Soldat lbo）游击队员，1968年9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刚加入军队的柬埔寨青年，1970年4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柬埔寨街头，1970年4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这是吉勒·卡隆在失踪之前寄给伽玛图片社的最后10卷胶卷中的一张，那时朗诺政变虽然已经发生，但街头笼罩如暴风雨前的平静，坦克与军人并没有引发民众过多的恐慌。
法国摄影师吉勒·卡隆对于中国摄影界是一个陌生的名字，殊不知他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纸媒黄金时代报道摄影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摄影黑皮书系列No.73《吉勒·卡隆》中介绍：“吉勒·卡隆是现代摄影史上极其特殊的一位摄影师。1970年，当他在柬埔寨失踪的时候，虽然只有30岁，却早已经历了乍得、北爱尔兰、比夫拉、越南等多个战争。他拍摄1968年5月巴黎学生运动的照片已经成了那个时代的象征。对人类尊严的持续关注让他在短短几年内就达到了别人终其一生也无法企及的高度。[1]”该书刊登卡隆65幅摄影作品，由美国联系图片社创始人及总裁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和英国著名的战地摄影师唐·麦卡林（Don Mccullin）撰写后记。
摄影黑皮书系列No.73《吉勒·卡隆》，Actes Sud出版社，2006年
夜晚，一名防暴警察正在追赶罗杰·夏雷蒂埃，巴黎科隆比耶老街，1968年5月6日 吉勒·卡隆© Fondation Gilles Caron
中国摄影界熟悉的罗伯特·普雷基，是“吉勒·卡隆摄影记者协会”的共同创始人，从该协会成立至2007年一直担任主席，致力于向世界传播这位才华横溢的摄影师及其作品。罗伯特·普雷基在2006年为《记者无疆界》刊物编辑了吉勒·卡隆专辑，并撰写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卡隆的时代》，讲述了卡隆短暂而闪亮的摄影生涯，特别是1970年普雷基与卡隆在极端条件下调查非洲乍得图布族叛乱，在沙漠中几乎丧命的共同经历。普雷基称卡隆是摄影记者的典范,“他似乎无处不在。在所有战线上，从各个角度，记录下历史的重要时刻。”“虽然他记录的事件已经过去，但他的影像风格却拥有一种永恒的非凡气质，使其永久地独立于时代之外。”[2]这是对摄影师同行至高的评价。
1970年2月，由时为独立记者的罗伯特·普雷基发起，与吉勒·卡隆、雷蒙·德巴东与米歇尔·奥诺林四人组成报道小组，他们穿越利比亚和乍得之间争议领土“奥祖地带”沙漠。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困在沙漠中的四位摄影师之间互拍，图为吉勒·卡隆拍摄的罗伯特·普雷基，1970年2月©Fondation Gilles Caron
1965年，26岁的卡隆在巴黎社会新闻社（APIS）工作，拍摄电影片场、演出。1966年底，他加入伽玛图片社的创始团队，与雷蒙·德巴东（Raymond Depardon）、休伯特·亨罗特（Hubert Henrotte）等人一起，他们的报道使伽玛图片社成为当时的世界四大摄影图片社之一。1967年6月以色列六日战争爆发，吉勒·卡隆与以色列军队一起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与阿里埃勒·沙龙将军（Ariel Sharon）率领的指挥部队到达苏伊士运河。《巴黎竞赛画报》（Paris Match）史无前例地用16个版面刊登了卡隆的照片，“这是刚成立的伽玛图片社的第一个重大新闻，吉勒的名字和他的图片社一起走向了世界。”[3]卡隆在1968年见证了冲突战乱的高峰期，拍摄了越南战争中最残酷的达喀图战役，一年中三次前往尼日利亚的比夫拉拍摄饥荒与冲突，在家门口全面报道巴黎五月运动。1969年，卡隆拍摄了北爱尔兰宗教暴力冲突、布拉格之春事件一周年的反苏联示威。
1969年8月30日，《巴黎竞赛画报》中关于北爱尔兰冲突和布拉格之春的报道均出自吉勒·卡隆之手。封面上的这位小男孩是北爱尔兰冲突的经历者，后来被送往英格兰。© Fondation Gilles Caron
1967年6月的意大利杂志《EPOCA》（意版《时代》杂志）使用吉勒·卡隆拍摄的以色列六日战争（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照片作为封面©Fondation Gilles Caron
伽玛图片社的创始人雷蒙·德巴东与吉勒·卡隆是亲密的工作伙伴，他们曾共赴世界冲突的前线，在巴黎、以色列、约旦河西岸、比夫拉、布拉格和乍得并肩作战。1968年德巴东和卡隆共同前往尼日利亚比夫拉，当时的饥荒已造成数千人丧生，他们在《巴黎竞赛画报》做了六个版面的报道，为世界揭开沉默的真相。“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我们的工作让比夫拉进入了公众视野。让人们良心不安是件好事。”[4]卡隆在1970年4月接受《变焦》（ZOOM）杂志电话采访时说道。在卡隆失踪后的岁月，作为报道摄影旗帜的伽玛图片社经历了兴衰，但是他们始终把吉勒·卡隆的作品作为伽玛的成果，大力传播、推广。吉勒·卡隆和德巴东在相同时间开始对电影摄影机感兴趣，并尝试新的技术和设备。但吉勒·卡隆无缘见证视频新闻的广泛使用和影响，而德巴东后来则放弃了新闻报道，转向电影拍摄，并成为法国国宝级艺术家。
当时供职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唐·麦卡林是吉勒·卡隆在1960年代末的竞争对手兼朋友，他在1968年比夫拉报道和1970年的乍得报道中与吉勒·卡隆在现场相遇。麦卡林曾表示，“世界上某个地方爆发新冲突的那一刻，我就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那里，生怕发现吉勒已经在那里了。”[5]2005年唐·麦卡林看到吉勒·卡隆的摄影作品集时感慨道：“可以想象，如果吉勒·卡隆没有离世，这35年里他可以创作多少作品！他仅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让我感到震惊。我相信他完全有可能超越我所做的一切。他那种难以置信的活力和洞察力是我所钦佩的。”[6]2006年法国阿尔勒国际摄影节举办展览《正反调：吉勒·卡隆与唐·麦卡林，1967－1970》，是两位曾经并肩战斗的战地摄影师作品的相遇与共鸣。
通过以上我们熟悉的世界摄影的重要评价体系和名人坐标，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吉勒·卡隆的摄影成就在摄影史上的价值。风起云涌的20世纪60年代，报道摄影的黄金时期，吉勒·卡隆代表着那些勇敢敏锐的摄影师冲到事件的一线，手持小型相机现场抓拍，镜头又准又狠，照片注重视觉表现力，以最快的速度通过期刊向大众传播。摄影在那个时代是传媒的利器，照片的传播，让镜头中来自世界不同角落的人登上信息舞台的中心，发出他的声音，讲出他遭遇的命运，获得世界的关注。报道摄影师也因此成为世界历史的撰写者。
以色列六日战争期间，聚集的犹太教信徒和群众，1967年6月©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卡隆
走上街头抗议的天主教信徒，伦敦德里，1969年8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卡隆的摄影观看是客观中立的。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在内心深处，我常常站在拍摄对象的一边。真正的同理心大多针对个人：当你发现身边有一个被砸伤了膝盖的警察，他和你抱怨自己受够了这一切，这时候你会情不自禁地同情他。他在你眼中不再是一名警察，而是一个人。同样地，如果在你身边的是冲突另一方的受害者，你也会产生同情心。如何决定谁对谁错呢？拍照不需要选站队。我从未在拍照时站队。”[7]
卡隆的中立态度体现在摄影上，一是确保拍摄事件的冲突双方，二是镜头聚焦事件中的无数个独一无二的人。1967年以色列六日战争的报道，卡隆拍摄了以色列军人从郊外武力进入古城到动情地触摸哭墙的过程，也拍到了流淌着黑血的阿拉伯人尸体和阿拉伯生活区被以色列军人冷酷监控的真实状况。这些作品以最快的时间刊登在《巴黎竞赛画报》等刊物上，引发国际社会热议。1967年越南战争期间，卡隆既拍摄了焦土残垣和美军的伤亡，也拍摄了美军士兵安静读家信和抚慰小狗的温情画面。卡隆关注越南社会的面貌，专门拍摄了越南火车穿梭山野的运载现场和越南人拥挤乘车的样态。他的照片让我们看到战争发生的那块土地上不同层面社会人群的精神面貌。
越南战争-达喀图战役，美军直升机，1967年11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在越南战场的直升机上，1967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大部分来到越南战场的记者所报道的内容均为美军安排好的，吉勒·卡隆为了获取独家内容跳上了美军运送尸体的直升机。
吉勒·卡隆报道完达喀图战役后乘坐越南火车去往西贡，1967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越南铁路，1967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1969年北爱尔兰宗教冲突，卡隆在街头拍摄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凝重的面庞，拍摄了老成持重的长者、青春洋溢的少女、反叛激昂的少年，拍摄了对峙双方激烈的神情与动作。
卡隆拍摄的1968年法国巴黎五月运动，是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写照。他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冲突现场，以黑白胶片记录了全过程，直至筋疲力尽。索邦大学外的大街上，如舞蹈般跳跃起来的青年向烟雾腾腾的街道投掷铺街道的石头。这幅图像已经成为该历史事件的视觉符号。卡隆拍摄大学校园里两个潇洒优雅的学生在墙边凳子上看材料，墙上涂写了运动的著名口号“还我生活”。卡隆生动地拍摄当年的学生代表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 现为德国政治家,欧洲议会绿党领袖），在索邦大学面对高出一头的武装警察，以一种挑战权力的玩世不恭的嬉笑表情唱国际歌的情景。这张照片赋予1968年的反抗以欢乐和游戏的色彩。五月运动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颠覆性影响，卡隆记录塞纳河边抗议的民众把垃圾堆满河堤和街道，埃菲尔铁塔如旁观者一样注视着时代的变迁。在暴力运动一片狼藉的街头，一位手拿报纸、西装革履的男子在翻滚的汽车残骸间闲庭信步。另一张照片中，一位女士刚买了法式面包棍，与背景处其他的旁观者一样穿过被破坏的汽车塞满的街道。卡隆的目光敏锐，他在紧张的冲突现场也记录了画家专注地画速写的景象。
学生领袖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在巴黎索邦大学前对着戴着头盔的防暴警察唱起了《国际歌》，1968年5月6日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北爱尔兰冲突事件后的城市街头，1969年8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埃及战俘，1967年6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卡隆拍摄了诸多冲突以及战争，死亡是暴力的最高形式，摄影镜头直视死亡，摄影师对死亡的记录与视觉的表达方式能够体现出自己的生命观。1960年代世界的大众媒体传播，对死亡的呈现还没有那么多的禁忌。纸媒为追求发行量而博人眼球的照片层出不穷。但是卡隆的摄影是有所追求的。他的镜头没有追逐死亡的视觉化恐怖表现。耶路撒冷古城外明晃晃的路边躺着阿拉伯人的尸体，画面构图横平竖直，死亡是直白的，它的残酷性在于死亡在那个空间的平常性。越战中，卡隆拍摄光影斑驳的绿色阴影处仿佛熟睡过去的士兵遗体，战友伸出胳膊抚摸血迹斑斑的身体。在看似平静的神情中，透露出一股宗教般的抚慰之情。比亚夫的饥荒与暴乱，贫民生活处于绝境之中，连死亡都显得日常化。一个年轻男子推着自行车，后座位上拉着一个木制棺木，男子面对镜头停在路边，表情平静，仔细看他身后的棺木，竟然从里面伸出一双脚。死亡就在身后，死亡无法掩盖。卡隆的这些照片没有惊涛骇浪，没有激烈的表情和动作，但是记录平静的死亡，让生命的陨落被看到，发出打破沉默的悲伤呼喊。
尼日利亚比夫拉，一个用自行车运送棺木的男子，1968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不要以为顶级摄影师就不需要拍摄报道鸡毛蒜皮的小事。如果一个摄影师擅长拍摄鸡尾酒会，那么他在越南也会很出色。摄影始终是摄影，摄影师的水平并不取决于主题。”[8]卡隆在一次被记载的采访中说道。
作为职业摄影师，卡隆一视同仁地拍摄社会政要、明星名流和普通人，捕捉稍纵即逝的瞬间，刻画人物的精神特质，卡隆的拍摄是平等的观看。卡隆多次拍摄戴高乐总统，展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人物在政治生涯最后阶段的精神面貌。1969年在法国社会政治动荡中戴高乐辞去总统职务，卡隆拍摄他后脑勺的照片被杂志头版刊登，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隐喻。他在比夫拉拍摄的头顶弹药的武装分子的肖像，采用一种时尚造型的审美语言，照片定格人物注视镜头的神情瞬间，形成了一种审美的张力。
法国总统戴高乐访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1968年10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巴黎体育宫（Palais des Sports）集会上发表演讲，1966年3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卡隆于1970年在柬埔寨失踪。他的摄影作品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被再刊登，他的故事被拍成纪录片电影。自21世纪以来大约有30个摄影展览展出吉勒·卡隆的作品，今天他的照片不仅通过纸媒以印刷图像进行传播，更多的是在美术馆空间呈现，以艺术影像的形态被再认识、再研究。
2010年，法国蓬皮杜现代艺术中心展览“杰作？（Chefs-d’œuvre ?）”中，卡隆的作品《巴黎圣雅克街的投掷者》与当代艺术作品并列展出，这幅作品是1968年五月运动最著名的口号“马路的石砖下面，就有沙滩！（Sous le pave, il y a la plage！）”的视觉表述，是追求自由的时代图像。
巴黎圣雅克街的投掷者，1968年5月6日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2013年，瑞士洛桑摄影博物馆举办吉勒·卡隆的首个全球回顾展“吉勒·卡隆：内心的冲突（Gilles Caron: le conflit intérieur）”。展览展出150张图像和历史档案，包括原版印刷品、底片、整版小样、旧文件等形式。该展览由法国索邦大学摄影史教授米歇尔·普瓦韦尔（Michel Poivert）和爱丽舍博物馆策展人让-克里斯托夫·布拉泽（Jean-Christophe Blaser）联合策展。该展览是研究吉勒·卡隆的转折点。策展前言阐述：“如果说吉勒·卡隆的作品是新闻摄影伟大传统的一部分，那么它也预示着它正在出现的危机。这种危机以不快乐的良心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构成了对职业行动的批评。卡隆的‘内心冲突’是整整一代人的冲突，他们质疑图像中证词的范围，更广泛地说，质疑行动的意义。在卡隆的作品中，战争在镜头前，也是意识的核心。”该展览之后在比利时和以色列、意大利举办了巡回展。
米歇尔·普瓦韦尔通过这场展览为吉勒·卡隆在摄影史上的学术价值奠定重要基础，他评价卡隆是一位标杆式的人物，是罗伯特·卡帕“二战”传统一代的继承者，面对新闻媒体的强大竞争，卡隆凭借其创新影像，一跃成为法国新闻摄影界的领军人物之一。[9]普瓦韦尔还进一步谈道：“吉勒·卡隆是一位报道记者，他在做摄影报道的时候创造了一种属于他的方式。卡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他不仅有文学方面的知识，也有艺术、电影方面的知识储备。卡隆的摄影能够把对于时事和新闻的观察转变成对于历史的叙述，更有超强的视觉能力把社会细节转换成象征性图像。卡隆不仅是新闻事件的观察者，更是一个见证者。他的图像为人们提供社会、历史及关于人的思考。这是吉勒·卡隆作品如此重要的价值所在。五六十年之后的今天，摄影的地位发生了转变。我们开始在美术馆里展出摄影记者的作品。这意味着，从摄影记者的摄影史转变到了美术馆场馆的影像艺术史。在美术馆里，我们以艺术的方式重新凝视吉勒·卡隆的照片，他所创造的见证历史的象征性图像，是摄影文化的伟大遗产，它将为摄影在未来的发展持续地提供营养与动力。”[10]
“五月风暴”期间巴黎街头，1968年5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五月风暴”期间巴黎塞纳河河畔，1968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2018年，巴黎市政厅为纪念1968年五月运动50周年，举办“吉勒·卡隆：巴黎1968”大型展览，300余幅摄影作品，呈现1968年的巴黎与巴黎人。同年，巴黎法国密特朗国家图书馆举办展览“五月运动摄影选：图像讲述历史”。这两个政府官方展览将吉勒·卡隆的作品作为书写法国社会历史的重要视觉档案来展现。
另外，2019年，法国导演玛丽安娜·奥德诺创作了纪录片《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Gilles Caron, Histoire d'un regard），通过关注和质疑已故摄影家吉勒·卡隆的图像，以艺术的方式揭示和赋予已故摄影家生命及存在的价值。该片入围众多国际电影节，并获得凯撒奖2020年度最佳纪录片提名。
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周末》的片场，法国，1967年9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意大利传奇电影女星暨摄影师吉娜·劳洛勃丽吉达（Gina Lollobrigida，右）和卡罗尔·圣约翰（Carole St. John）在《苏丹人》（Les Sultans）片场，1966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巴黎塞纳河边上德里尼浴场，1968年6月10日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2024年是中国与法国建立外交关系60周年。在这个框架下中法文化交流之春艺术节筹备展览项目，计划在中国举办法国国有文化遗产吉勒·卡隆摄影作品展。我应邀担任该展览的策展人。
我决定做这个展览有三个理由。首先吉勒·卡隆作为20世纪60年代报道摄影的代表，是世界摄影史中的一位独特而非凡的摄影师。虽然中国摄影界对20世纪传媒领域的欧洲摄影了解广泛，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吉勒·卡隆在中国没有被深入介绍过，举办他的展览会是一次填补空白的机会。第二，我在全面了解、阅读卡隆的摄影作品后，总是被他的历史性影像表达的美与力量所震撼，真正地喜爱他的照片。第三，我看到吉勒·卡隆基金会完成了对卡隆十余万张照片、数千个胶卷等丰富的档案收集整理并捐献给法国文化部摄影和遗产博物馆（Médiathèque de la Photographie et du Patrimoine），成为国家遗产。卡隆的这份影像遗产以开放的姿态，一直被卡隆的家人、摄影同行、收藏家、业余爱好者、技术人员、历史学家、哲学家欣赏并解读，并将其作品发扬光大。
2024年4月27日至7月30日，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落地福州桂湖美术馆，是2024年中法文化交流之春艺术节在中国东南地区的重点展览。我和桂湖美术馆一起组建了一个实力强大的策展团队进行联合工作。我们明确了吉勒·卡隆展览的目标，这是一个做给中国观众看的展览，要让今天的中国摄影专业人士、摄影爱好者、文化人士、社会普通大众都能产生共鸣的法国摄影师作品展。该展览必须是专业性强的，要以展览的高品质展现出吉勒·卡隆已经被世界摄影史研究所确认和欧洲社会文化所认可的价值。
展览项目筹备经历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通过深入研究和广泛讨论，我们找到了整个展览的切入点。吉勒·卡隆50年前拍摄世界不同地方的事件、冲突和社会生活，很多内容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都是陌生的，较难直接吸引人。那么，能够超越国家文化、历史时间的差异与隔阂，让今天的中国观众产生强烈共鸣的，是卡隆照片中记录、刻画的“人之美”。吉勒·卡隆的可贵之处正是在冲突、事件中聚焦到人，平等地记录了这些生命的精神处境。我希望展览重点突出这些闪现人性光辉的照片，以此来引导中国观众欣赏卡隆的作品。
本次展览以摄影主题分类，精选吉勒·卡隆摄影师5年创作生涯的11个系列、近200幅作品，体现摄影书写历史的不朽力量。展览一方面邀请观众随着卡隆生动有力的照片看见彼时那个风起云涌的世界，视觉化地揭示当下社会热点的诸多历史线索；另一方面也希望向观众讲述一位年轻摄影师的故事，他短暂而精彩的人生，始终带着强烈的“看”世界的愿望，付诸一切行动去“见”⸺摄影，无论是记录家人孩子的美好时刻，还是残酷现实中的艰难时刻，从不同的角度“见”到生命的价值与力量。另外，展览还希望能够呈现在吉勒·卡隆所处的胶片时代，摄影如何看世界，摄影的语言如何表达，摄影师如何生存等摄影世界的模样。这不是一种怀旧，而是在数字时代对摄影来路的一次深刻的回望。
我们看见吉勒·卡隆所见，因为我们要看见。展览以“我要看见”为题，取自吉勒·卡隆年少时与母亲的同名通信集，表达其对出发、探索、见证一如既往的憧憬。1960 年至 1962 年共22个月，卡隆于阿尔及利亚服兵役期间，他与母亲的信件往来约300封。这些信时而既有趣又严肃，时而轻松，时而忧虑，不仅揭示了母亲与儿子之间无限的温柔，更为那场可怕的冲突提供了精彩、准确和生动的观看视角。他曾在信中表达了逃跑的想法，最后因为拒绝参与战斗入狱，关押了2个月后被遣返巴黎。2012年吉勒·卡隆的信被结集成书出版。卡隆的摄影是建立在他通过阅读、写作来观察、思考基础上的。我们在展览选片时，特别编辑了一组越战战场上，美军士兵在战壕、在军事工事里读家书、写家信的安静图像。显然，卡隆在观照被摄对象时联想到了自我经历。
越南战场上读信的美国士兵，1967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越南战场上写信的美国士兵，1967年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卡隆是一位“作者”型的报道摄影师，他的新闻摄影有自己一以贯之的语言和立场。他在摄影报道向外观看的同时，也总是向内看，看“摄影”这项工作和反思“摄影师”这个职业。卡隆在尼日利亚比夫拉的报道中与雷蒙·德巴东和唐·麦卡林并肩拍摄。他拍摄了这两名摄影师的状态。唐·麦卡林抱着相机，半个身子蹚在水里狼狈且茫然的样子。这张照片让观众对战地摄影师有了真切的认识，让我们理解他们在生与死的夹缝中从事摄影，大众想象的英雄主义其实都是马后炮。在那个残酷的世界里，幸存下来的战地摄影师就是如此“萎靡”“狼狈”。而另一张卡隆拍摄德巴东低头用电影机拍摄一名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儿童画面。摄影的行动，直接、粗暴，甚至残酷、无情。我认为这两张照片强有力地思考了摄影作为工具、作为媒介对现实进行切片时，它本身是怎样的凶猛，存在着旁观与介入这一独特的矛盾关系。在该单元展线最后部分，我们把这两幅印制精良的小尺寸照片并列呈现，还特意把德巴东拍摄儿童的照片放到整个墙面高，顶天立地，通过巨大尺幅进一步产生压迫感，照片旁边引用了1969年卡隆接受让-克洛德·高特朗（Jean-Claude Gautrand）采访时说的话：“你干净整洁地出现在那里，你有工作要做。你知道你在那里拍照，然后你离开。这太可怕了！”[11]
1968年7月，伽玛图片社成员吉勒·卡隆和雷蒙·德巴东第二次报道尼日利亚比夫拉的饥荒，德巴东拍摄纪录片，卡隆则拍摄照片。此图为卡隆拍摄的德巴东的工作状态。©Fondation Gilles Caron
1968年，吉勒·卡隆三次前往比夫拉进行报道。4月执行第一次报道时，与其竞争对手兼好友、当时就职于《星期日泰晤士报》的唐·麦卡林并肩作战。他们互相拍下了对方当时的状况。此为吉勒·卡隆为唐·麦克林拍摄的照片©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卡隆是银盐胶片时代的摄影师。吉勒·卡隆基金会数字档案化了3794卷黑白胶卷，大约110000张黑白照片，1000张APIS巴黎新闻社原版整卷印样，390张伽玛图片社原版整卷印样，大约3000张柯达135彩色反转片，杂志+出版物扫描的大约有2500件数字档案。胶片时代是什么样的？胶卷、小样、选片、剪裁等都意味着什么？今天的年轻人已经完全是数字时代的像素影像理念了。银盐颗粒是怎样的？照片作为一种物质，它的生命样态又是如何？我们看到卡隆的照片，是看到照片中的影像，还是看到一张张照片本身？我们的展览展出的是打印照片，是胶片数字化的另一个视觉系统呈现。在展览的结尾部分，我们向胶片时代致敬，以卡隆为代表，通过展示他的作品小样，展示胶片时代的工作方法，来引导观众深入地理解摄影，理解照片中的历史时代。
吉勒·卡隆的摄影小样，在摄影棚里拍摄的摄影师和女模特。在“我要看见⸺吉勒·卡隆回顾展”中，将整版小样用墙布喷绘方式制作到长边3米，把原来选出来的好照片打印，用红色镜框装裱以模拟卡隆标的红线，并镶嵌在小样里面；还把这版小样中最后一张坏了的照片（图中右上角）打印制作为大尺寸来装裱呈现。©Fondation Gilles Caron
展览的文献丰厚，这要得益于吉勒·卡隆基金会精心编辑制作的《吉勒·卡隆图像集》（Gilles Caron Scrapbook）画册，为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资料。桂湖美术馆的策展团队既注重文化背景研究，也着重展览的视觉艺术表达。我们在展墙上展示的文字多达几千字。我们希望观众能够在展场里安静地阅读摄影师的文献，了解他的历程与艺术评价。我们也希望能够以阅读靠近吉勒·卡隆，体会他热爱阅读与摄影的生命体验。
《吉勒·卡隆的图像集》，玛丽安·卡隆/编著，Liénart出版社&吉勒·卡隆基金会，2012年
正如法国摄影史教授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在这次回顾展的圆桌对谈上所分析的：“今天，摄影记者的摄影史正在转变为美术馆的影像艺术史。”我们在中国，以吉勒·卡隆作品为主题，以他的照片档案为材料，进行一场对摄影的多个层面的观察与表达。我们编辑设计展览那些经典的报道摄影照片，以艺术化的展览形式，打造一条中国观众容易理解的路径。卡隆的照片档案则如同当代艺术中的视觉材料，我们对它挪用或者重构，讲述我们对摄影的思考。
我们希望中国举办的“我要看见⸺吉勒·卡隆回顾展”能够为卡隆的研究与传播提供一份独特的文本，也希望本展览能够在美术馆影像艺术展览创作方面提供一个有效的实践样本。
香港地区民居与儿童，1967年10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卡隆曾在香港逗留了一个月，等候准入越南签证，在此期间记录了香港的百姓生活和城市风景。
报刊亭前的儿童，香港，1967年10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香港某公园一角，1967年10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站在山上俯瞰香港，1967年10月 吉勒·卡隆©Fondation Gilles Caron
注释:
[1][5] Gilles Caron.Gilles Caron: Photo Poche n°73[M]. ACTES SUD,2006.
[2][6]Robert Pledge.les annes de Gilles Caron,Gilles Caron[J].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2006.
[3] Hubert Henrotte，Le Monde dans les yeux[M].Hachette Editions,2005.
[4][7][8][11] Marianne Caron-Montely.Gilles Caron Scrapbook[M].Liénart éditions,Fondation Gilles Caron,2012.
[9] Michel Poivert.Gilles Caron, de l’actualité à l’archive.Gilles Caron Le conflit intérieur [M].Editions Photosynthèses,2013.
[10] 根据2024年5月4日福州桂湖美术馆“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圆桌对谈发言记录整理而成。
本文作者，朱炯博士。原文首发于《中国摄影》2024年第7期“现场”栏目，原标题为“历史回望与艺术重构——以吉勒·卡隆为例谈经典报道摄影在美术馆时代的价值” 。本文图片由吉勒·卡隆基金会和桂湖美术馆提供。
朱炯
ZHU Jiong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
成人票￥59，学生票39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