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可：《资治通鉴全本全注全译》导读

文化 2024-10-15 00:02 广东

《资治通鉴》是北宋大政治家、大史学家司马光领衔修撰的一部历史名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以及知往鉴今的借鉴价值，值得所有人阅读。我国台湾的三民书局为了普及《资治通鉴》，邀请我与当今著名的学者韩兆琦先生主持诠译《资治通鉴》，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杀青，定名为《新译资治通鉴》（即浙人-三民版《资治通鉴全本全注全译》）。本文为该书导言，旨在引领读者怎样读《资治通鉴》，着重点是评价编年体史书的特点，了解《资治通鉴》一书的内容、体制及价值，还应涉及编年体史书的源和流，方能透彻了解《资治通鉴》的特点。作者司马光就不赘言了，以下分三节来集中评说《资治通鉴》。

编年体史书的源流与特点

《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不计标点约有三百三十万字，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记载了战国初年迄于五代末叶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错综复杂的历史，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史巨著，其气势与规模，不仅在古代中国，就是在世界中世纪史坛上，都堪称高视独步、无与伦比之作。如此一部伟大的历史巨著，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编年体史书发展到成熟时期水到渠成之作。大体说来，编年体史书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编年体史书，以下行文又简称编年史书。商、周迄秦，即先秦时期，是编年史书的草创时期，可称之为源。两汉迄唐，即汉唐时期，是编年史书的确立时期。两宋迄清，是编年史书的成熟时期，《资治通鉴》是其成熟的标志。这后两个时期，可通称为流。本节简括地评介《资治通鉴》产生前的编年史书的源和流，即先秦时期与汉唐时期，《春秋》和《汉纪》分别是这两个时期的代表之作，重点说这两部书，以了解编年史书的特点。

1.先秦时期，编年史书的草创

编年体是按时间发展顺序记叙历史的一种史书体裁，是我国上古记载史事普遍使用的一种体裁，所以《隋书·经籍志》称为古史。上古事简，低下的生产力限制了人们的眼光，加以书写条件极其困难，负责记叙历史的史官或档案人员，只能用简练的文字记下他们认为重要的事，为使所记载资料更具使用价值，往往冠之以时间单位，因而很自然地创造了编年记事的形式，此不独中国为然，世界各国亦多循此途拉开各自史学发展的序幕。原始社会结绳记事，刻木为志，就是最早的以时间为顺序的编年体式。我国现存最早的记事文献为商朝甲骨文。甲骨文又称卜辞。卜辞记事就已标明年月日的顺序，只是一般以日、月在前，而年代居后。现存西周的文献，也有只记日、月而不记年的，或者只记年、月、日其中之一项的，缺乏完整准确的时间观念，说明编年记事体制尚处在原始阶段。

《汉书·艺文志》载，西周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但传世文献，西周史书记事很不完备，不重时间观念，以记言体为主，记事编年体处于附属地位。春秋战国时期群雄竞起，称霸争雄。为在变动的社会中掌握历史主动权，统治者招延名师攻习历史，不仅是时髦，而且更是实际需要，从而推动了史学的发展。记言体史书，因大多无时间定位，日益不受重视，如《国语》就被目为《春秋外传》，地位在《左传》之下。这时，编年史书由于有时间作为界标，便于考察时事，抑恶劝善，进一步发展起来，成为史书编纂的主导形式。此时期编年记事方式有了发展，按年、时（季）、月、日记事的程序已固定下来，所以内容也丰富充实得多了。编年体的史书编纂体例已略具定式。周代王室和各诸侯国都设有专门的史官，有左史、右史、内史、外史、大史之类，负责编年记载史事，所成之书，通称“春秋”。《墨子·明鬼》所谓“百国春秋”，犹言各国“春秋”，乃合指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大事记式的编年史。也有少数诸侯国不称“春秋”的，如晋之《乘》、楚之《梼杌》等，据《孟子》一书解释，都是“春秋”的别称，也就是该国各自的编年史。

秦始皇焚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1。“史记”是“春秋”的又一通称，指为史官所记。先秦编年史书劫后复见者，仅存孔子所修鲁史《春秋》，为“五经”之一，这是极为遗憾的事。相传孔子以鲁国的“春秋”为主，参照其他国家的记载整理删定而成《春秋》。从此以后，《春秋》成为对一书的专称。《春秋》用鲁国年号，按年、时、月、日分条记事，以展示自鲁隐公元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共二百四十二年的春秋列国史2。文字极简略，每事只记结果或结论，没有过程的描述和事态的展开，且措辞隐晦，往往使人不知所云，又对于社会情况及重大事件多有缺漏。于是，为《春秋》作注解的所谓“传”便相继出现了。汉代传《春秋》的有五家，即《左氏传》三十卷，《公羊传》《穀梁传》《邹氏传》《夹氏传》各十一卷。《邹氏》《夹氏》两传早亡，剩下的就是著名的“春秋三传”。其中《公羊》《穀梁》两传，重在阐释微言大义，向不目为史学著作。但细考二传，都是严格遵循编年体式，按时间顺序以阐释《春秋》义旨的，其中着重阐释避讳、书法理论及大一统思想之类，对后世史学影响甚巨，且在编年释义中，亦偶有史料的补充，因之，仍具有某种编年史书性质，应该在史部典籍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左传》，因作了大量的史料补充和在史学上的重大探索而成为我国第一部比较完备的编年体史书，则是举世皆知的了。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形式上虽也以鲁国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十二公记事，但其内容追溯到周宣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八〇五年），较《春秋》记事提前八十三年，又下延记事至智伯之灭（公元前四五三年），后延二十八年，前后共计多出一百一十一年以上。其记事特点，不仅尽力充实史料，更注意过程的叙述、场面的描写、人物的刻画，同时又新创史论，于人物、事件有分析，有评说，文辞更是着意求工，曲尽其妙，使人读之兴味盎然。凡此诸端，遂使《左传》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独立的史著。换言之，《左传》虽属解释《春秋》的“传”，但它可以离开《春秋》而显示史学著作的功能，而《春秋》如离开《左传》，不少地方会使人难明所指。由于《左传》不仅记述了春秋时期政治、军事、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重大史实，而且集录了很多有关春秋以前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因而成为研究先秦历史的重要资料。

《左传》与《春秋》相比，史体有重大改进。大体说有三个方面：一是丰富了史料。《春秋·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此条史事寥寥十三字，《左传》则衍为五百三十四字，详细地予以记述，才使得事件真相大白，读者明其所以。二是注意了文采。《左传》记事渊懿美茂，其语生气勃勃，文章优美，便于习诵，有利流传。三是新创了史论。《左传》记事用评论来表现是非，或以“君子曰”发端，或借引“孔子曰”代己立言，或系判断语于事尾，巧妙地将各种形式的史论，组合交织于记事之中，是述史的一种“书法”。这种书法，左丘明发端于前，司马迁弘扬于后，理论概括称之为“寓论断于序事”，从《春秋》的“书”与“不书”或一字褒贬之法上升至不可同日而语的境界。《左传》编年记事的成就，对《资治通鉴》产生重大的影响。上述《左传》改造《春秋》史体的三大特点，在《资治通鉴》中有淋漓尽致的发扬。

2.汉唐时期，编年史书的确立

到了汉代，编年体史书结束了它的草创时期而进入确立时期。具体说有两大标志。

其一，《史记》《汉书》创立的“本纪”编年记事，是这一时期编年体确立的第一个标志。总体上，纪传体与编年体各为一体，互相争胜于史坛，但细致分析，纪传体实际是把编年记事、人物传记、年表谱录与制度专史熔于一炉的综合体。其中“本纪”明确采用编年体为全书之纲。《史记》《汉书》的“本纪”以年、时、月、日为经，以载录大事为纬，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民族关系乃至中外交通，强调揭示一定时期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和基本轮廓，故能成为全书之总纲，其余列传、表、志所述，无不据以为依归。这种述史体制，较之《春秋》基本不录社会、经济、文化史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左传》载政治、军事又囿于常事不书、非告无录、斤斤于礼、叙存细事、讳饰含混，乃至于黑白颠倒，有害实录。《史记》《汉书》本纪编年对先秦编年体所作的重大改造，也为《资治通鉴》所吸收。

其二，此时期出现了改编纪传史而成的新型断代编年史书《汉纪》，是编年体确立的第二个标志。《汉纪》为东汉末荀悦所编。起因是汉献帝读《汉书》，苦其“文繁难省”，乃命荀悦删之，荀悦在建安五年（公元二〇〇年）完成改编《汉书》的编年史书《汉纪》三十卷。是书以“辞约事详，论辩多美”3著称于世。所谓改编，并非就《汉书》各帝本纪加以简单串联，而是统驭全书材料，分类排比，再撷其精要，足以显示历史发展脉络者，以编年之法表现出来。荀悦改编《汉书》的成功为后世编年史书，特别是《资治通鉴》的修撰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此外荀悦还有三大创新：一是首创了断代编年史书，其后专写一个王朝的编年史书接踵而起，《汉纪》所起开山引导的作用，不能低估。二是首开以“纪”名编年之例，即改“春秋”为“纪”，它不只是一个称谓问题，实则寓有纲纪的深意。“盖纪者，纲纪庶品，网罗万物”4，取纪以名编年之史，表明其记事原则不是有闻必录、洪纤靡失，而是突出重大事件，纲纪万物，以表现一代之史。三是首为自立凡例与著书意图以统驭全书。总上，《汉纪》在史体方面的创新，使编年体正式确立，后世史家给予了高度评价。刘知幾在《史通》中论史体的发展，提出了“六家”“二体”之说，就是以班固断代的《汉书》和荀悦断代的《汉纪》作为纪传、编年二体的代表总结理论，肯定了荀书确立编年体的历史地位。近代学者亦给予高度评价。梁启超称《汉纪》是“现存新编年体之第一部书”5，金毓黻说《汉纪》为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之所本6，都是很有见地的。

在东汉末年荀悦《汉纪》的影响之下，魏晋南北朝时期，断代编年史书大兴。一国之史，往往一部纪传史出，旋即有一部编年史与之相配，更有先出编年后出纪传，乃至仅有编年而无纪传者。编年史书蜂起，与纪传史书争胜于史坛，形成自春秋、战国以后编年史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高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袁宏《后汉纪》、孙盛《晋阳秋》、干宝《晋纪》、王韶之《晋安帝阳秋》、裴子野《宋略》、何之元《梁典》以及王劭《齐志》等。因种种原因，流传下来的只有袁宏《后汉纪》一种。袁书对编年体又有丰富与发展，是编年体确立时期堪与《汉纪》相媲美的一部力作。

《资治通鉴》的特点与成就

唐初修《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确立纪传体为正史编修体例，编年体的发展势头相对低落。至北宋《资治通鉴》出，又重振雄风，进入了编年史书的成熟时期。

《资治通鉴》总结了以往编年史家的经验，发展和完善了这种古老的体裁，使编年体得以重振，代表了我国古代编年史的最高成就。兹从以下六个方面略述其体制特点与成就。

1.预先制定严密的工作程序和体例细则以指导编纂全过程

司马光修纂《资治通鉴》，开创了主编全面负责的集体分工合作制。司马光为全书主编，刘恕、刘攽、范祖禹为主要的协编。《资治通鉴》编书程序，分作三大环节，先作丛目，次成长编，最后定稿。前两步工作由协编者分段负责，大体分工是刘攽负责汉史长编，刘恕负责魏晋南北朝史及隋史长编，范祖禹负责唐史长编。五代史也归刘恕。刘恕中途病死，未完的南北朝部分归刘攽，五代部分归范祖禹。最后定稿由司马光一人独力完成。丛目制作之法，首先在广泛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之上，按时间顺序列出事题目录，叫作“事目”，然后为事目作注，即将收入各目之资料，注明篇卷出处，因事目繁多，故谓之“丛目”。长编又称“草卷”，实即初稿，制作之法，是根据丛目提供的线索，将史料重新检阅一次，然后经过取舍、综合、诠次，写出编年史雏形。长编写成后，交由主编“笔削”，作进一步加工，又有“粗删”“细删”的程序，以期定稿趋于完美。司马光在修《资治通鉴》之前先拟定出《通鉴释例》一卷，确定全书用语、格式等方面凡例三十六条，后又与刘恕反复商讨，定出纪元、薨卒等多项义例，又对范祖禹工作作出指示，全面申述丛目及长编修撰细则。这些规则，为所有编写人员所遵守，成功地体现在整个编书实践中。以上种种措施，皆为编书质量提供了保证，使《资治通鉴》在结构谨严、体例统一方面，能够卓然高出传统编年史书。

2.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使编年体史书体制一新

为什么要编《资治通鉴》，司马光自道原因说：“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7可见《资治通鉴》之修，实存在满足士子学史需要和提供君主治国借鉴两方面的原因。由于前者，必须写成“举其大略”的比较全面反映历史内容的通史，由于后者，必须强调政治史，以便从“国家盛衰”与“生民休戚”中引出“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历史借鉴，二者的综合，遂使主干材料与辅翼材料交相为用的述史体制应运而生。《资治通鉴》着重叙述历代重大政治事件和战争，以“穷探治乱之迹”，同时对于重要历史人物的言论事迹、各类典章制度的沿革、民族间的交往、经济的发展、习俗的变迁、历法的进步之类，皆有扼要的记述，以为“生民休戚”之表征和“治乱兴衰”之基托。所以胡三省说：“温公作《通鉴》，不特纪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8纪传体广载史事，各类史料按纪、传、表、志，分体著录，做到分而不散。《资治通鉴》则合纪、传、表、志材料于一炉，用编年线索加以贯串，使之统而不分。如此述史，于中心突出之际，兼收包罗宏富之功，既便于总结历史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又便于全面表现社会历史的概貌。此例之设，为编年体注入了新的血液，使编年史书真正建立起了与纪传史书并驾齐驱的体制基础。

3.首创史料考异之法以取信，使编年述史体制臻于精善

《资治通鉴》载述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史料极其浩繁，如何考订鉴别，成为一大难题。为了准确记事，对相互矛盾的史料，必须有所去取，对各有短长的记载，必须综合诠次。司马光将此等去取诠次的情形，写成《通鉴考异》三十卷，随附《资治通鉴》并行，由此创造了史料考异之法，也开启了修史之家“自撰一书，明所以去取之故”的先例，遂使古老编年体臻于精善。考异之例一开，对后世史家震动甚大，有作为而又实事求是的史家争相效仿之。如《资治通鉴》协编者之一范祖禹之子范冲，南宋高宗朝时重修北宋《神宗实录》，即著《神宗实录考异》五卷，以明对旧录删改去取之由。此外，李焘等一些史家，在他们的编年著作中，更将考异文字直接附于正文有关史事条下，体式又有所推进。

4.纪年方法进一步改进

时间本位是编年史书最根本的特征，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史体的最主要依据。在标准编年体式中，被记载下来的所有史实，无不一一与其确定的时间相联系，并被嵌入相应的日、月、时、年、年号、君主、朝代的严密序列当中。如此述史，便于把握大势，使一定时期历史发展的概貌，由远及近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如何编年记事，前节评述了《春秋》《汉纪》，乃至《史记》《汉书》的本纪已经奠定了基础，至《资治通鉴》又有改进。具体说，纪年的改进，主要有以下三项。

（1）《资治通鉴》纪年吸取了当时历法的最新成就。古代用干支纪年，要推定朔闰，必然牵涉到历法，而历法精粗不一，自然导致纪年的准确程度呈现差异。北宋著名天文历法专家刘羲叟著《长历》一书，相当精密。司马光即采用《长历》辨定典籍所载史事的朔闰、甲子，因而使纪年错误较少。

（2）《春秋》《左传》记事叙次的原则，如注家杜预所概括，乃“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季），以时系年”。《资治通鉴》因系通史，又加上“以年（号）系君主，以君主系朝代”，则其纪年体式为“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以年系号，以号系朝”。例如曹操之死，《资治通鉴》记为：“魏纪·世祖文皇帝（曹丕）·黄初元年：春，正月，武王（曹操）至洛阳。庚子，薨。”汉武帝以前，没有年号，鲁庄公某年，秦始皇某年，汉高祖某年之类，是当时通行的纪年法，还不属“以年号系君主”，《资治通鉴》以前没有编年体通史，断代编年，自然没有在行文中标明朝代的必要。可见，《资治通鉴》改进纪年法，也是时代变化、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3）诸侯并立，王朝分裂，各国对峙时期，《资治通鉴》纪年，只取一国、一帝年号；又更号改元之岁，皆取最后一个年号。这种纪年方法，容易示人主从亲疏，并产生“头齐脚不齐”的感觉，有待进一步改进；但能使行文简明，体例划一，也是无法否认的。

5.叙论分出，突出史论地位，创新史论体式

所谓叙论分出，是指在编年史书中，史事的叙述与撰史者的评论明确分开，并突出史论的地位。一般来说，史事的叙述，严格依据有关史料来写，“悉从论纂，皆有凭依”9，不得向壁虚造。史而有论，乃是史学著作区别于单纯史料汇编的重要标志。我国古人撰史，向来重视“事”“文”“义”的有机联系。《资治通鉴》史论，即是为“义”而发之作。自《左传》创立史论体式以来，有作为的史家，无不致力于此，写出脍炙人口的力作。《资治通鉴》既以“资治”为重要编书目的，则发掘、阐发史义的文字，便不能不提到突出地位。表现在数量方面，据精确统计，《资治通鉴》全书设史论二百一十八篇，其中有不少千言以上的大论，这在我国古代史书编撰中是空前的。内容方面，除一般的讨论为政得失、褒善贬恶外，更围绕以礼治国思想反复宣扬，并对史学功能、经史关系乃至编修凡例之类，展开广泛评说。《资治通鉴》突出史论地位，是与它主要作为政治史的体制相吻合的。

《资治通鉴》史论，分为两大类型：一是司马光自撰之论，以“臣光曰”发端；一是借引前人成说之论，以借引史家姓名或著作名发端。前者可称“自论”，后者可称“借论”。《资治通鉴》对欲评之事，一般一事一论，或自论，或借论。间亦有同时借引两则成说，或借引一则成说之后又作“臣光曰”，即以二论共评一事者。《资治通鉴》全书，共设借论九十八篇，征引作者三十四家，其中：

孟轲一篇　荀况二篇　贾谊一篇　司马迁二篇　扬雄六篇　班彪三篇　班固十五篇　仲长统一篇　荀悦八篇　傅玄一篇　华峤一篇　陈寿五篇　徐众一篇　孙盛五篇　习凿齿六篇　鱼豢一篇　虞喜一篇　干宝一篇　袁宏三篇　袁准一篇　范晔三篇　崔鸿二篇　沈约四篇　裴子野十一篇　萧子显一篇　萧方一篇　颜之推一篇　陈岳二篇　李延寿二篇　权德舆一篇　李德裕一篇　柳防一篇　苏冕一篇　欧阳修二篇

借引成说立论，发自左丘明，司马光加以弘扬，广泛借引成说，将借论与自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遍布本书之经络，无疑是对编年体式的一种创新。

6.主体著作与成套系列著作联为一气，使编年史体气象万千

《资治通鉴》因记事时限太长，虽极简要之能事，亦洋洋三百余万言，颇难掌握。为便阅读，提高史著的社会效益，司马光以《资治通鉴》为中心，先后编写了一系列著作，以与主体互相发明。除《通鉴考异》三十卷起辨析增广史料的作用外，“又略举事目，年经国纬，以备检寻，为《目录》三十卷”10。

《资治通鉴》目录与一般书籍的标题目录不同，其特点是“年经国纬，著其岁阳岁名于上，而各标《通鉴》卷数于下，又以刘羲叟《长历》气朔闰月及史所载七政之变著于上方，复撮书中精要之语散于其间。次第厘然，具有条理”11，实为一内容提要性的大事年表。《目录》与《考异》随《资治通鉴》同时上奏宋神宗，是《资治通鉴》的两部主要的辅翼之作。此外，又恐《目录》过于简略，复有《通鉴举要历》八十卷，《通鉴节文》六十卷，以为简编。加上修《资治通鉴》之前撰写的《通鉴释例》一卷，载录修书凡例及与协编者来往信札；又《历年图》五卷，“上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尽周世宗显德六年，略举每年大事，编次为图”12。总上六种辅翼著作，共一百八十六卷，与《资治通鉴》正文二百九十四卷交相辉映，从不同侧面增强了《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巨著的表现力。可以说这是编年体的一项重大革新。

《资治通鉴》引领编年体史书蓬勃发展，仿其体制继起者，或添前，或续后，自宋迄清，逐步形成了一个从古到今的编年史系统，举其要者，有十二种，书目如次：

（1）《通鉴外纪》十卷，目录五卷，北宋刘恕撰。

（2）《汉纪》三十卷，东汉荀悦撰。

（3）《后汉纪》三十卷，东晋袁宏撰。

（4）《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北宋司马光等撰。

（5）《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南宋李焘撰。

（6）《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二百卷，南宋李心传撰。

（7）《宋元资治通鉴》六十四卷，明薛应旂撰。

（8）《明纪》六十卷，清陈鹤撰。

（9）《明通鉴》一百卷，清夏燮撰，亦为明代编年史。

（10）《国榷》一百零八卷，明末清初谈迁撰。

（11）《资治通鉴后编》一百八十四卷，清徐乾学撰。

（12）《续资治通鉴》二百二十卷，清毕沅撰。

这就是与二十四史纪传史系统相辅相补的编年史系列，不一一备述。但没有一部编年史书可与《资治通鉴》相颉颃。胡应麟《史书占毕》说：“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这个“备”字，应视为对《资治通鉴》完善编年体历史功绩的确评。

《资治通鉴》的内容与价值

1.《资治通鉴》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史学强调经世致用，《资治通鉴》把这一主旨发展到极致。书名《资治通鉴》虽然是宋神宗所赐，实为司马光之本旨，顾名思义，即史学要“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因为要“垂鉴资治”，所以司马光选用材料以及叙述内容，“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13。这就决定了《资治通鉴》全部内容落实在“治、乱、兴、衰”四字上，用今语说，是一部政治军事史。司马光着墨于国家治乱，写得最多的是君主的贤愚、官吏的好坏。司马光认为“国之治乱，尽在人君”14，因此特别重视为君之道。司马光把历史上的君主，依据他们的才能与功业，分为创业、守成、衰替、中兴、乱亡五类。创业之君，如汉高祖、光武帝、隋文帝、唐太宗等，削平群雄，统一中夏，“智勇冠一时”，乃非常之人，干非常之事。这些君主的光辉业绩，《资治通鉴》写得很详细，供人敬仰与效法。守成之君，能把创业之君留下的家业发扬光大，如汉文帝、汉景帝、北魏孝文帝等，他们是守成的代表人物。司马光说：守成之君，“必兢兢业业，以奉祖考之法度，弊则补之，倾则扶之，不使耄老有叹息之音，以为不如昔日之乐，然后可以谓之能守成矣”15。司马光称美文、景，借引班固的话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16中兴之君，指能拨乱反正，把处于危机中或急剧衰落的国家引导上正轨，转危为安，使政治重新归于治。汉宣帝是中兴之君的典型。司马光借班固的话赞颂说：“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17衰替之君，即昏庸之主，他们“习于宴安，乐于怠惰，人之忠邪混而不分，事之得失置而不察，苟取目前之佚，不思永远之患”18，以至“祖考之业”日益衰微。西汉元帝、成帝，东汉桓帝、灵帝，都是昏庸之主。最坏的是乱亡之君。他们“心不入德义，性不受法则，舍道以趋恶，弃礼以纵欲，谗谄者用，正直者诛，荒淫无厌，刑杀无度，神怒不顾，民怨不知”，结果是“敌国丧之”“下民判之”，19只有破家亡国了。亡国之君十之八九都是昏暴淫逸的乱亡之君，秦二世、陈后主是其尤者。创业、守成、中兴三类之君，是贤圣的明君，是司马光提供学习的榜样。衰替、乱亡之主，是司马光提供借鉴、警世的标识，在叙述中给予揭露和鞭挞。司马光发扬传统史学惩恶劝善的思想，应予肯定。

战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用力写各种战争，有改朝换代群雄逐鹿的战争，创业之主平乱诛暴的战争，雄主御辱与开拓的对外战争，农民起义与王朝镇压的战争，《资治通鉴》都做了绘声绘色的描写。司马光总结战争经验，各种战争，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域、不同将帅指挥下有不同的结果。有国有家者，不可以不知兵。写战争就是要总结强国用兵的兵法。顾炎武评论说：“《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20

司马光轻文学，明人李因笃说“《通鉴》不载文人”指此。大诗人屈原，《资治通鉴》只字未提。司马迁写《史记》，为文学家立专传，大量录载文学作品，评价屈原《离骚》“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认为司马相如赋“虽多虚词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两司马的态度大相径庭。然文人参与的政治活动，与王朝、社会有重大关系的涉政文章，司马光也不遗弃。如录载司马相如的《谏猎书》，录载“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的《论佛骨表》《送文畅师序》，柳宗元的《梓人传》《种树郭橐驼传》。司马光轻文学家及文学的政治作用，既不必为之讳，也不必为之病，这就是他的立场。

《资治通鉴》对于正史诸志中关于礼仪、刑罚、职官、食货等方面的内容，颇多采录，如西汉除肉刑、东汉立《石经》、曹魏九品官人法、西晋罢州郡兵、北周创府兵等等。涉及土地制度与民生的财赋制度亦纳为重要的政治内容。如商鞅变法、文景时期的轻徭薄赋、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唐代德宗实行两税法，以及水旱丰歉等等，记载不遗余力。当然，比起纪传史来，综合史的内容大大减少，突出的是政治、军事，这是编年史书的一个特点。

由于《资治通鉴》吸收《左传》《汉纪》，以及纪传史之“本纪”叙事的优点，在政治、军事中关注礼乐、历数、天文、地理、经济、文化等内容，因此《资治通鉴》是一部内容宏富的古代政治编年通史。简括条列其述史内容，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

（1）帝王的即位、治绩与丧葬、评说。

（2）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与卒年。

（3）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与重要的法令颁布。

（4）社会各阶级、各阶层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

（5）重大的军事活动与战争。

（6）民族关系。

（7）中外关系。

（8）重要的发明与发现。

（9）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的改进。

（10）重大的自然变革与灾害。

2.《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

《资治通鉴》的史学价值，在史学、史体、史料三个方面都有突出的创造，试简析之如次：

（1）史学方面。作为鸿篇巨制的《资治通鉴》，它较为详尽地反映了中国古代从战国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公元前四〇三至九五九年）的历史，熔铸于史事内容中的史学价值有三个方面。

第一，贯通古今。《资治通鉴》一书在手，历代大事囊括其中，兴衰得失汇聚眼前，这一优点，其他任何一部史籍无可比拟。清张之洞、近人梁启超做了画龙点睛的评价。张之洞说：“若欲通知历朝大势，莫如《资治通鉴》及《续通鉴》。”21梁启超说：“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22

第二，以政治史为中心。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明确其著书目的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知往鉴今，其要在政治，《资治通鉴》的主要价值亦在此，这是读《资治通鉴》要牢牢把握的。

第三，以史为鉴。这一点经历了历史的考验，正如胡三省所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者也。”23

（2）史体方面。在我国史体发展史上，编年体占有重要位置，一是开众体之先，二是奠众体之基。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按年月日记事，是人类最早用于编写史书的方法，也就是人类创造的最古老的史体。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编年体开众体之先，乃史体之祖。中国编年体经历了自草创、确立直至成熟的过程。在其自身发展的同时，又给后起其他史体以普遍的深刻影响。《资治通鉴》追附交错的叙事，编年之中带纪事本末的辅助，对一些事件的前因或过程加以补叙，多用“初”字起笔，避免了割裂。《资治通鉴》已经达到史家叙事得心应手的境界。由《资治通鉴》又派生出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以及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成为南宋以后流行的史书体裁。特别是《资治通鉴》完备的时间本位叙事，为各种史体奠定了基础。

（3）史料方面。司马光对史料的处理，考异取信已如前述，这里补述其搜罗之宏富。司马光说，他搜集史料“遍阅旧史，旁采小说，简牍盈积，浩如烟海”24。后人考证司马光采用的资料有三百余种。宋人高似孙《纬略》说：“《通鉴》采正史之外，其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清人胡元常录《通鉴考异》所载书名，作《通鉴引书考》，凡得二百七十二种。近人张煦侯据《资治通鉴》和《通鉴考异》所引各书加以考索，分为正史、编年、别史、杂史、霸史、传记（附碑碣）、秦汉（附别集）、地理、小说、诸子共十类，得三百零一种。一九八七年《河北师院学报》第二期载陈光崇先生的《〈通鉴〉引用书目的再检核》，拾遗补阙，考定为三百五十九种。司马光实际引用的书目可能还不止此数，足见其用力之勤，为后进述史者树立了榜样。

司马光从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一〇六六年）奉命编写《资治通鉴》，到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完成，历时十九年，耗尽了司马光的一生心血。在这十九年中，司马光“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把全部精力投入这部书上。由此可见，要写出一部历史名著，作者要付出何等高昂的代价。司马光的付出，换来了《资治通鉴》的永垂不朽。《资治通鉴》自问世以来，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宋神宗钦赐书名《资治通鉴》。南宋王应麟说：“自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清王鸣盛称其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25。清浦起龙对《资治通鉴》产生的影响作了高度评价，浦氏说：国史“上起三国（指韩赵魏列为诸侯），下终五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而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26。这是说《资治通鉴》带动了编年史书的复兴，产生了贯通中国历史的编年史书系列，与纪传体全史交相辉映。司马光对中国史学的贡献，铸就了他在中国史学史上崇高的历史地位。

最后，还须交代一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既不写上古，又不写后周之灭，止于禅让之前，一部通史，无头无尾，总给人以遗憾，其实这正是司马光的用心处。《资治通鉴》始于周威烈王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由此写了一篇史论，批评周王违背了名与器不可假人的礼，开启了礼坏乐崩的时代，表明司马光维护帝王权威，臣下不可越礼犯分的思想。《资治通鉴》下限不书宋周禅代，既为本朝回护，隐讳赵匡胤从孤儿寡母手中夺权的尴尬，也为自己避免触讳，少惹麻烦。中国历史上的文字狱，历史学家首当其冲，因此我们不能苛责司马光去效法南史氏吧。由此可知，《资治通鉴》无头无尾，皆寓意良深，这也是曲折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某种特色吧！

张大可于北京

二〇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

【注释】

1《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序》。2“春秋三传”，《公羊传》《穀梁传》记事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四八一年），《左传》则延至智伯灭亡，全书记事为二百六十九年。3《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悦传》。4《史通》卷二《本纪》。5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6金毓黻：《中国史学史》。7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8《资治通鉴》卷二百十二胡注。9司马光：《进〈稽古录〉表》。10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11《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十七《资治通鉴目录》条。12《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十一《乞令校定〈资治通鉴〉所写〈稽古录〉札子》。13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14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15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1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六。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十七。18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19司马光：《稽古录》卷十六。20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六。21张之洞：《轩语》。22梁启超：《新史学》。23胡三省：《〈新注资治通鉴〉序》。24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2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一百。26浦起龙：《史通通释》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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