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旭：清代晋商用印研究——以山西民间商业文书票据为例

文化 2024-10-17 00:27 广东

摘要：商业印章在传统民间商业文书系统中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是商人处理商务活动时的必备工具，在不同区域、不同商帮及不同门类的商业文书之中，都能见到印章的使用。清代晋商在商业用印方面尤其讲究，从商务票据到个人信函均有涉及，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商业用印体系，从而对晋商的会计制度及信用机制等方面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梳理晋商的合同、汇票、借据、清单、账册、书信、运单、钱帖、当票及广告包装等商业文书，结合印章的使用来分析其功能及目的，厘清晋商用印的规范及体系，并在此基础上透视清代商人的商业运营与管理方式。

印章，也称为“印信”、“图章”，常作为权力象征、信用凭证和身份标识。印章大致可分为官印和私印，前者多见于官方文书及公务活动之中，后者常见诸艺术作品、古籍藏书或私人文书。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纷繁复杂的商务活动所产生的商业文书数量庞大，伴随而来的商业用印也越来越多，这些都深远地影响着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晋商是明清时期重要的商人群体，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商业活动中，为适应日益发展的长距离贸易及资金融通的需求，晋商形成了一整套严密而规范的商业体系，其中包括门类繁多的商业文书票据、科学严谨的簿记制度和先进的会计体系，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商业印章的使用。可以说，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作用，逐渐走向系统化和规范化。

目前就晋商的文书研究而言，呈现出的研究成果已经非常丰富。[1]主要表现为利用契约文书的文献内容探讨其中所显示的商业金融、山西地方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问题。尽管如此，山西民间商业文书存在着的“碎片化”问题依旧严峻，譬如书写、术语、数字、文本制造等等。尤其是山西民间商业文书的用印问题，学界的研究至今仍相对薄弱。[2]

有学者从印章局部功能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如张剑《明清印章广告探究》一文[3]注意到了印章的广告功能，并从商业广告和政治广告的角度展开讨论。李义敏《明清契约文书辨伪八法》一文[4]则提出了从印章的防伪角度（“核印信”）去识别文书的真伪。李锦彰《晋商老账》一书中也对账簿内的印章有所关注[5]，指出了商号内部账务处理使用的几种印章，认为这些印章的使用，使得账务记录的操作得以有序，还便于落实责任。应该说，上述研究都很好地切中了明清商业用印的某些要害。刘建民、王雪农[6]曾将晋商的商业印章进行过分类，并结合部分印稿进行说明。然而，该研究更多只是从印章的形制层面谈功能，没有结合相关的商业文书来进一步阐述这些印章的具体使用方法和意义。

笔者以为，孤立地谈印章，或者局部地谈印章的某些功能，则难于立体地呈现其本身的功能和价值。若能从具体商业文本出发，将印章和文本联系起来，必能更好地解读印章和商业文书的文本内涵。因此本文拟结合印章、商业文书进行综合分析，从而梳理晋商的用印体系，希冀能对推进民间文献的解读 “规范”有所增益。

一、关于商业印章的分类及形制

晋商的商业印章，依笔者目前所见，按其在商业文书中的用途，可以分为抬头章、押数章、落地章、骑缝章、防伪章、纪年章、提示章、核验章和勘误章等等。[7]

抬头章。顾名思义，就是加盖于文书票据开头部分的印章，在行文或者书写敬称之前加盖。古代文书的书写习惯是从右至左、从上至下，因此抬头章的位置一般是在文书的右上角。从该类印章的形制和文字纹饰来看，大多取材于民间的祥瑞图谱，[8]常见的有：财神、天官、刘海戏金蟾（亦作“刘海撒钱”）、和合二仙、苏州大阿福、福禄寿三仙、树叶、书册、黄金万两等等，样式比较纷繁复杂，其寓意多为吉祥喜庆。

押数章。一般钤盖于文书票据的数字之上，一来用于防止数目篡改，二来表示价值生成。考察其形制，一般为菱形，也有别的形制，如圆形。[9]一般而言，这类章一般都带边框，边框有的带纹饰，有的无纹饰。边框纹饰相对简单，常见的有回纹、万字纹，有些会嵌上琴棋书画、梅兰竹菊及宗教法器样式。这种印章，刘建民、王雪农在《中国山西民间票帖》一书中作“押款章”，李锦彰《晋商老账》一书中也称为“押款章”。笔者以为不妥，还是应当称为“押数章”。因为从诸多存世文书资料看，该类印章钤印于不同性质的数字之上，如日期、股份数量等等，并非一定是款项金额数字，因此用“押款章”未免狭隘。

落地章。这是对应于抬头章而言的，该章使用于文书票据结尾处，也称“落底章”，意味着行文内容的正式结束。考察其形制，多为长方形、方形，印面分上下两栏，上栏为地名，下栏为商号名。有些带边框，有些不带边框，纹饰繁简不一，回纹、万字纹也是其常用的素材。

骑缝章。此类章应用颇为广泛，一般一方印同时加盖于若干份文件之上，每份文件取该章印纹一部分，然后由利益相关者各执一份，其作用类似于“勘合”。当然，这种章也没有固定的形制，但一般会选择比较狭长的矩形。

护封章。一般盖于信封粘口处，其功能类似火漆，起到信函保密的作用。据考证，“护封”源于秦汉时期的“泥封”，秦汉以后由于书写材料的变化，从而出现了钤盖在纸质封条上的印章，是为“护封”。[10]此类印章，广泛运用于各类信函之中，并无明显的地域差异，据笔者所见，晋商文书、客属侨批文书，行商档案等当中，均有大量使用。

防伪章。此类章应当是清代商业印章里制作得最精致的一个门类，常使用特殊材质，加上纯手工的微雕技术，使其同时具备极高的艺术鉴赏价值。印面素材多取自民间吉祥图谱及传世的名文词句，即便是单个的章都具备极高的防伪水准，极难伪造。当然，印章的防伪技术不仅仅在精致上做文章，还往往在印面局部细节上做文章，如将印面上的文字稍做改动，令人不察，也是完全可能的。

标识章。李锦彰先生指出，此类印章多用于账簿或清单当中，一般而言，凡是由原始账簿转记于誊清帐的业务，在完成转记之后会加盖“过”或“抄”字章。核查无误的，会加盖“对”或“覈（核）”。如上下两格收付数相等，不必转记于其他账簿的，则要加盖“销”或“对销”字样章。不必再做总结的，则加盖“两讫”字样章。往来账目清算完结的，加盖“完”字。[11]

提示章。精明的商人在做生意之前都会先把买卖条款和注意事项提前交待，双方先约定规则。很多时候，商人会把这种约定直接书写或钤印于合约之上，对于使用频率较高且时效较长的约定条款，商人往往会将其制成印章，一则方便使用，二则更为正式。具备这种功能的印章就是提示章。提示章在商业印章门类里也属比较常见和重要的一种，通常情况下盖在文书票据上作为提示或约定之用，如“失票不管”、“认票不认人”、“凭帖取钱”、“面生讨保”等等。

勘误章。顾名思义，就是用来改正文本上文字错误的印章，多用于雕版批量印刷的商业文书。很多商业文书的底本是通过雕版印刷出来的，然而当雕版出现错误之时，再行修改已是来不及，这种情况下，只能就印刷出来的纸质文本进行局部修正，将正确的文字刻成章，盖于错字之上。

纪年章。就是用来标识该文书成文时间的，常见的为年号纪年章，如“光绪”、“宣统”等等。还有天干地支纪年章，如“甲子”、“乙未”等等。

当然，以上印章门类及其主要特征，仅仅是笔者目力之所及，难免挂一漏万，还需进一步补充和完善。

值得注意的是，商人在使用印章时，实用性是其考虑的第一因素，而晋商却能兼顾到其艺术性。仔细观察晋商的印章，其制作是非常精美的，可以说晋商的印章是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典范。

从晋商印章的雕刻工艺看，基本采用阳刻，刻画的图像文字内容丰富，人物形象非常生动，选材也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的吉祥图案，充满美的观感（如图1）。[12]尤其是防伪章，大多出自能工巧匠之手，其雕刻工艺之高超，图形文字之细腻，令人叹为观止。从商业印章所使用的材质来看，以木质和角质为主，少见金属和石质。从目前所见大部分商业印章来看，其印面尺寸都不大，方章普遍约在40mm×40mm左右，矩形章、圆形章等印面面积也所差无几。与书画艺术印章不同的是，商业印章的印体侧面之上一般没有题款，因此制印的具体日期与刻工姓名往往不甚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各种印章的分类和形制及使用的搭配，只是一般情况而言，并不是绝对的。比如，有许多文书票据，抬头部分并不使用天官章，而使用是方形章，骑缝部分用印有时候也较随意，比如用菱形章、圆形章等等，而落款处使用天官章的情况也有。

由此可见，商业印章的名称不能单单凭其外观与形制来确定，而是要根据其用途和加盖的位置来定。甚至同样一枚印章，它可以同时分任不同的“角色”，我们可以同时将其作为抬头、押数和防伪等来使用。换句话说，印章的使用是有一定规范，但在具体的应用过程中则允许变通，根据具体情况和用途而有所调整变化，这也恰恰反映了商人们在处理文书信息时候的灵活多变。

二、商业文书用印举例

以上介绍了商业印章的不同类别及使用方法，本节将结合商业文书资料来说明晋商的用印。通过笔者拟从目见之合同、票据、凭帖、清单、账册、书信、广告等相关文书中，拣选出较为典型的代表[13]来进行分析。

合同类

合同，即商人在合伙开业之时所立，用于明确合伙人的权利义务的文书。关于合伙，沈思孝在《晋录》中称：“其合伙而商者，名曰伙计。一人出本，众伙共而商之，虽不誓而无私藏。”可以说，沈思孝关于“合伙”的描述，指向了山西商人最为核心的经营制度——人身顶股制，即资本和人力结合。有钱出钱，谓之“银股”，没钱出力，谓之“身股”。[14]

晋商这种“劳资共创”的合伙制经营方式，在合同里有着清楚的表述，辅之以配套的印章，赋予合伙人明确的权力与责任。以下兹举两例：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合同首段的结尾处赫然写着“倘有私心，神灵鉴察”，其中“神灵”二字是破格的，字里行间透露出在世俗约束之外的宗教敬畏。如果我们留意观察，会发现这种情形在传统商人的合同中，相当常见。

科大卫（David Faure）应当是熟知这一情况的，他指出，明清和民国时期的大部分契约都是靠个人维持信用的，约束着人们行为的并不是世俗的法律，而是带有信仰色彩的道德和良心。这种为了纯粹的世俗事务而订立的契约很容易滑入宗教的范畴，因此许多契约通常是向神发下誓言。[15]

换句话说，印章作为世俗权威，神灵作为宗教权威，两者相辅相成，在商业活动中各自发挥着作用。上述合同，不见“中人”，即见证人。下列合同则具备了“中人”及画押的元素。

这两份合同的中间有一列无法辨认的墨迹及残印，许多人不明就里。实际上，合同上写得很清楚：“立合同一样七张，各执一张。”也就是说，这些合同一式七份，拟定以后把这些合同顺次铺开并叠压，在纸层之间的空隙上面书写文字或钤盖印章，拆分以后就成无法辨认的墨迹了。这种做法有点类似“勘合”。

实际上，《交易须知》中“合同式”就有相关规定：“如有合同数纸，俱要骑缝一处，用大笔写合用一样几纸，日后以对字为凭，从第一张上相挨而起，写出号头。”[17]可见，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成为晋商处理商务的习惯，也是重要的防伪手段。

汇票类

汇票是山西票号经营汇兑之时所用之汇款凭证，汇款方可凭此票到异地取款。汇票亦称会票，普通汇款多使用此种方式，其基本手续是汇款人将银钱交付票号，由票号开具会票一张，汇款人凭此票即可到该票号的相关分号取钱，正所谓“一纸之信符遥传，百万之巨款立集”。[18]

山西票号之所以经营上百年，一度垄断国内金融，甚至曾经代理国库，除了资本运营等手段外，汇票的高超防伪功不可没。票号信用之保障及票据的真实性，很大程度上源于印章的使用，严密而灵活多变的用印就是绝佳的防伪体系。

以下为光绪年间大德兴票号的汇票：

货运单

古代社会的主要运输方式是水运和陆运。较之陆运，水运相对廉价，因此也是商人采用的重要运输方式，物资一般由船户包揽。下列一份长单，记载有船户名称（王有山）、承运物品内容（洋式大面茶箱、茶梗包、衣箱行李零物等）及收货方的名称（祥发永）等信息。

陆路运输则大多依靠人力挑夫。脚单，即挑夫运单，是主顾与挑夫之间所立的凭证文书，其内容包括揽活人、所揽货物种类及数量、到货期限、运费，并言明货物损毁或遗失的相关责任。

以上举晚清民国脚单各一例，特别注意的是，民国的票据顶端带印花税票，加盖树叶形印章。另附一章，内容为：“限三日送到，过期不付下欠。天雨兵差阻挡不罚。”这是提示章的典型用法，名为提示，实际上则体现了脚户和主顾之间的契约精神。

借据

即借贷凭证。这种借据的制作也有一定的规制，其内容包括出借商号、借款数、还款时间及利息。

商业书信（含汇票）

商人通报业务往来和贸易情况的书信，此处选取的商业书信并非普通商业书信，而是用于银钱汇兑之用的信汇。第一份为晋商南帮票号云丰泰[19]的书信，内容如下：

在这张信汇里，还有一点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信纸的背面写着“君尺财以义”五个小字。从字面上似乎很难找到其中的关联，也不知道这几个字想要表达的意思。

实际上，这是一种商业暗记，除了商号内部人员，外人是无法知悉的，也就是所谓的“密押”。类似这种重要的文书，为了防止假冒或丢失，山西商人都会另外加用一套汉字密码来防伪，这套防伪技术也叫“密押制度”。

这种密押防伪一般在旧式金融业中使用较多，当然其他行业的商号也会采用。[20]不仅商人发行纸币重视防伪，就是官方造币也非常重视真伪辨别问题。清代的王茂荫在《条陈钞法折》中就曾提出：

“再请饬于制钞局，特派一二有心计之员，另处密室，每于钞上暗设标识数处，所设标识唯此一二人知之。仍另立一标识簿，载明每年之钞标识几处、如何辨认，封藏以便后来检对。其识按年更换，以杜窥视。一切均不得假手书吏，以防泄漏。如此则造伪甚难，辨识甚易，伪造之弊，庶几可杜。”[21]

如此说来，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其防伪意识都是不谋而合的，而所用的方法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外，笔者还整理过一份与云丰泰的这封信汇性质相同的书信，其内容如下：

同样地，在这份信汇的背面，同样写有几个小字：“广义逐一团谨。”这跟上述云丰泰的情况是一样的，都属于汉字密押。那么，我们通过比较云丰泰和大德兴的这两封信汇，可以看出，除了文字内容上不同外，其在用印方式及汉字密码的使用上，都是相同的。

云丰泰属于南帮票号，大德兴则属于北帮票号，由此可见，南北票帮在进行汇兑业务时，采用的文书内容格式和用印方式并无多大差别。

除了书信，商人的信封也非常讲究。商业书信的封皮，一般在正面中间会糊上一条竖的红纸，然后在上面书写收信方的名称，然后会钤盖相应的印章，在背面封口处会有“护封”章。

账册（本）

也叫账簿或账本，是商人记录账目的文书。据笔者所翻阅的清代山西商人不同门类的账册，尽管数量庞大，但几乎都离不开印章的使用。李锦彰《晋商老账》一书中收录了不同门类的账本，从中我们也可遍览不同类型的印章在各式各样账簿中的使用状况。

钱帖（凭帖）

又叫私钞，虽名为“钱”或“钞”，但其实质是存款凭证，或者说是取款凭帖。由于发放凭帖的商号经营相对稳定且信誉度高，人们往往直接将这些凭帖投入市场流通中，使其具备了“纸币”的功能。

曹树基、杨启明指出，凭票是以立票人的偿还能力为信用基础的，其融资的期限比较短，流通的范围也相对有限，凭票市场就是乡村信用市场。[22]如果我们进一步从技术层面来分析，可以发现，印章在支撑其信用体系方面，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般而言，钱帖的天格处为商号名或者“兑票”、“执照”和“信票”等称谓。尽管钱帖所涉金额不大，但在防伪方面却一丝不苟，配套印章一应俱全（见图12）。

就目前而言，笔者所能看到的晋商钱帖，发行年代大多集中在清代中期至民国。当然，更早期的乾隆、嘉庆年间也已经开始发行。在此以前有没有钱帖发行尚难断定，有待于更多资料的发现来推进。

卫聚贤《山西票号史》一书中就曾提及宋代在钱币上使用印章一事：“宋时，四川商人王昌懿等十六家，设交子铺，凡商人以现钱交给交子铺，交子铺用同一色纸上印树木人物，以无记名式填入钱数，押字盖章，交给付钱人，远近使用，成为纸币”。[23]由此可见，钱帖用印并非清代晋商所创，而是能追溯到更早。

当票

山西商人当铺所开具的典当票据，当票由于涉及金钱物资，故而在防伪方面也特别重视，独特潦草的书写和印章的结合，保证了当票的真实有效性。就笔者的观察而言，一般的当票在开具时应当是一式两份，典当人执一份，当铺存留一份，两份票据上面加盖骑缝章（见图13）。

据黄鉴晖介绍，当票编号字头，用的是《千字文》的字，一个月用一个字。[24]这种编号方式，无疑可以让票据管理更为有序和科学。此外，一般当票票面都会注明“过期不赎，由铺主变卖”、“倘有虫蛀鼠咬，与铺无干”之类的字样，除了看到盘剥的意味之外，也应当能体会到买卖家之间的契约理念。

其他

其他门类的商业文书票据，如保荐书、股票、广告单、包装纸等等，均见印章的使用，此处不再罗列。

三、商业印章研究的意义与反思

通过以上各种门类票据的举例，可以对传统商业用印有个大致了解。印章的主要功能因文书票据的性质不同而有所侧重，譬如涉及银钱往来的金融票据，如借劵、当票、钱帖、汇票，印章的防伪功能就特别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印章防伪只是此类金融票据防伪体系中的一部分。一般而言，此类金融票据会有特制的模板，有些模板本身就精致到难以仿造。印制空白票据的纸张也有一定的尺寸和质量要求，有些甚至在制作的时候就加了水印。票据印刷完成投入使用之时，先由账房先生和主事掌柜手写签发，然后钤盖印章，票据就算生效了。如果涉及数额巨大的，会启动“密押”。

至于合同、契约、股份单之类的文书，印章的授权功能比较突出。船单、脚单之中，印章的行为约束功能比较突出。广告单、包装纸中，印章的广告宣传功能比较突出。简而言之，晋商用印特点可以归结为“功能齐备，重点突出”。

综上可见，晋商将印章进行细致分类、精雕细琢并且运用于不同的商业文书内，在方寸之间实现了诚信凭证、行为约束、权力授予、价值生成及票据防伪等等诸多功能，商业印章的使用已经渗入商人活动中的方方面面。

在这种用印体系的背后，应该看到晋商经营理念的一种核心精神，即契约精神。可以说，这种以文本形式固定下来的社会契约及其理念，正是晋商得以驰骋商海几个世纪的关键因素，也是晋商字号经营的一种重要制度，因此研究晋商的印章及其商业文书票据，对于揭示其商业结构和性质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简介

曾旭，男，广东梅州人，历史学博士，曾任北京晋商博物馆副馆长，现为嘉应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专任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社会经济史、明清史。

文章注释及参考文献

基金项目：本文系省基地嘉应学院客家研究院特别委托课题《清代梅州商业用印比较研究》（21kykt13）阶段性成果；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广州十三行印章印迹整理研究》（20VJXG005）阶段性成果。

[1] 如河北大学刘秋根教授领衔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西民间契约文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14ZDB036）就在这一领域取得了系列成果与重大的突破。最近，山西大学孟伟教授主持的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山西票号原始文献整理研究与遗存保护数据库建设》（20&ZD065）更是聚焦于山西票号文书，致力于“谱系化”地梳理和研究山西商人原始文献。

[2]一个比较凸显的问题是在于对印章自身的“微观”研究问题，尤其是对印章文字与纹饰的解读问题，解读的规范性问题，目前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不独山西民间商业文书如此，其他地域性商人文书的用印亦缺乏应有的关注，即便有所提及，亦系一鳞半爪，点到为止。譬如范金民先生在研究太湖厅档案（范金民：《太湖厅档案及其使用价值》，载《江南社会经济研究明清卷》，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6年。）时曾提到钱粮执照的骑缝章，许紫芬在探讨日本长崎华商泰益号帐簿时（许紫芬：《近代中国商人的经营与帐簿：长崎华商经营史的研究》，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15年。）也有谈到骑缝章，但只是一带而过。令人振奋的是，近年来冷东教授团队在行商印章整理与研究方面走在了学术界前沿，作出了颇为显著的贡献，尤其是利用海外档案文书来梳理行商印章信息，更属填补空白式的创新。

[3] 张剑：《明清印章广告探究》，《文化与传播》2014年第1期。

[4]李义敏：《明清契约文书辨伪八法》，《文献》2018年第2期。

[5] 李锦彰：《晋商老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6-87页。

[6]刘建民、王雪农：《中国山西民间票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7] 此处的命名方式和分类主要参考刘建民、王雪农：《中国山西民间票帖》，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

[8]有关“祥瑞图谱”，可参见钱正坤，钱正盛编：《吉祥图谱》，上海：东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9]笔者整理过一份道光四年京都太平骡店算账单，其押数章统统用圆形章。该账单现藏北京晋商博物馆。

[10] 周正举：《“护封”考》，《文史杂志》2001年第1期。

[11] 李锦彰：《晋商老账》，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86页。笔者以为，命名为“核验章”亦无不可。

[12] 实际上，不独笔者有此印象，李锦彰先生亦认为山西商人的印章充满“美感”和“情趣”。孟伟、冷东诸先生也曾多次提及要注意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印章。

[13]在这里，应当对“典型的代表”这一选取原则稍作说明：山西商人各种门类的商业文书，数量极其庞大，然其形制和书写方式，都有一定的规范和格式。譬如清代的钱帖，不仅格式一致，甚至连纸张大小，都有一定的规制。所以不必大量重复列举，笔者选取的原则：一为用印丰富者，二为文本承载的商业信息较有意义，三为品相较佳。

[14]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308页。

[15]科大卫（David Faure）：《近代中国商业的发展》，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16]据已故文献专家田涛先生介绍，中人名字后头的“+”号，是指印的简化符。下同。

[17]山西省晋商文化基金会编：《交易须知》，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年，第11页。

[18]李宏龄：《山西票商成败记》，见《晋商研究早期论集》（二），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

[19] 云丰泰系著名的的南帮票号之一，由湖南籍的云南高州总兵杨玉科和平遥票商范缙开设于1864年。参见中国人民银行山西省分行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年，第65页。

[20] 关于暗记密码，笔者曾整理过一份花布庄的密码单，里边就明确规定用不同的汉字来代表不同等级的棉花，还规定了使用方法。为了更具体地说明这种防伪汉字密码的操作，兹举如下：

兹启者，查咱各号贪花素年对于包上字号，向无规定，以致各柜之字号重复。到榆易于错乱，且对于高次亦无相当标志。兹为整理及易于识别起见，特由榆择出字码廿个，归榆、临、绛、沃四柜各用五个字，并定出高次之标志，开列于后，说明用法。望各柜查照办理。

计开：

榆柜用（元隆和丰庆）；临柜用（亨大祥通源）；绛柜用（利益川惠裕）；曲沃柜用（贞吉生义全）。

并定出高次字码四个：

“行”——此是最高花；“庄”——此是上普通花；“号”——此是普通花；“记”——此是此花。

以上字码望各在五个字范围中，随便颠倒使用。例如，榆柜之五个字即用“元隆”、“隆元”、“元和”、“和元”、“元丰”、“丰年”、“ 元庆”、“庆元”，或在此五个字

文章来源：《地方文化研究》2022年01期。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jM5Mzc0Njk1MA==&mid=2651381195&idx=5&sn=19847e0d3d12bfecf0e07d16ee3113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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