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想象，如果他没有离世，这三十五年里他本可以创作多少作品！他仅仅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让我感到震惊。我相信他完全有可能超越我所做的一切。他那种难以置信的活力和洞察力是我所钦佩的。”这是著名摄影师唐·麦卡林——六十年代末吉勒·卡隆的竞争对手兼朋友——在2005年12月的比利时沙勒罗瓦摄影博物馆，他的摄影回顾展（1958-2004）开幕式上，翻阅了我带来的这本《记者无疆界》为吉勒·卡隆做的专辑样书时，向我表达了这番感慨。
1968年，吉勒·卡隆曾三度前往比夫拉（Biafra）报道当地政变与饥荒引发的种族大屠杀。他遇到了好友兼竞争对手，彼时供职于《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英国战地摄影师唐·麦卡林（Don McCullin）。这张吉勒·卡隆在比夫拉奥尼查（Onitsha）抓拍的唐·麦克林的照片记录了战地摄影师的真实处境，1968年4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他可能取得的成就，只能靠想象。因为吉勒·卡隆在1970年4月5日于柬埔寨1号公路，从金边至越南边境途中不幸失踪，那时他才三十岁，他的摄影生涯尚处于起步阶段，刚开始探索摄影媒介所能提供的无限可能。如果他继续从事战地摄影，他无疑会像他的英国对手那样忙碌吗？还是，像他的朋友雷蒙·德巴东那样，转向一直很吸引他的电影创作？他是否会成为一名类似安妮·莱博维茨那样的重要人物肖像专家？莱博维茨在1970年为《滚石》杂志拍摄了约翰·列侬的肖像，而早在五年前，卡隆就拍摄报道了披头士乐队巴黎演唱会一行。抑或，他会像塞巴斯蒂·萨尔加多或吉勒·佩雷斯那样，深入报道那些改变世界的事件和问题吗？
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巴黎）在巴黎体育宫（Palais des Sports）集会上发表演讲，1966年3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对于“在柬埔寨遇害的伟大法国摄影师”，这些是否仅仅是一种空穴来风的推测？他在20世纪60年代的作品足以说明一切：极具张力、复杂、多样。他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作了如此多的作品，仿佛他没有时间可以浪费。直到今天，吉勒·卡隆依然以一种非凡的方式，通过他的影像生动地讲述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期，当时很多重大事件发生，其影响至今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 越南战争让我们注意到今天的伊拉克战争。比夫拉的残酷冲突同时让我们回想起利比里亚、卢旺达、塞拉利昂和索马里，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是柏林墙倒塌和苏联帝国解体的前兆，如今在乌克兰再次上演。
“六日战争”自八十多年前以来，一直定义着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及整个中东地区的持续冲突。北爱尔兰的“麻烦”事件预示了许多后来所谓的“宗教战争”。1968年的“五月风暴”和青年叛逆带来了新的思潮和观念——其中许多现已成为当今社会结构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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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亚比夫拉地区的伊博分裂主义（Soldat lbo）游击队员，1968年9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一个用自行车运送装着亲人尸体的棺木的尼日利亚男子，1968年©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回顾这本专辑，意识到六十张人物摄影中极具公众知名度的二十五位人物至今仍然健在。虽然已经离开我们将近半个多世纪，但吉勒·卡隆的影响力没有消失，真是令人惊叹。吉勒·卡隆曾在他们政治生涯的某个时刻拍摄了那些至今仍在影响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最高权力层的人物：查尔斯·戴高乐、乔治·蓬皮杜、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坦、弗朗索瓦·密特朗、雅克·希拉克。他还拍摄了传奇情侣，如萨特和波伏娃、蒙唐和西涅雷、盖恩斯堡和比尔金、约翰尼和希尔维。他也捕捉了那些在新浪潮时期定义法国电影的人物，包括导演让-吕克·戈达尔、阿兰·雷奈、弗朗索瓦·特吕弗，以及演员凯瑟琳·德纳芙和简·莫罗，或是像芭芭拉、雅克·布雷尔、塞尔日·雷吉亚尼这样的歌手诗人，他们跟随艾迪特·皮雅芙和莫里斯·谢瓦利埃的脚步，代表法国歌曲的国际形象。不要忘记他拍摄的那些流行明星，如克劳德·弗朗索瓯或约翰尼·哈利戴。吉勒·卡隆几乎走遍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布拉格到西贡，从贝尔法斯特到奥尼沙，从耶路撒冷到墨西哥。除了美国这片他没有涉足的土地。然而，通过镜头，他以丰富而深刻的视角向我们讲述了那个时代的美国，一个因其爆炸性的摇滚乐和剧烈的种族冲突而震惊全球的国家。吉勒·卡隆在西贡的酒吧或越南的稻田中与美国士兵相处，留下了他们的影像。他无所不在，处于所有战线的前沿。他的摄影记录了从小事件到历史性的重大时刻，这些事件塑造了世界，而他的镜头下的人物还有日常生活中的无名英雄。他拥有真正的全方位视角，这一点从经常刊登他的作品的法国周刊《巴黎竞赛画报》杂志第1060期可见一斑——该期杂志同时刊登了他在1969年8月的同一个月的两个报道：英国军队在贝尔法斯特街头巡逻，苏联坦克在布拉格街头碾压——二者都是为了“恢复法律和秩序”。![]()
皇家阿尔斯特警队RUC与示威者在街道上爆发冲突，伦敦德里，1969年8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走上街头抗议的天主教信徒，伦敦德里，1969年8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1970年1月12日，吉勒·卡隆、持电影摄像机的雷蒙·德巴东、电视制片人米歇尔·奥诺林和我一起从巴黎出发经由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前往乍得，调查图布族叛乱，他们反对得到了法国的支持的中央政府。令我们惊讶的是，在勒布尔热机场遇到了唐·麦卡林，他预订的是UTA飞往拉米堡（今 恩贾梅纳）的同一班机。他也将跟踪这场叛乱，但报道的角度是从“政府方面”。就在前一天，吉勒还在报道一场在法国雇主联合会总部前的示威活动。示威者包括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和让·热内，他们抗议移民恶劣的住房条件。因为几天前，五名非洲工人在巴黎郊区的一场火灾中丧生。这就是吉勒·卡隆：前一天在报道示威，第二天就赶赴战场。以同样的速度和严肃性处理他的每一个主题。![]()
新浪潮导演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周末》的片场，法国，1967年9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最终他留下了一系列丰富而自由的作品，炽热而浓缩，极具时代代表性。虽然他记录的事件已经过去，但他的影像风格却拥有一种永恒的非凡气质，使其永久地独立于时代之外。一段传奇的摄影生涯，一份如此珍贵的遗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作品愈发珍贵。“如果他必须被视为一个神话，那是因为他的作品具有天才之处。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而是因为它是‘一个不断创新的视角’的表达”，加布里埃尔·鲍雷在1998年于巴黎伊夫里当代艺术中心（别名 旧纽扣制造厂）举办的《还我生活》的展览前言中写道。
街头一位画家以街头防爆警察为现场模特。他无视可能的危险，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绘画速写，1968年5月© 吉勒·卡隆基金会 Fondation Gilles Caron
在现场工作时，他很少说话但善于倾听。他观察、熟悉周围的环境，然后拍摄。他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他寻求自己所理解的。他反应迅速且深思熟虑。他所拍摄的对象通常是在移动中被捕捉到的。即使他们不移动，我们也能感觉到他们在呼吸，听到他们的心跳、动作和情感。卡隆是他那一代中最“电影化”的摄影师。也许是通过骑马和跳伞，他学会了优雅或紧张的运动的节奏。无论是身处战场抑或与人交往，都是如此。从人行道到舞台，他在移动中的敏捷性和舞者般的柔韧性是他对情况即时而清晰的把握的镜子。“没有刻板的遵照摄影准则，不参考任何摄影实践，不参杂美学效果。他的表达是直观的、直接的”，加布里埃尔·鲍雷在展览画册中写道。他总是心胸开阔，没有偏见，对人类投以真诚而好奇的目光。从不嘲笑，永远保持好奇，无论是在轻松还是严肃的环境中。实际上，他是摄影记者的典范，无论是1968年他与未来创立“无国界医生”的伯纳德·库什纳在比夫拉的丛林中一同行动，或是在柬埔寨。他的失踪（在柬埔寨失踪的20名记者和人道主义工作者中的第一个）揭示了成立无国界记者组织的迫切需要，这也促使罗伯特·梅纳尔在15年后建立了该组织。除了他令人难忘的影像之外，吉勒·卡隆的命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与我们的时代息息相关。它揭示了当今人道主义事业的核心，也是我们必须为公众知情权和新闻自由而不懈奋斗的核心——那就是：无疆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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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普雷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