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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勒·卡隆：超越历史的人文主义
从“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看见吉勒·卡隆
文：张芳
（原文载于《数码摄影》6月刊）
2024年4月27日，值中法建交60周年的历史性时刻，“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于福州桂湖美术馆开幕。对于中国观众而言，吉勒·卡隆这个名字较为陌生，这也是他的中国首展。其作品被法国国家文化部列为国家文化遗产，且被蓬皮杜中心评为“20世纪最重要的100件当代艺术作品”。在1965至1970年间，作为伽玛图片社的摄影记者，吉勒·卡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500多次报道，记录了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许多事件仍对当下产生着影响。虽然他的名字必然与“战地摄影”“报道摄影”等关联，但此次展览呈现的11个主要的系列作品中，特意挑选的近200件代表性作品旨在展现这位摄影师对于人类尊严的关注。吉勒·卡隆的作品闪烁着人性的微光，穿越时空，扣人心弦；同时，展览还获得了纪录片导演玛丽安娜·奥特罗的惠允，将纪录片《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作为重要的影像资料在现场放映；策展团队还细致梳理了艺术家的职业历程与个人生平，分为2个文献单元，让中国观众能更加立体地了解吉勒·卡隆去“看见”世界的愿望与行动，及其传奇而动人的一生；此外，3个展陈互动装置则从媒介历史上回溯，向信息与科技媒介生态下成长的一代展示银盐胶片的魅力。
“对我而言，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人生是理想目标。17岁出海，环游世界，直至43岁上岸，写下所有见闻。经验至关重要，因为你只能用亲身感受来言说，但我们所能体验的仅是城里精致的晚餐。”这是1964年吉勒·卡隆在成为摄影记者之前，于日记本上粘贴着电影《鬼火》（Le feu follet）剧照剪报旁写下的一段感想。电影的主人公阿伦是一位年轻作家，刚戒了酒瘾，想要开始新的生活，却发现虚伪的现实犹如另一个噩梦的深渊……最后，他拾掇了行囊，看完书的最后一页，用枪抵着胸口结束了匆匆的一生。与虚无消沉的阿伦相反，吉勒·卡隆写下这篇日记时，距离其从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残酷与荒谬中脱身已近乎两年，28个月的军旅生涯成为一道伤痕，但未曾扼杀他内心的渴望。1964年也是吉勒·卡隆买下第一台相机，开始自学摄影与暗房的节点。距离1939年——他出生那年——拉响的二战欧洲战场的警报声已经过去了25年，冷战的阴霾仍挥之不去，飞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科技即将取代战争，蓄谋着新一轮的风暴。相机与报纸杂志未来也将因手机与网络的流行而逐渐失势，只是，吉勒·卡隆无缘见证。但他赶上了新闻报道的黄金年代，自1966年12月加入伽玛图片社的创始团队以来，这位新锐记者与这家新兴图片社仅用短短两年时间便获得了世界性的知名度与影响力。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地缘政治新一轮重塑，全球范围内爆发独立战争、两大政治阵营的矛盾冲突等社会动荡与政治危机为吉勒·卡隆提供了绝佳的时代舞台，但最为关键的是：“看”的强烈渴望驱使着他以摄影介入了时代。![]()
吉勒·卡隆基金会于2012年出版的《吉勒·卡隆图像集》中归档的吉勒·卡隆1964年在电影《鬼火》的剧照剪报旁做的笔记©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由吉勒·卡隆基金会主席玛丽安·卡隆·蒙特雷主编的《吉勒·卡隆图像集》于2012年出版，日内瓦吉勒·卡隆基金会，蒙特勒伊苏布瓦列纳特出版社
1939—1959：探索志向
父亲是一名保险经理，这个中产阶级家庭有四个孩子，吉勒·卡隆是老幺。懂事之前的二战岁月，没有出现在吉勒·卡隆的童年日记中。不过日记里的另一番吵闹景象则是这个多子女家庭在巴黎郊区的温馨日常。自儿时起，阅读就是吉勒·卡隆的爱好，他经常因为过于沉浸在书中的世界而不愿起床上学——理想主义的萌芽于此可见。后来，无论马术抑或跳伞，他一贯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却对枯燥乏味的学业提不起兴趣。吉勒 · 卡隆在梅松拉斐（Maisons-Laffitte）小镇练习马术，1954 年（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始于中学时代的寄宿生活让他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拥有了自由探索的空间。后来，在英语学校，吉勒·卡隆结识了终身挚友安德烈·查理曼·德朗与黑兹尔·卡尔。他们三人经常在咖啡馆讨论萨特、加缪，生命的意义与政治。1957到1958年间，他曾以搭便车旅游的方式环游东欧中亚诸国，希望借此探索自我志向——“要想知道自己是什么，想做什么，就必须决定自己对世界的态度。旅行——这是唯一能让人放松的事情。你不会沉浸在纯粹的纪实中。（吉勒·卡隆，1957-1958）”跨文化的游历，积淀了他对世界格局的见解。![]()
1956-57年，吉勒·卡隆在几所学校辗转后，进入了位于马利港（Port-Marly）的英语学校，该学校的校址为大仲马的故居。在此，他结识了终生挚友，安德烈·查理曼·德朗（André Charlemagne Derain，著名野兽派画家安德烈·德朗André Derain的儿子）和黑兹尔·卡尔（Hazel Karr）。吉勒·卡隆在中排右侧，身穿深色衬衫。安德烈是最后排戴着眼睛的高个男生，第一排中间穿着深色裙子的女生是黑兹尔。安德烈后来成为吉勒·卡隆第一个女儿（玛箬岚·卡隆）的教父（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1957-58年间，吉勒·卡隆搭车周游东欧中亚，希望借此探索自我志向。那一年，他去了许多地方，马德里、伊斯坦布尔、安卡拉、德黑兰、塔布里兹、马什哈德、赫拉特、喀布尔、拉合尔、德里……（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吉勒 · 卡隆在南斯拉夫搭便车旅行及彼时的日记，1958 年（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回到巴黎后，他进入巴黎高等国际研究院（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Internationales）进修新闻学专业。此间，他无意中对跳伞产生了兴趣，入迷般地疯狂练习为他赢得了民用跳伞资格证，却也送上了一纸命令：他被征召为伞兵，即将去往阿尔及利亚战场。![]()
吉勒 · 卡隆对跳伞投入了不亚于骑马的热情，并获得了民用跳伞资格证。这是另一项需要快速准确、一丝不苟、井然有序的运动。他的飞行日志上有109次跳伞记录和106小时 27 分钟的飞行时间，1959年（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加入伞兵部队的吉勒·卡隆，后排左起第三位（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他在阿尔及利亚所写的信中谈到了自己的现实困境与内心斗争。他不想被同化或妥协。正是写作与阅读，帮助他抵抗了妥协与同化，艰难地维护着思考的能力与自我的完整。除各种新闻报刊，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件中提及的书目包括：罗曼·加里的《黎明的承诺》、萨特的《自由之路》、加缪的《堕落》、亨利·米勒的《马鲁西巨像：希腊群岛》等文学作品，以及记录战场见闻的马赛尔·比格尔德的《世界上没有野兽》、由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反对者发起的月度性通讯刊物《证言与记录》等。阅读带来的触动亦帮助他形成理解自身处境的全新视角。间或，他会在读毕产生后知后觉的懊悔。刚进入军队即产生了退却的念头，但他害怕做出选择，不知道如何行动，担心可能的后果。当22个月的挣扎、反思酝酿为一股解脱的冲动时，一个自由而独立的主体由此诞生。![]()
吉勒·卡隆在阿尔及利亚服役期间写给母亲的信（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埃尔米利亚（El Milia），君士坦丁区。左上图为服役训练间隙写信的吉勒 · 卡隆，下图为服役训练中的吉勒·卡隆（左一），1960年（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Gilles Caron Foundation“我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但军队就是我的炼狱。我以前可能太任性了，我相信我是自由的，仅此而已。我必将被释放。给我写信，别担心。”（摘自 吉勒·卡隆1961年10月9日写给母亲的信）“我想去看看。现在我看到了，我想是时候离开了。”以《我要看见》为名出版的吉勒·卡隆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与母亲的信件集中，通过其不间断地观察、思考与记录，像素般的细节回忆如此生动鲜活，以至于战场被反转架空为凸显主体的取景框。好奇心将这位迷茫的青年带到战场，但他后来对战争的反思不仅关于政治、关于人性、关于内心冲突，更饱含着对与自己一样被卷入历史漩涡的无数个体之存在的共振。吉勒·卡隆在阿尔及利亚收集的照片（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在一群痛苦而沉默的战俘中，那个突然朝吉勒·卡隆张开嘴的老妇，竟是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金牙；被倒吊在树上半死不活的老人，面对任何毒打都无动于衷，却因吉勒·卡隆恳求其尽快招供以便停止让旁观的他近乎奔溃的酷刑，颓然放弃了执拗；面不改色地折磨着同族伤兵的间谍用一口流利法语，如数家珍地向吉勒·卡隆及同伴回忆过往战局的胜负，既不像英雄，也不似败将，倒放佛一个欣然退役的战士；因违抗上级战斗指令遭监禁了一段时间之后，吉勒·卡隆被遣往后方负责勤务，期间遇见一位以“父亲”姿态自居的舰长，劝他低调地在军队监狱履行“公民义务”，否则将面临一年半的民事行刑……虽然都陷于同一处战争泥淖，但每个个体犹如激流中遥遥相望的石头，被各自的事件漩涡翻搅卷涌，打磨出命运的棱角。这些以文字形式记录下的阿尔及利亚的人与事，与吉勒·卡隆的摄影形成了意味深长的前后互文。虽然，他的名字一直与战地报道紧密关联，然而，如果我们将其在不同冲突或事件中拍摄的肖像提取并置，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这些人物并不因半个多世纪的间隔而显得过时。其不似日记中细节丰富的讲述，却有着挣脱各自所属时代背景的栩栩如生的存在感。如果说吉勒·卡隆的写作或摄影体现了存在主义的思考，或许言之过甚。他并非出身学院，亦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以自己的方式思考着生命、存在与意义。而当萨特说出“人的自由先于人的本质，并且使人的本质成为可能，人的存在的本质悬置于人的自由之中”时，他的思考更是直指了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并仍在经受战争震荡的无数人的内心——历史之中的个体，时代之中的个人，何以自由？![]()
马塞尔·比格尔德（Marcel Bigeard）和马克·弗拉门特（Marc Flament），《世界上没有野兽》一书中的两页插图，巴黎，格兰切尔出版社（Grancher），1959 年（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1964年的吉勒·卡隆亦曾考虑过另外一条职业道路：开设画廊。他在同年的另一条笔记中写道：“……单纯引用苏拉热（Soulages）是不够的，在绘画的时候更需要领悟其精神；对我而言，尺幅上的大并不一定带来宏伟感，粗犷的笔触也不定然意味着力量。通过抒情抽象的经验，我知道了节奏与空间的重要性……”。吉勒·卡隆对于艺术的热爱，或许与其挚友安德烈·查理曼·德朗有关，但对以黑色绘画而闻名的苏拉热的关注则展现出其独特而前卫的审美倾向。彼时，浪漫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表现主义、未来派等艺术流派充斥着巴黎的艺术界，一派绚烂多彩。而坚持以黑色进行观念实验的苏拉热，尽管已经参加了德国卡塞尔文献展，但必然不符合大众的品味。自1947年起，苏拉热主张“在绘画中表现的不是其存在之外或之内的事情，而是其力量与所在的世界之间的平衡状态”。他将创作中自我与外界的碰撞所生成的偶然性视为“诗意的瞬间”——1965年，做客法国文化电台时，苏拉热就曾提到过：“我们被自己的想法（目的）所限制，如同被禁锢在监狱。我们几乎很少听到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具体的描述，一幅画就是形状、线条和色彩之间的节奏关系，应该是具备一种完全开放的观看意义。”2012年，吉勒·卡隆服兵役期间与母亲的通信由法国卡尔曼-利维（Calmann-Lévy）出版社集结出版，书名《吉勒·卡隆：我要看见》亦是此次展览名来源这种偶然性与完全开放的观看意义同样适用于吉勒·卡隆对于人物的瞬间捕捉。在曾经的采访，他说道：“摄影就是摄影，摄影师的水平并不取决于主题。”他承认自己在拍摄事件时处于“来不及思考”的状态——“你会一直拍到最后。只有在那之后，你才会像人一样做出反应，你会动摇或偏袒任何一方。”但在吉勒·卡隆摄影的研究专家米歇尔·普瓦尔韦看来，吉勒·卡隆在这种看似无意识的摄影过程中，却隐含着他自己都没有察觉的“内心的冲突”——“卡隆的计划是以不同的方式讲述新闻，将自己对人性的感受融入新闻摄影的视觉文化中。这种试图在外部和内部之间寻找全新颤动的尝试，为随后十年的作者摄影拉开了序幕。早在 1968 年，卡隆就在尝试一种谈论世界的同时，也谈论自身的方式。吉勒·卡隆深刻地意识到抓人眼球的图像正在丧失意义，并试图通过开发新的视觉方案来加以应对。然而，他正是通过一种放弃的形式，通过将相机对准自己，而找到了一种解决内心冲突的方式，并为一种坦率而直接的诗意摄影开辟了道路。”向内的观看，亦可从吉勒·卡隆的战地日记窥见端倪：他并未过多地谈论战局，自我觉察式的独白占据了大量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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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风暴”期间在街头拍摄记录的吉勒·卡隆，1968年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拍摄报道北爱尔兰宗教冲突的吉勒·卡隆，1968年©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当年在阿尔及利亚战场上读报的自己与如今制造着报纸上新闻的自己，回忆与现实、读者与作者、文字与图像、外界与自我、存在与虚无，隔着镜头相互对峙。难道投身于爱好时全力以赴的专注与热切，使吉勒·卡隆忘记了昔日的自己曾视战场为炼狱？对他而言，摄影师是一个职业，但也不止于此——“我不能说自己热爱冒险，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战地报道）比给女明星拍照更刺激，无论她们多么漂亮。我这样做并不完全是出于冒险精神，也不仅仅是为了去前线——如果相机里没有胶片，我根本不会感兴趣。”1970年4月 ，在《Zoom》杂志上发表的与让-皮埃尔·埃赞的电话采访似乎也印证了“见证与记录”始终是驱动吉勒·卡隆的力量。重返战地是他的选择，明确了自己是一个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后，吉勒·卡隆无畏地面对了将内心的渴望付诸实践后所需要承受的后果，如萨特所呼吁的一般，践行存在的责任，充分利用自己的自由去行动、介入、改变和创造。相较于一个看书写作的士兵，摄影记者的身份不再使他与周遭的世界格格不入，完美统合了向外与向内的两种“看见”——看见自己，看见每个个体，他用自己的“看见”解放被历史、国别、信仰、种族所裹挟的生命，还原存在的本质。1962年4月从阿尔及利亚回到法国后，他于同年10月与青梅竹马的恋人玛丽安·蒙特雷结婚。1963年3月9日，他迎来了第一个女儿。回归大众的生活状态后，他不仅重启了曾经的爱好，也尝试着新潮之物。1964年，在好友安德烈的陪同下，他购买了第一台相机，家中的浴室也被他改造成了暗房。“那种感觉太棒了，简直如奇迹一般”——给女儿拍摄照片时重获的生命喜悦，催生了以摄影为志业的冲动。练习摄影之初，他带着相机游走于法国北部的矿乡，蹲守在脱衣舞场外……或许，阿尔及利亚的淬炼消弥了他对政治的信任和兴趣，但他仍然关心现实与世界。吉勒·卡隆的自拍，摄于由家中卫生间改造而成的暗房，1964年（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彼时，报刊是大众获取资讯的普遍手段，而摄影记者的照片对于报刊的销量尤为重要。他获得了进入巴黎社会新闻社（APIS）的机会，成为了摄影记者；短暂地在Vizo摄影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为一家名为照相服务（Photographic Service）的时尚摄影机构工作，学习如何拍出“氛围感”……虽然吉勒·卡隆在摄影技术上不断精进，但对拍摄的主题深感无聊。当时，雷蒙·德巴东与朋友创办的伽玛图片社已小有名气，他受邀加入了其中，并因报道以色列的“六日战争”而一举成名——“六日战争”的照片被抢先刊登，占据了《巴黎竞赛画报》的16个版面，轰动一时。“在以色列，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新闻报道。”然而，士兵攻占耶路撒冷的照片并非其记录的全部，他还拍摄了被炸得面目全非的城市、以色列军队的演唱会、沙漠上的士兵尸体……既已知晓新闻需要何种摄影，那按下快门拍摄明显与报道无关的照片，更多是出于过往养成的记录习惯——不是为新闻报道，而是如私人日记般的影像写作。全新的选择让吉勒·卡隆的人生有如被点燃的烟花，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冉冉上升。![]()
由米歇尔·普瓦韦尔教授策划的《内心的冲突》展览同名出版物的封面所使用的这张照片是吉勒·卡隆在报道“六日战争”时拍摄的散落于战场的士兵物品。曾经在法国驻阿尔及利亚部队服役过的吉勒·卡隆辨认出了以色列军人所穿着的是法国资助的部队剩余物资，而这张照片也成为吉勒·卡隆内心思考的印证。摄影不只是记录外部，更反映了创作者的在场。在转向摄影后，吉勒·卡隆是否还保留写日记的习惯，这有待考证。就目前由吉勒·卡隆基金会所公布的资料中，只能零星地见到少量他在报道间隙与亲友的通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失去了对世界的好奇心，他只是换了一种观看与记录的方式。基金会整理了他的10万余张照片，多以整卷印样的形式存档，每一张整卷印样都如一篇视觉的日记、一种附带着时间线的观看序列。胶片上的图像自觉地组合成一段吉勒·卡隆对于事件的叙事。这也是导演玛丽安娜·奥特罗在纪录片《一个见证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中所采用的叙事方式，她跟随这些整卷印样中隐含的拍摄视角，试图回溯吉勒·卡隆当时当下的所思所想，而导演在纪录片中的独白，某种意义上，亦是她在研究吉勒·卡隆时的日记。《一个目击者的故事：寻找吉勒·卡隆》剧照，图为导演玛丽安娜·奥特罗研究从吉勒·卡隆基金会获得的接触印象由连续的拍摄与细节定格组成的10万余张照片的视觉日记，是见诸于报纸杂志之外的吉勒·卡隆的个人档案：报道“六日战争”期间，吉勒·卡隆拍摄的散落于战场的个人物品的特写照片犹如破碎的心弦，以色列士兵穿着法国驻阿尔及利亚军队的剩余物资，让他意识到这场战争不只是表面上的中东地区的内部冲突；在越南逗留的2个月里，他不仅报道了最为艰难的达喀图战役的激烈战况，也记录了最早由法国殖民者修建的铁路既接驳着当地人的生活，亦运载着士兵与战备。在美军营地游走的越南女孩也吸引了吉勒·卡隆的注意，他跟踪拍摄了如情侣般的闲暇约会、陪伴倚偎、纠葛争吵等场景；吉勒·卡隆在采访中将自己比作摄影机器，不分昼夜地工作，全程记录了“五月风暴”的始末——他记录了街垒的激烈对峙、追捕的惊险瞬间、孤注一掷的反抗者、浪潮般集结的工人示威……但他也抱怨相似的冲突场景日复一日地爆发着，令人乏味，他将目光投向人群中的那些洋溢着青春的面孔，用相机凝视无所畏惧的双眸，用有力的定格响应同龄人的呐喊；他也没有遗漏沉浸在艺术世界、无视周边危险，忘情描绘的街头画家；在比夫拉，他拍摄了雷蒙·德巴东持着录像机俯视垂死边缘的饥荒儿童的照片，但一年之后才敢告诉这位生死之交。镜头并不是在场的证明，摄影记者的见证也是一种“参与”，吉勒·卡隆没有因此而退却，他像萨特要求的一样，担负起存在的责任——他三次前往尼日利亚的比夫拉，希望自己的报道能带来国际关注与人道救援；和乍得的图布族叛军一起躲在墙垣断壁后，吉勒·卡隆记录下了他们面对必然失败时视死如归的苍凉……泪水仅仅是一种无法抑制的生理反应，即便他们已然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图布战士站在风沙中眺望空旷沙漠，所有的历史都将隐入尘烟。
除了在战场摄影，吉勒·卡隆回到巴黎时也参与报道政治会议、电影片场、演唱会、秀场等事件，拍摄了当时的诸多政客、名流和明星。但他亦不忘为家人留影，在接到朗诺政变的报道任务时，吉勒·卡隆正在与家人共度假期。因为经历过乍得的惊险，吉勒·卡隆本不愿再赴战地，但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临危受命的柬埔寨之行成为其一去不复返的告别。在吉勒·卡隆从柬埔寨寄回的最后10卷胶片中，他没有像以往那样按顺序编号，但从拍摄的内容上可以辨别出第19601号接触印相是最早一卷，这卷胶片开始的几张是度假中的他为女儿玛箬岚和克莱芒及他们的堂兄安托万拍摄的照片——收到的紧急报道任务的吉勒·卡隆带着这卷还未拍完的胶片就出发了，后面则为在柬埔寨拍摄的照片……1970年4月5日，吉勒·卡隆失踪在连结着金边与西贡的1号公路上。柬埔寨新兵，1970年4月。这是吉勒·卡隆在失踪之前寄给伽玛图片社的最后10卷胶卷中的一张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在其他几卷胶片中，青涩的新兵占据了大部分画面。他们恰似曾经懵懂的吉勒·卡隆，抱着对前途的无知，选择随遇而安，亦无法预见埋伏在前方的血色陷阱。甚至，吉勒·卡隆先于他们遭遇劫数。在此期间拍摄的一张肖像上，诡异地凝结了一片水渍，不禁让人想起《吉勒·卡隆图像集》中的另一段笔记：“想象主义者：在现代世界的外在混乱与迷失自我的内在混乱之间找到联系。‘自我的蒸发和集中’的困境。波德莱尔。将个体融入客体的非人格性与通过图像的主观元素及其类似延展保护个人独创性之间的微妙协调。图像本身就是包含在一瞬间的智力和情感的综合体。诱惑模式：参与现实，与审美的超然相适应；通过形象的重点和本质，间接表达自我。桑德拉尔·乔伊斯。在神话中寻找一种超越历史的人文主义。”吉勒·卡隆与雷蒙·德巴东及米歇尔·奥诺林（Michel Honorin）及时为独立记者的罗伯特·普雷基（Robert Pledge）组成报道队，前往乍得报道内乱，左起为吉勒·卡隆、雷蒙·德巴东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继乍得之后，吉勒·卡隆第二次出现在报纸新闻上，与17名同在柬埔寨失踪的记者一起。从新闻幕后的无名工作者成为载入历史事件的一个名字，吉勒·卡隆以意料之外的方式为自己留下的这些照片署上了名字。在雷蒙·德巴东的回忆中，第一次见到吉勒·卡隆是在1965年，分属不同机构的两人接到了同一个报道任务。吉勒·卡隆是等候过程中唯一一个看报纸的记者，但合上报纸后，他的行动迅速，在人群中敏捷地变换着拍摄角度。这种强烈的反差给雷蒙·德巴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从越南战场回来后，在一次交谈中，吉勒·卡隆告诉雷蒙·德巴东自己跟随着美军报道了攻占达喀图875号高地的战役后，曾在山顶的一颗树下坐了很久，思考自己为何身处此地。曾经的战后废墟也许如今已成为郁郁葱葱的森林，但对生命与存在的思考将亘古不变地盘旋于人类精神世界的穹顶。吉勒·卡隆在875号高地（摘自《吉勒·卡隆图像集》） ©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由吉勒·卡隆所留下的10万余张照片中挑选出的图像所构成的展览《我要看见》，并非一场历史新闻的回顾，而是如他的日记摘录。从吉勒·卡隆的镜头所见，去“看见”一个在极端情况下仍不放弃追寻自由的年轻人、一个带着镜头追逐20世纪全球独立解放浪潮却被命运定格的摄影师、一个人。
策展人 ，桂湖美术馆艺术总监
“我要看见 ｜ 吉勒·卡隆回顾展”执行策展人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
成人票￥59，学生票39元
「我要看见」吉勒·卡隆摄影回顾展
展期：2024.04.27 - 2024.07.30展期：2024.04.27 - 2024.07.30展期：2024.04.27 - 2024.0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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