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 | 历史上的古籍保护意识与措施

古籍保护是国家大事。2007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负责领导包括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的古籍保护事业，现已公布了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除公共图书馆外，我国高校也是古籍存藏的重要单位。不少高校所藏古籍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较为可观，如山东师范大学所藏古籍就有不少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以及《山东省珍贵古籍名录》。鉴古而知今，当前我国古籍保护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梳理古籍保护发展史，可看出古代和当代的古籍保护事业不仅一脉相承，且大有发展。

我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比如“穿衣”属于服饰文化；“大礼堂”属于建筑文化。文化虽有无数种，但是概括起来还有些精义。

（一）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不同视角

由台湾大学主编的《中国文化基本教材》，共八册，十六开，配套八册教师用书。该教材对《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原文进行分类、注释、讲解，主要面向中学生，通俗易懂。这部教材主讲中国文化，结果内容都是《四书》，说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文化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的解读还可从其他角度进行阐释，如仁、义、礼、智、信。但也有一些在今天不好接受的角度，比如“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就是准绳，“君为臣纲”，就是君是臣的标准；“父为子纲”也是这样，父母是儿女的准绳。这在今天是做不到的。至于“夫为妻纲”，甚至是明确违背法律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批判性地看待，不能照单全收。

（二）古籍与文化传承

目前尼山学堂已招收了十三届学生，一年一届，这一国学班专门培养国学拔尖人才，要求读原典，课程也依据原典设置。《周易》《尚书》《诗经》《左传》《周礼》《仪礼》《礼记》《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史通》《老子》《庄子》《荀子》《孙子兵法》以及《楚辞》《昭明文选》《文心雕龙》，都是必修课。大量阅读原典应是我们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要基础工作。

优秀传统文化首先存在于古书当中。目前部分古书经过专家学者的标点整理，已有容易检索和阅读的版本。但是绝大部分的古书都未经整理，还是未经标点的线装书。如山东师范大学古籍部存有二十多万册古书，真正整理出来的可以说是冰山一角，大部分书还处于原始状态。传统文化还包括地上文化遗存，比如万里长城；地下文化遗存，比如兵马俑、龙山文化。此外，口耳相传的，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父母长辈口头传授的内容，都是传统文化萃聚之处。在这些当中，最丰富、最系统、最完整的就是中国古籍，因此要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就必须要读懂古书。古籍保护，不仅仅是保护古书的物质形式，更重要的是传承古书中的历史文脉。近两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倡导的“古籍保护课程进校园”活动，无非就是提示大家，还有这些蕴含优秀传统文化主流的典籍，是容易被我们边缘化甚至遗忘的，我们应该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

古书的流传使得其中蕴含的中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而从古至今“书”的形态和载体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我国古代重要的文献载体有甲骨、金石、竹帛、纸张等，现简述其中主要的几种。

（一）甲骨、青铜器

早期有文字的材料被称为文献，但这些材料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书”，比如刻在龟甲兽骨上的甲骨文。此外还有金文，是铸或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青铜器上的文字又叫款识，按照古代的解释，“款”就是“刻”。道光年间（1821—1850年）曾藏于山东潍县陈介祺家的毛公鼎是目前已知青铜器中刻字最多的，共计499个。该鼎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二）竹木简

竹木简的使用时代较早，甲骨文的“册”字，就是将竹木简编连成册的象形文字。[1]（P16）汉代竹木简发现较多，如汉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孙膑兵法》收藏在山东博物馆。孙武、孙膑是先秦时期军事家的代表，其中孙武有《孙子兵法》传世。据司马迁记载，孙膑晚于孙武100年，并且明确也撰著有《兵法》。但学界始终未曾见有人引用该书，因而日本汉学家斋藤拙堂的《孙子辨》与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考辨》提出并不存在孙膑这个人，认为《汉书•司马迁传》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一句，其中的“孙子”指的是孙武，孙武被膑足，就叫孙膑。然而山东临沂银雀山的汉墓，同时出土竹简《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证明了这种猜想不成立，也证明这一时期采用竹简记录文献。在西北地区的敦煌、居延出土的汉简则说明也有用木简记录文献的。

时间较早的，还可以推至战国时期，如安徽大学收购的战国竹简，内容主要为《诗经》。安徽大学的战国竹简宽窄长短类似筷子，两头都方，咖啡色，颜色类似红枣。整理时把竹简泡在特殊的药液里，它就呈现出颜色比较浅的底色，文字较黑。在这种情况下，用特殊的相机拍下来，再把药液滤掉，放在设计好的、特别有利于保存简的水中，颜色就又恢复成黑色。简泡在塑料管的水中会飘起来，于是要用两道白线将简绑扎在一指宽的玻璃条上，这样简就沉入水中了。

（三）石碑、拓片

“书于竹帛，镂于金石”，古代还多将重要的文字刻在石头上，以达到传之久远的目的。石刻文字极为丰富，主要分碣、摩崖、碑。碣为高石柱，上小下大，形在方圆之间。[1]（P14）我国比较早的是先秦时期的石鼓文，因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属于碣，侧面所刻文字记载秦国国君打猎的四言诗，又称“猎碣”，原石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摩崖刻于崖壁、天然之石上，简易速成，于名山中多见。[1]（P14）汉朝的石碑，如《张迁碑》《史晨碑》《石门颂》，存世不多，泰山、曲阜都有。东汉蔡邕是写碑之名家，曾奉皇上之命，把《五经》刻在石头上，立在国学的门外作为供世人参考的国家标准本。

现存比较完整的经书石刻是唐朝的《开成石经》，此碑今在西安碑林。该石碑上刻十二部经书，字体较小，需用拓片方易看清。这十二部经书中没有《孟子》，到清朝康熙年间才补全为十三部经书。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6年），西安地区地震，有的石碑因此断裂。地震过后，西安府学、长安县学、咸阳县学三校师生用四角铁架将断碑拼接重立，但有部分文字在碑断时剥落了，于是师生将缺少的字，另刻在小石头上并立在旁边，所使用的字体是从现存的碑上集字而来的，所以小石头上的字和碑上字字形一致。售拓片者因觉拓片中间缺字不够美观，就用万历时期刻的小石头拓片，经过剪裁补在整张拓片上，使得唐朝的版本和明朝的版本混在一起，这对我们利用资源非常不利。现在流传的基本都是这样镶嵌割裱的版本，但从版本角度来看，有缺字反而更好。

（四）纸本及其装帧方式演变

较早的纸本文书，如敦煌卷子，目前主要存藏海外。比较有代表性的纸质文献如山东图书馆所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明洪武年间（1368—1398年）曾在南京刻一套《大藏经》，称为《洪武南藏》，该书刻好不久书板失火焚毁，因此传世极罕，仅四川省图书馆存有一套，非常宝贵。永乐时期，在南京又刻了一部《南藏》，称《永乐南藏》；北京亦刊刻一部，称《永乐北藏》。《永乐北藏》为经折装，是从卷轴的形式演化而来的。而随着时代的发展，纸本文书的装帧方式亦不断推陈出新。以下我们介绍几种主要的装帧形式。

1.卷子、经折装

纸质文献在早期以卷子的形式出现，画有仿竹木简的竖格，后来主要是书法、绘画作品保持卷子这一装潢形式，只是纸幅较宽。[1]（P25－26）经折装就是把卷子改为折叠式，又称为折本，一反一正交替折叠，然后用纸质夹板夹起来。这种装潢方式与印度贝叶经的梵夹式应有一定关系：印度当时没有纸，而是用贝多罗树的叶子剪成长条形，用针在其上刻字后涂上颜色，再用湿毛巾擦下去，凡是刻过的地方就留有痕迹，没刻过的地方就被擦除。我国云南西双版纳也有这些，是傣文的，而印度的应该是梵文。贝叶经多用木夹，流传到我国后用纸代替木夹，所以有人将这种装潢称为梵夹装，我们一般称为经折装、折子。

2.蝴蝶装

卷子和折子均较长不易携带，于是书叶由长卷逐渐转化为单页，装帧方式也由此发生改变。现代的平装书普遍都是双面印刷，但是书页破损后不便重新装裱。我国古代的书都是一面印字，如有损坏，就可以在背面采取类似裱字画的方式修补。单面印刷之后，在装订时，宋代是将有字的一面朝里折叠，无字的一面朝外，沿外侧折叠线刷糨糊，再用封面裹起来，类似现在的平装书。打开后是一整版，再翻一面无字，为了美观，有时也会把无字的一面粘住，方便阅读。因打开以后像蝴蝶的两个翅膀，这种装潢方式被称为蝴蝶装。

3.包背装、线装

明朝在折叠筒子叶时，方向与蝴蝶装相反，带字的那一面朝外，不带字的朝里，在折叠线的对面开口处装订。装订的办法，早期是打孔用纸捻钉上，钉完后再加封面，如《永乐大典》就是包背装。纸捻易断，于是装订完上加封面，下加铺面后，再打孔以线缝，就是如今常见的线装书。一个单页，如果字朝里折叠的话，装订起来就是蝴蝶装。字朝外折叠的话，装订起来要么是包背装，要么是线装。

历史上有一种比较迷信的古籍保护方式是祭拜书神，曾有人刻章“在在处处有神物护持”，认为书能得以流传是因为有书神名“长恩”的在保护。这种方式仅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而从实用角度来看，所谓古籍保护，无非是在于严防灾难、加强管理、修复破损、避免失传。

（一）古籍防灾措施

1.防火

古代书籍多为易燃材质，防火就显得格外重要。清代藏书家孙庆增在《藏书记要》里提及石制书库：“古有石仓，藏书最好，可无火患，而且坚久。”[2]（P46）此外还有设置拦火墙的方式，如北京故宫博物院内院的墙都很高，这样可以有效阻止火势蔓延。在我国的南方地区，特别是福州，屋顶上也都设有拦火墙。故宫藏《四库全书》处多放置大水缸，近处备水也是一种方式，万一遇火可及时扑救。

2.防水、防潮

《藏书记要》内论及不可藏书之地：“而卑湿之地，不待言也。”[2]（P46）这一方式主要针对我国南方地区，书页沾水后很难揭开，遇潮容易发霉腐坏。南方多雨而近海，因此自古南方多将藏书置于楼上，即使是在北方也采用这种方式藏书。也有在书的周围撒石灰的方式，吸水防潮。现在各地藏书机构采用空调等设备达到恒温恒湿的效果，但是成本相对较高。

3.防虫、防鼠

《藏书记要》载：“藏书断不可用套，常开看则不蛀，柜顶用皂角炒为末，研细，铺一层，永无鼠耗。恐有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则无蚁。”[2]（P46）这里说的“套”指函套，北方气候干燥采用函套可行，而对于潮湿的南方，用糨糊制作的函套容易生虫。函套密闭，生虫不易被发现，因而需换成木夹，上下夹板捆起来，四面漏出，且要经常打开看，这样生虫就容易看见。此外，孙庆增还给出了进一步防护措施，防鼠用皂角研细铺柜顶，防白蚁用炭屑、石灰、锅锈铺地面。古人采用化学方式防虫，还比如夹芸草。芸草，《齐民要术》《梦溪笔谈》都有记载，《梦溪笔谈》载：“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芸，香草也，今人谓之七里香者是也。叶类豌豆，作小丛生，其叶极芬香，秋间叶间微白如粉汙。辟蠹殊验，南人采置席下，能去蚤虱。予判昭文馆时，曾得数株于潞公（文彦博）家，移植秘阁后。”[3]（P18）也有用夹烟叶、放樟药丸的方式防虫，现在图书馆基本上都有樟木板、樟木箱，其中樟木板效果较好。

4.分藏各地

为预防天灾人祸，古人产生将书分散保存的想法。七部《四库全书》分散七处，圆明园的一套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时烧毁；扬州、镇江的都被太平军烧毁；杭州的散了大半，幸得丁氏兄弟抢救抄配，从光绪七年（1881年）一直抄配到清末民初，大概有四分之三都是抄配的；承德避暑山庄的尚全；皇宫文渊阁的一套现存我国台湾地区；沈阳的一套现存甘肃。由此得见，若非七套分散保存，该书早已失传。章丘戏剧作家李开先也将书分藏五处，《闲居集·藏书万卷楼记》载：“藏书不啻万卷，止以万卷名楼。以四库胪类不尽，乃仿刘氏《七略》，分而藏之。楼独藏经学实务，总之不下万卷，余置别所，凡五。书，文明火象也，又天地精华，多则为祟，古之善藏者每分之，庶不灾于火。吾楼书不过万，以此。”[4]（P826）

5.地下库和夹壁

为避战乱，有书库建在地下，也有放在夹壁中。《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前88年），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5]（P1706）现在曲阜的孔府中还有一个纪念性的墙，上面写着“鲁壁”。西汉初年济南人伏生也曾在天下大乱时将他传授的《尚书》藏在墙里，《史记·儒林列传》载“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乃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6]（P3124－3125）另外，清朝道光、咸丰年间（1821—1861年）历城藏书家、辑佚家马国翰去世后，其妻子将书版赠给女婿章丘李廷棨，李家也是将书版藏在家中夹壁，直至改革开放后才取出，后入藏章丘博物馆。从秦朝末年（前209—206年）到道光年间，藏书文化的传承也代代延续。

（二）古籍管理措施

1.立家训、不外借

藏书界流传很广的一则家训：“鬻及借人为不孝。”意思是卖和借给别人都是不孝。曾有人将这句话钤印在书上，来告诫自己的孩子，不能把书借给别人，更不能卖，也就是要保证书的安全。强调“书不外借”的记载很多，如《玉府新书》中杜元凯给他儿子的信：“遗其子书曰：书勿借人，古谚：借书一嗤，还书二嗤。”唐朝段成式的《庐陵官下记》：“据杜荆州书告贶云：知汝颇欲念学，今因还车致副书，可按录受之，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古谚云：有书借人为嗤，借人书送还为嗤也。”古代书的生产量低，一般人不愿外借，但在中国历史上，亦不乏把书借人的例子。

2.变为族产

明朝嘉靖年间宁波的范钦建立天一阁，收藏大量的地方志、明朝的科举名录等，规矩森严，需家族中各房都到才能打开，因此天一阁藏书依然基本留存。天一阁藏书楼至今屹立，此外还有聊城的海源阁、常熟的铁琴铜剑楼……大藏书家孙星衍将其藏书放在孙家祠堂，作为祠堂里的公共财产。这样能够借助家族力量立条规保护，曾编有《孙氏祠堂书目》。这些藏书楼是一种象征，站在建筑前面能够感受到千百年中华文化的生生不息，这些纪念物同时也作为地上遗存，是中华传统文化物质文化的一种。

3.赠送

历史上赠予藏书的案例很多。汉代的蔡邕也是藏书家，他认为：“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青年有为，于是把他的藏书部分送给王粲。《三国志》卷二十一《王粲传》：“此王公孙也，有异才，吾不如也。吾家书籍文章，尽当与之。”[7]（P597）南宋初年四川转运副使井度曾将其藏书送给部下晁公武。明末清初的藏书家钱谦益的藏书部分送给了族侄钱曾，钱曾《寒食夜梦牧翁诗》自注云：“绛云一烬之后，所存书籍，大半皆赵元度脉望馆校藏旧本，公悉举以相赠。”书籍珍贵，好书更是不易得，因而赠书才显得愈发高尚。

4.报官、托银行保管

聊城海源阁的杨保彝为了防止在他逝世后族人私自将书出售，于是把书登记了目录，报给了聊城县备案，这一文件至今尚存。王献唐《〈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整理订补缘起》中称：“夫《海源阁宋元秘本书目》乃凤阿晚年手编底本，呈由聊城县政府转详山东提学使咨部备案者。”到民国时期，托银号代管成为保存古籍的一种重要方式。因为民国年间土匪比较多，部分海源阁的书被寄存在天津盐业银行，后几经坎坷赎出，现藏于国家图书馆。商务印书馆也曾在北伐战争之前，将书寄存在上海金城银行地下库，经过战乱商务印书馆全部化为灰烬，但这批书却因为藏在金城银行而保存了下来，现亦存于国家图书馆。

5.近代以来的化私为公

著名的私立合众图书馆，由叶景葵、张元济等共同建立，其中藏有不少发起人的私人藏书。1949年后，私立合众图书馆的董事会决定把图书馆捐给上海市，成为今天上海图书馆丰富馆藏的一个重要来源。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出版社，也是董事会决定把它变成公私合营。济南市有一个很普通的人家，姓丁，是山东巡抚丁宝桢的后人，他家藏有丁宝桢与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文化名家王闿运、薛福成等人的往来信件一千余件，这些信件没有副本，他们家的人认为这样一批东西应该属于国家，以便一代一代传下来。2023年冬天，丁先生将这批信件捐赠给国家版本馆。私立合众图书馆、商务印书馆，再加上这位丁先生，他们这种化私为公的思想境界和无私精神，特别令人敬佩。

（三）原生性保护措施

1.装裱、加护叶

装裱是一种与现在比较接轨的方式。中国的书单面有字，像裱字画那样裱，再衬一张宣纸，比原书大一些。这样装订起来，露在外面的是白纸，翻页时翻新的白纸，这种修复装帧的形式叫金镶玉。加护页就是加空白书页，装订的时候，在书前后多加两页宣纸加以保护。古人的卷子很长，前端加上一段没字的，叫包头，当把卷子全部卷起，外面留有一至两层空白页，以防鼠啮虫蛀。广东人会在书的封面里头那一页加一张红纸，叫万年红，可防虫，但有时效性，药效过期后，也不免遭受虫蛀。

2.配装具

物理保护的办法，还有配装具一法，如加函套、配木夹。对于北方，加函套的方式能够避免书的磨损，起到一定保护作用。而对于南方而言，配成木夹更有利于防虫，为起到更好的防虫效果，也有使用樟木夹。如《四库全书》在楠木箱子里面衬上一块薄薄的樟木板，这样既有樟木驱虫的效果，又不至于熏人。对于一些珍贵的古籍，也有藏书家为其装配匣子。海源阁藏书收入国家图书馆时，绝大部分书都是配的楠木匣，后来又由国家图书馆在楠木匣子外边配了函套。山东图书馆藏于慎行的《于文定公所著书》，也配有楠木匣子，用隶书在盖上写着书名。

（四）古籍再生手段

1.过录

在印刷、拍照、复印这些技术还未出现之前，只能通过抄录产生复本。东汉班固的《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他从老百姓家得好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写”是照样抄写之意，“留其真”，大概是留下最接近真实面貌的抄本。还要“加金帛赐以招之”，这样才能把好书吸引来。

2.影抄

后来影抄逐渐盛行，其中最有名气的是毛晋，称“毛抄”。毛晋家的影宋抄名气比较大，量也较大。我国数学方面的经典，如《九章算术》《孙子算经》《海岛算经》《张丘建算经》，由于历代科举考试不再偏重算数科，到了清朝已不易收集。明时李开先曾藏有一批宋朝的算书，后经南方的藏书家徐乾学、毛扆等人影抄，才逐渐得以保留副本。如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的《缉古算经》，皇宫里收藏的就是影抄本。这是康熙甲子年（1664年），汲古后人毛扆在跋文交代的：“刻画影摹，不爽毫末”。清朝中期黄丕烈也有影宋抄本，以《十三经注疏》为例，其中《仪礼》有唐贾公彦《仪礼疏》，北宋国子监刻的单疏本《仪礼》已失传，南宋国子监所刻仅流传了一件在黄丕烈处。黄丕烈知此书重要，于是临摹一份，并在原书破损处对应的位置盖了“断烂”印戳，以表示不是漏抄。此书失传后，只有黄丕烈临摹的那一部，现藏国家图书馆。

3.影刻

《附释音礼记注疏》的刻印人是和珅。和珅发现了这部宋版《礼记》，叹为人间未有之书，于是照原样花钱刻出来。如今那部宋版书早已丢失，现在能看到的是和珅刻的这部，流传也不多。所以影刻，即照原样把它雕版印刷出来，也是古籍保护的一种手段。

4.影印

大约民国初年，商务印书馆借到一部来自皇宫的《孟子》影印，书上有牌记：上海涵芬楼假内府本印行，远近翻刻必究。而现在这部宋版《孟子》已经消失了，最后一次有记录是宫里将这部书送到琉璃厂去修理。幸亏商务印书馆影印了，现在还能看到宋版的《孟子》。通过影抄、影刻、影印能够让珍贵古籍化一为二、化二为三，降低失传风险。

5.补抄

茅元仪的《武备志》是我国军事史上很重要的一部书，五十二卷，其中部分由收藏者抄配。印章也照着原书上描绘。文澜阁《四库全书》也经由丁氏兄弟抄补，《天禄琳琅书目》上抄配的书估计占五分之一。越贵重的书，越多抄配的现象。

通过梳理我国古籍的基本形态和装帧方式的演变，可以深刻感知到先民强烈的古籍保护意识。我国古代为保护古籍而采取的防灾措施、管理办法、原生性保护措施和再生手段，也值得今人借鉴。今天我们遇到了古籍保护事业发展的最好时代，古籍工作者都应该更加努力，为传承古书中的历史文脉做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独特贡献。

【特约编辑：周余姣   责任编辑：联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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