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宋彬彬去世，海内外又出现了一轮对“八五”的热议。我想以杂感形式，表达我的看法。
本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初中学生。是年8月5号，副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卞仲耘老师在受到本校学生的殴打和折磨后，不治惨死。这一事件成为这所著名女校历史上的奇耻。在写作《卞仲耘之死》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我所具有的双重身份：一方面，我是个史学工作者，同时，我也是一名1966年在校的女附中学生。这个双重身份，使我在面对卞校长之死“谁之责”的问题时，无法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把自己“放进去”，怀抱愧疚忏悔之心，感受历史难承之重，即使“八五事件”发生时我本人并不在场。
“如果……”
我2001年深秋造访王晶垚先生。王先生对我说过一段话：如果老师们能够集体行动，如果较成熟的高年级学生能够积极阻拦，如果师生代表会的成员能够坚决反对过火行为，这场导致死人的暴力本来是可以制止的。
“如果”没有成真，卞校长不幸惨死。在文章里，我逐一分析了为什么“老师们”“高年级学生”和“师生代表会成员”的表现都令王先生寒心。
宋彬彬去世后，柴静女士做了一个题为《红二代宋彬彬给毛泽东戴的袖章上沾着卞校长的血吗？》的专题节目，结尾处有段话：
如果八五施暴者没有责任，如果区委、市委和文革办没有责任，如果工作组没有责任，如果文革发起者不承担责任，那么作为一个符号的宋彬彬，就不得不承担起超乎个体的责任。
这里一连出现了四个“如果”，前三个语焉不详：何谓“没有责任”？它和“不承担责任”区别在哪儿？再者，将“施暴者”、“区委、市委和文革办”、“工作组”和“文革发起者”并列，四者中有没有“责任”的孰轻孰重？这四个“如果”令我困惑，最后的那句结语，由柴静一本正经地说出，她没感到其中的荒诞吗？
既然说到“如果”，我也有一个：文革结束后的1970年代末，有关部门曾对文革初期北京市中小学暴力死人事件进行过调查，卞仲耘之死为一重点，案情应该基本查清。如果调查结果不被封存，而是公布于众，使作恶者得到应有惩罚，那么在几十年后的今天，“作为一个符号的宋彬彬”，还会被要求“承担超乎个体的责任”吗？
由“一个符号”承担历史不能承担之重，这是什么道理？一个号称有五千年历史的国度，难道就这样对待自己“史无前例”十年的历史罪责？
“好故事”
1980年代，参与北京市委组织调查文革期间中小学命案的刘秀莹（原女附中副教导主任）接到通知，要她将所有案卷封存上交。我不知那些官方调查案卷如今躺在哪里。就“八五”而言，这一状况给“故事”的传布造成巨大空间。“故事”离不开“主角”，“八五”故事离不开宋彬彬，连一些严肃学者说起那天发生之事，也是张口闭口都是宋，宋彬彬已经成为人们认知“八五”的基本视角，牢牢根植于公众的意识中，就连人死了，都不放过。
作为一个“公共历史事件”，发生在女附中校园的“八五”暴行穿越了1966年，活在了今天，没有哪一桩基层文革事件具有如“八五”一样强大的时间穿透力和长久的社会影响力。“八五”是以“故事”而非“历史”的形态存在于公众头脑中的，其明证，就是将宋彬彬当作了主角。
高一3班
柴静女士在她节目中开宗明义，说要对宋彬彬与“八五”暴力关系“做说明”，因为我对“八五” 材料十分熟悉，不但听出节目里大量内容的出处，也看出柴女士取材和剪辑镜头的用心。柴静为了做这期节目，下了不少功夫，镜头中展示出王晶垚先生保存下的“八五”惨案实物，这让她的观众对那场“浩劫”获得具体感性的认知。
节目中，柴静公布了1966年文革爆发时女附中高一3班全体学生的名单，这让我有些惊讶：一个意在说明宋彬彬与“八五”关系的节目，为什么提到一个与宋没有干系的班级？柴静告诉我们，参加调查“八五”事件的“各方”，都指出“当天暴力的直接发起者”为高一3班，另一处又说“打人最凶的高一3班”如何，这说明柴静注意到这个班与“八五”暴力缘起的关系。在一个观者甚众的节目上公布该班名单，不啻将几十名学生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好在名单一晃而过，观众不会发现其中的一个名字：王友琴。
柴静提到的调查过“八五”事件的各方，显然应该包括节目中被正面提及的王友琴。作为高一3班学生，王友琴早在1986年就在《女性的野蛮》（以下简称《野蛮》）一文中讲述该班一些学生与“八五”的关系，后来她的“口风”变了。我以为，恰恰是王友琴关于“八五”前后不一致的叙事，带来柴静节目中叙述链条的紊乱。
1986年时，王友琴是这么说的：
8月，曾领导了中学运动一个多月的工作组撤走了。控制学校局势的是新成立的红卫兵组织。……由于对工作组的看法不同，红卫兵又分两派。保工作组的一派人多势众，似乎正在全盛时期，但在工作组问题上，却已显得不够紧跟潮流，有些冷落。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她们这样说，似乎可以使她们摆脱因工作组问题而产生的困境，并以此进一步证明她们的‘革命’性。……我不是红卫兵，不是因为我拒绝当，而只是因为没有资格。见班里同学去打黑帮，我却无事干，就下楼去看。
从这段话中可以读出：（1）王友琴所在的高一3班一些“红卫兵”在本班教室开会，决定“打黑帮去”，（2）开会时王本人在场，（3）会后那些学生立即行动，去“打黑帮”，王本人也“下楼去看”。
此文是王友琴关于“八五”事件缘起最诚实的叙述，也是态度最诚恳的，请看“下楼去看”后面的一段话：
我站在操场上，看着这一切。我什么也没做。如果一个人对自己身边发生的罪恶未加制止，那么就是罪恶的同谋---但是我在十年之后才学会了这句话。
此文也是关于“八五”事件的最早记述。1986年是“八五”事发20周年，高一3班学生王友琴无法释怀，写出文章为历史存证。整篇无一字提到宋彬彬。
该文与后来广为流传的王友琴《文革受难者》中卞仲耘篇，在“八五”叙事上差异显著，或可将后者称作王关于“八五”的2.0版。两个版本突出区别有三：（1）王友琴不再说她事发时在场、本人是女附中学生，她的视角不再是把自己放进去的平视，而是站在“外面”一处“高地”的俯视，（2）她一次未提发起批斗校领导的是她同班同学，她们变成称谓含混的“高一红卫兵”，（3）宋彬彬的出现，这是2.0版中“最吸人眼球”处。虽然通篇并无宋彬彬打人字句，但在这一版中，宋是“八五”毫无争议的“主角”，作为“红卫兵负责人”，她的名字反反复复地出现，相比之下，“高一红卫兵”只被提到一次，就连宋彬彬的父亲1966年8月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都莫名其妙地与其女连上，更不必说“八一八”那天让宋彬彬带人上天安门的刘进，变成宋后面的“等人”了。
1966年8月18号在天安门城楼上被毛泽东“赐名”的“开国上将之女”宋彬彬的出现，大大增强了“八五”的故事性。几十年来，作为“故事”的“八五”在海内外广为流传，王友琴功不可没。
我一直想知道那些发起斗争校领导的学生“表演革命”背后的动机和心态，但没有机会接触她们中人，感谢彼刻身在近处的王友琴提供的观察和解释，看来她们那天的行为是要“证明”自己的“革命性”，这可被看作是她们对工作组突然撤离的“应激反应”。
工作组的撤离，让高一3班“保工作组派”的干部子弟“有些冷落”，但她们是有“革命”资格的“红五类”，为“紧跟潮流”， “打黑帮”成了她们的“选项”，这是“坚持革命大方向”的体现，五位校领导成了她们“表演革命”的“人肉道具”，暴力行为是她们革命的“成年礼”，《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则是指导手册。
当年做“八五”调查时，我曾访问过高一3班班主任艾老师，他对我表示，他不能理解的，是这个文革前“不起眼”的班，怎么会在8月5号那天表现得“那么反常”？艾老师亲眼目睹了自己一些学生当天的“反常”表现。
自女附中“百年校庆”以来，年迈的艾老师一直致力说服动员高一3学生道出真相，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苦口婆心，锲而不舍。柴静在她的节目中公布该班全体学生的名单也许是应当的，否则当代中国的一桩带标志性意义的公共历史事件，将以失真的故事形式占据国人头脑，并流传下去。
“对生命的漠视，是一代人的问题”
八五那天动手打人的，毕竟是少数；但八五之后对卞死持冷漠态度的，却并非少数。继卞仲耘之后，北京市又有一批中学校领导和教师被学生打死。下手的人是少数，但对一个又一个的死亡持冷漠态度的，不是少数。十年前第一次去看望王晶垚先生时，我怀着深深的自责。那自责，是因为冷漠的人群中有我。
2002年，我偶然遇到1966年8月6号向女附中全校师生宣告卞仲耘死讯的刘进。出事那天我不在场，第二天从广播里听到“卞仲耘死了，死了就死了”时受到的震惊不亚于卞死亡本身。我走近刘进，有些突兀地问：你当时是不是说了这话？刘进承认她说了，没有吞吐躲闪。刘进告诉我，这句话是吴德8月5号夜听到卞仲耘死亡汇报后的表态。在我之后，又出现了若干“死了就死了”的“扩充版”，多出了一些话，包括这次柴静节目里引用的版本。
八月六号之后的女附中校园，卞仲耘确实是“死了就死了”，王友琴《野蛮》文里这样描述高一3班学生听到卞死讯时的反应：
教室里似乎静了一阵，然后有人议论了几句什么，话题很快转向了别处。死亡，以及制造死亡，都还是第一次发生，可是已经成了无所谓的、并不令人震动的事情。
对待生命如此淡漠的态度，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文革结束后，这是压在女附中很多学生心头的问题，是我们这代人应该问的。进入新世纪后，一些女附中人走到一起，调查和思考与“八五”案相关事项，更多的人（五百名左右）捐款为卞校长塑像。前面提到，2014年1月的一天，20余位老教师、30多名老学生，带着各自“记忆的疮疤”，在放有卞校长塑像的会议室围坐一堂，敞开心扉，直面“八五”，反省文革中我们的表现，会议的主角不是哽咽道歉的刘进和宋彬彬，而是每一位到会的女附中师生。
之后，一些女附中学生开始了对我们过去所受教育的清理，这不但包括大量收集和认真审视文革前“十七年”的语文、政治等教学科目内容，也同时采访了四十余位老教职员工，其目的，是试图回答我们这代人心头的共同问题，其成果，是2017年女附中百年校庆之际推出的四本自印书《远去的女附中》、及《岁月女附中》中的《口述春秋》《教育叙事》和《史料文存》三册。我们没有止步于弄清八五那天发生了什么，而是再进一步，要弄明白为什么它会发生，换句话说，是要寻找作恶的根源。
文革中，全国各地不知有多少学校出现了“学生打老师”的现象，文革后能够直面那不堪回首的一页历史并郑重道歉的极少，在北京，比较突出的是北京八中和师大女附中，而认真清理反思我们受到的以“阶级斗争”为宗旨反人道教育毒害的，也许只有师大女附中的一些老女生们。
疫情中的2020年，这些已入古稀之年的老学生又把与“八五”相关资料集结起来，出版了一套题为《北京盛夏一日---1966年“八五”事件回忆 思考 争论》的书籍，有厚厚三大册，王友琴等人的文章均被收入。这样做，是为了把材料尽可能完整全面客观地保存下来，留给后人。
“直面历史，拒绝遗忘， 反思文革，在此基础上达到宽容和解”
以上是2014年1月女附中师生开会的主旨，今天写下它，我十分感慨。那次会议是在老师们的鼓励和建议下召开的，会场氛围诚挚、坦率、理性，令两位以个人身份参会的资深中央电视台记者深受感动；置身其中，我受到了一次净化灵魂的教育，并想到：中国人是有反省、道歉与和解的愿望和能力的，女附中人正在做出可贵的尝试。会后，北京其他一些学校老三届学生也欲跟进，一时中国社会似乎出现了关涉文革的“道歉与和解”的可能性，它来自民间，来自带着向善愿望的我们这代人，与此同时，各方的打击也劈头盖脸而来，最终，会议果实遭到扼杀，一次历史性的机会稍纵即逝。
最近，研究北大反右运动同时也了解北大文革历史的郭力指出，文革结束后，反右参与者向受害者道歉的情况相对普遍，对比之下，“至今却没有见到任何（文革）施害者出面担责、道歉”。
女附中的道歉学生不是“八五”“施害者”。刘进、宋彬彬等人当天表现是“劝阻不力 抢救迟缓”。这些年来，她俩没有推诿，没有退缩，承担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前面提到的一系列书籍，是在刘进和罗治带领下做出的，宋彬彬始终如一地参与各种活动，同时承受着对她永无休止的污名化。
女附中道歉学生虽然不是施害者，但我们都曾或深或浅地接受了“阶级斗争”的教育，都能背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忘记了”1966年8月5号校园里那草菅人命的一幕。十年前2014年，已步入老年的我们终于站了出来，直面女附中历史上的血迹，明示我们的知耻之心，忏悔之意。
道歉会后，我们受到来自社会的许多诘问，用一位朋友的说法，女附中人挨了一顿“铜头皮带”的鞭笞。陈小鲁给我们写来一封鼓气长信，其中有一句：（为了人们不忘记文革教训），“我觉得当靶子也是贡献”，承受压力最大的宋彬彬也表态：“我从没说过退出战斗”。今天，已在另一个世界的宋彬彬，继续在“当靶子”。
也许有一天，我会写写生命晚期的宋彬彬。罹患绝症的她表现出来的襟怀与良知、对社会不公现象的义愤、与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中国底层百姓的共情，每每令我感佩不已。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2014年的道歉会成了这代人的“绝唱”，没有后来者。
写这篇文章时，我眼前浮现出2014年在数九寒天中从京城各处前来开会的老师们，其中的一位，是卞校长去世后唯一给王晶垚先生写信慰问的，那天中断打点滴参会。今天，老师们的理解和支持仍然温暖着我们，也温暖着宋彬彬未寒的尸骨。
（本文系叶维丽新作《我们这一代---女附中“八五”事件杂感》的缩写版，全文将在《记忆》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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