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之前一个研究深圳之崛起的英特虎网站的缔造者们出的有关深圳历程的本子。
说实话，网络碎片痕迹很重，不成体系，文笔也很一般。敝号纯粹是出于对深圳历史的敬重，在空隙时间看了看。有些感想，于是用手机记了一些随感。
深圳的圳，是指田边的水沟。与胶东半岛上的“夼”和“疃”，西北大漠上的“坂”，四川的“坝”，湖南的“垅”一样，都是有地域特色的地理形态名词。
所以，深圳的前身，当然就不会是渔村，而是扎扎实实种田为主的农村。
1911年8月开通了广九铁路，在宝安县下设立了一个叫“深圳墟”的车站。墟，是指集市。从此，深圳墟和罗湖附近就成了市场网络节点。
这才是深圳最初的开端。
从这个出身来看，深圳和石家庄颇有相像——起源于铁路车站。1907年要修正太铁路，总工程师是来自法国的埃士巴尼，他在正定县郊区选择了这个叫石家庄的村庄，作为正太铁路的一站，由此一个新的城市诞生。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深圳成了日军在华南最重要的机场。
深圳墟起源于最早的深圳河码头，大概是在明代正德年间，深圳河码头开始设立铺面，逐步形成了深圳墟——市场。1688年康熙年代，深圳墟开始正式出现在文字县志中。
广九线开通后，深圳墟迅速繁华起来。经历了抗日战争、内战之后，1953年，宝安县政府迁移到了更为繁华的深圳墟，1979年3月宝安改为市，正式更名为深圳市。
农村改革始于安徽小岗村，城市改革始于蛇口。
蛇口的改革起源于招商局。招商局的新生来源于著名的第29代领导人袁庚。
袁庚其时已经61岁，但确乎是当时能重建招商局的最佳人选。他经过考察提议选址当时的蛇口公社作为招商局的第一个工业区。
接着就有了蛇口开山第一炮，清淤建港，以及震动中央的“4分钱超产奖”。
对于工人超出定额的超额奖励，奖励多劳多得，按劳分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居然是需要中央决策层同意的事——我们给自己设置了多少障碍。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块招牌，在蛇口的港务局门口树起来三次，又藏起来三次，都因为有触犯意识形态禁区的嫌疑。
今天我们简单地一句——认识有个过程——就这么轻松解释过去，仔细想想，这个口号下的理念，应该从大清国门被打开开始，不是几十年前，而是一百多年前开始，人们就已经得到的结论。何以在新中国建立之后，还是需要从零开始再走一遍。
蛇口模式得到了总设计师的肯定之后，迅速启动了深圳市的飞跃式发展。
1981年3月，该县设市之后仅两年时间的深圳，升级为副省级市，专门用于复制蛇口模式。
深圳的城市规划，始于深南大道的设计和拓展。
深南大道是从西部深圳镇到东部的南头镇的一段路，最开始只有7米宽，2公里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把路面设计为60米宽，也一样要冒风险——敝号在所有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随笔中都在提同样的观点，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就，并没有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并不是因为我们创造了什么，而是反过来，是我们大致弄清楚了政府可以不做什么，放开什么——我们开始了飞跃。
深南大道的规划，可不仅仅就是城市交通的问题。由于深圳的城建基本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相比北上广，要少了很多顾虑，所以，早期的主干道就能决定这个城市在未来三四十年中的发展布局——深圳几乎就是沿着深南大道东西展开的。
最开始建设的是罗湖，因为离香港最近，地好卖，以开发贷来引导，五通一平，卖地招商来获取进一步开发的资金，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套路。
为了加快建设进度，时任市委书记梁湘首次提出了基建工程招投标办法，也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把政府基建工程，以市场方式进行运作。
无论哪招，都需要争论和惊动高层。杀开一条血路，并不是哪件事从客观的角度来说难度有多大，是缺资金、缺技术、缺人力，都不是，是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观念围墙。
1979年春天划定的一个圈，把深圳划分成了关内和关外，也就是特区和非特区。之间是铁丝网隔开的墙。
从关外到关内，需要专门办理边防证——这在我还记忆犹新。只要有管制和审查，就必然有翻墙和挖洞——多少人都因为边防证一证难求而只能求助于“蛇头”们，挖洞跑进关内。
不过有趣的是，著名的“三来一补”却是从关外的深圳发源的——东莞的太平手袋厂和深圳的上屋怡高厂。三来一补奠定了中国世界工厂的基础。
上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和特区试验的风向已经明确，香港的中资企业纷纷开始充当港商与内地的桥梁。
1978年7月，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落户东莞虎门。这个手袋厂还悄悄地采用了计件工资形式——当然也是冒着风险——实现了普通工人月工资可达100元。当时内地的工程师的工资也就是100元左右。
港商利用的，当然就是内地便宜的用地和人工，输入的，却是宝贵的管理经验和市场意识。
多年后，我记得还在念大学时期，国内有过关于外商投资到底给我们输入了什么的争论。持有毫无输入的左派意见的人们，显然忽略了当时的中国是从何等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起步。
准时和守时的意识，多劳才能多得的意识，在那个时候都是靠这些三来一补企业普及开来的。
一寸光阴一寸金，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有毒思想。
深圳的上屋怡高工厂起点更加穷白，干脆是用村委会办公室当厂房，直接把农民变成工人来实现。
1985年之后，农民工开始涌入，带来了生力军，促成深圳一天一变的同时，诞生了外来务工者的文化。
三来一补企业不是企业法人，也没有销售主动权，所以到2008年左右，就基本谢幕退出了历史舞台。
1980年1月，深圳成立了第一家房地产企业，4月，北京出台政策，可以买房也可以卖房，可以一次性付款，也可以分期付款，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序幕。
当然，深圳房地产市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香港市场。上世纪八十年代正是香港房地产市场的高歌猛进时期，过剩的购买力当然就可以向毗邻的深圳倾泻，除去直接购买力，还有通过三来一补方式给深圳本地人增收的部分。
1987年12月，深圳市首次公开拍卖了一块用地50年使用权，成为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
这一槌，直接促成了新中国的修宪——1987年修订宪法，增加了土地使用权可依法转让的条款。
接着就有深圳特区房地产公司的骆锦星提出了“补偿贸易”。所谓补偿贸易，真是叫做意识形态催生的产物，或者说，有点自欺欺人的产物——为了引入港商资金投资房地产，又要避免违宪嫌疑，更多的还得避免国内甚嚣尘上的“卖国求荣”之声，不得不把正常的房地产业务，称之为“补偿贸易”——深圳出地，港商出钱，合作建楼，销售利润分成，这么开发了新中国第一个商品房小区，东湖丽苑。
小区开发成功后，乘着热气，市政府又拿出东湖丽苑旁边的深圳水库拿出来招标售地，骆锦星继续追击，以525万元的当时惊人高价拿到了这块地，这就有了后来的东晓花园小区。
此后就是修宪，1992年，深圳市一次性把特区内全部农村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再过十年，1998年深圳市正式出台了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制度，2001年，深圳市土地交易中心成立。
当然，房地产业的师祖也就此诞生。在2023年11月看到这篇，回想起今天举国诟病的房地产业，真是感叹，在中国，市场经济之路，民企发展之路何其之难。难在我们的观念，难在我们的形态。
1979年从深圳开始的三来一补，是吹风机的线圈。接着就是宝安无线电厂开始做波峰焊接机。在某种程度上，引入的第一个产业，很大程度上是偶然因素，却往往就会奠定该地区的特色产业基础。
想想东莞引入的三来一补第一个产业是啥，手提袋。
后来粤北山区的三家军工企业，国营红权电器厂，国营先锋机械厂和东方红机械厂，一起迁到了深圳福田，组建华强电子工业公司。华强北就这么诞生。
1981年，电子工业部和深圳市筹建上步工业区，以电子产业为主导，开启了中国新兴电子信息产业。新区都以当时进入区内的第一批企业名称命名街道。这就有了华强路、爱华路、京华街。
电子工业部对于深圳的布局是有预期的——1984年开始，国务院经济管理部门纷纷开始转变职能，实施政企分离。
新中国的电子工业正式告别了计划经济体制，进入市场。
由于在深圳已经有了电子工业区，大批国有企业、转制人员都来到了深圳。仅仅一年之后，深圳的电子工业企业就达到了178家，产值占市工业产值的一半。
1987年，在政府倡导下，诸多电子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深圳电子集团，成为赛格集团。赛格集团的首任一把手就是已经被撤并的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马福元。
随后马福元就来了个也早有预谋的大手笔——建立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的市场，赛格电子市场。
一时间，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小老板们云集赛格市场，乱哄哄一片骡马大会取代了此前的拉郎配。自由市场经济迅速生根发芽。
这才是真正打破计划体制之举——此前的生产与销售全然脱节，生产方按照政府指令生产，不得自主对接需求方，需求方也必须在政府指导下去对接生产方。没有政府的指令，产品无法销售，需求无法满足。——这就是同时期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中分析的计划经济常态，敝号将在明年推出这位毕生研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获得国际经济学界显赫声誉的经济学家的思想自传《思想的力量》。
赛格电子市场的出现，就是以市场机制替代了原来的行政命令体制，让当时的中国人“回忆”起来，其实很多时候没有上面的指令和计划，我们也一样能干好。
距离赛格市场开业已经近四十年的今天，质疑市场经济、民营经济的声音甚嚣尘上。三十七年后的2024年9月下旬，有关方面发声：民营企业是我们自己人。
华强北一下子成了中国的加州——淘金梦之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摩托罗拉公司停产的芯片，全球只有在华强北的小商铺里找到。某个提前一年囤货的小老板由此发了大财。
2003年之前，华强北的温州人、潮汕人主要通过倒卖香港来的水货手机赚钱。2003年之后，中国台湾联发科手机芯片被发明出来，这是一个关键节点——把手机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了一起，把多种功能集成在了手机芯片里。这意味着，只要买到这种芯片，华强北的小老板们只要装上电池和手机壳，就能自己造手机了。
从04年开始，几乎每天都会有2-3款新手机从华强北诞生！由于当时大家都没有牌照，这些自产手机都标明为：Made in SZ。SZ就是深圳的意思，结果鬼使神差地，因为输入法的关系，SZ偶然被打成了“山寨”，于是，山寨手机就成了华强北自造手机的统称。
最火爆的时候，华强北的山寨手机可以做到四卡四待、8个喇叭、防狼电棒、炫酷外形。05年，华强北的手机销售额就达到了280亿元。
山寨手机一度背上过骂名，不过今天反观过去，这些骂名实际上还有一层政治含义，是一般人在当时无法领会到的。
山寨手机来源于民营小老板们和众多自学成才的电子技术爱好者们自由竞争逐利的行为，这是典型的“大众创新”。
仅仅只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就能够从电子技术层面实现用户需求导向，并且成其为商业模式——这是从前、同时期乃至今天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依靠财政补贴去搞技术攻关这种单一模式，所不可想象的效率。
山寨手机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美国崛起的黄金二十年中，爱迪生、特斯拉、摩斯、福特、莱特兄弟、卡耐基、英萨尔、固特异们在各自行业竞相逐利而产生的“万众创新”景象。
这是今天的我们难以想象的——没有国家战略和计划指导，没有财政资金支持——电灯、电话、电力网络、空调、电冰箱、电视、汽车、飞机、平炉炼钢、连铸连轧这些现代实用技术和发明，没有一个是国家科技强国计划、自科基金、国家科技战略等等这些规划指导出来的，全部来自市场竞争、逐利的个人行为。
从那时起到今天，有多少依靠国企和科研单位领衔、天量财政投入和补贴的技术研发与突破，到头来是一地鸡毛的例子。
同时期的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们完全依靠企业自身和市场力量开展的创新，以小得多的成本取得了巨大的收益！
这种创新效率上的差异，可不是简单一句“少数坏分子欺骗组织”、“我们基础薄弱、缺乏经验”就能糊弄过去的，体制机制问题才是根本。
近年来颇遭贬低的诺奖有什么用？敝号在此前诸多科普随笔中提过，过去二十年，日本拿了7个化学诺奖，拿了11个物理学诺奖。日本的材料技术优势是举世公认的，优势哪来的，就是这些诺奖一个个堆出来的。
赛格市场的背后，使得国内电子工业企业成建制地嵌入深圳，打造了深圳电子工业的坚实基础。这对于深圳产业模式的成型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因为正是电子产业的兴盛，尤其是承接来自香港和台湾的产业转移，使得深圳成为内地城市中唯一一个可以不依赖土地、资金、设备，而主要依赖技术、创意、创新来实现价值创造的地域。
换句话说，这个城市的中产阶级乃至富有阶层，是可以从诸多类似赛格电子市场这样的草根自由市场中诞生的。
更进一步，深圳第一个真正实现了GDP增长对人才的依赖。
也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其他任何城市也难以模仿的基础，深圳才有了第三次升级——以自主研发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崛起。
今天也依然强调政府在高新技术产业中的作为，其实，仔细看看这些产业和知名企业的发展历程，就会知道，深圳市政府的明智，不在于它主动作为了什么，而恰恰在于它吸纳了“小政府”理念，有意识地把政府的手从市场领域中退出，为民营企业和民众创业腾退空间。
为此，深圳市政府不但不是去管制，而是掉过头来，主动去做当时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工作，要改变对市场和民营经济的看法，要给人家以生长的空间和时间——这叫刀口向内。
甚至于时任副市长朱悦宁说了句话：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能寄过高希望于国有企业，必须依靠多元化灵活所有制。
当时人们形象地总结深圳市的作为：官不扰民，民不媚官。
多元化灵活所有制的优势，最典型体现当然就是华为，2018年，华为已经实现了年研发费用投入1000亿元。如果不是这样一家民营企业，你能想象让地方财政每年拿出1000亿元来做技术研发工作这件事吗？
美国的思科、苹果、微软、洛克希德、波音等等之强大，其国家竞争力之强大，核心就在于法治管住的不是市场，而是政府，放手给了市场机制巨大的空间，促使企业形成成熟的商业模式，使得高昂的技术研发投入变成可持续，并且产生回报！
举个例子，今天很热的国产C919大飞机，让很多热血青年甚至军迷、战狼都不明白，何以我们能搞定歼20的涡扇-15这样先进的战机发动机，可到了民用飞机核心部件领域一直举步维艰，非常艰难。
其实稍微研究一下技术史和发明创造史就可以知道一个粗浅的原因——先进武器装备是可以不计成本的，基本上可以算作一次性投入一次性使用，你可以不计成本地设计、使用材料。
可到了商用民用领域，成本是维系一个产品、一项技术能否可持续运作和自给自足发展的核心。商用大飞机必须持续使用，你没法不计成本地发展商用飞机发动机乃至大飞机本身。
在这个领域，成本控制可不是财务与管理技巧了，那就是材料、结构与制造技术的适配。——具体细节，推荐敝号2021年随笔喷气式发动机发明者之一斯坦利·胡克的《我是怎么设计航空发动机的》和2022年随笔波音747总设计师乔·萨特的自传《未了的传奇》，可以看看世界顶尖的工程师的精彩描述。
腾讯帝国的诞生，也同样是典型的通过自由竞争脱颖而出的民营企业。敝号在2021年随笔吴晓波的《腾讯传》中，已经提过，腾讯的诞生和成长，鸡汤解释的众所周知的那些要素都有，其实更为重要的，也是自由市场竞争中必不可少的因素——巧合、运气占了很大比重。
1998年OICQ成立，到2001年用户数量就达到了1亿！与此同时，OICQ也因为美国在线的诉讼，改名为QQ。
用户数到了1亿的量级，才有了护城河和规范化发展的基础。
纵观腾讯收益来源的变化，从早期的移动梦网分成，到后来QQ商城，再到2011年的微信，到移动支付，再到“流量+资本”的合作平台，也是典型的市场探索逐步推进过程，不断地应对竞争挑战的结果。
要说深圳是国内唯一对怀揣梦想和一纸商业计划以外什么也没有的年轻人友好的城市，最典型的例子，那就是大疆的汪滔。汪滔的经历无须赘述，大多数人都捧读过。
可读过之后应该反思的，就是似乎这个在郊区民房里开办公司致力于改变世界的、本应属于硅谷的普通故事，在中国可能真是唯有市场经济的前沿才能实现。
进一步的，汪滔和大疆在市场竞争中的狠厉与出手，比如精确到以天计算的市场窗口期，比如募资居然向众多投资方提出竞价条件，也确乎只有在丛林原则中才得成型。
不然为什么国内外诸多对大疆的评价都是——这不像是一家中国公司。很简单，因为它不是资源、关系依赖型主体，它着眼的是全球，它全力以赴追求品质，同时冷酷无情地打击和消灭竞争对手。
说到底，深圳的腾飞和革命性的诸多突破，没有什么独门秘笈，就是把“尊重人及其思想”落到了实处。
它能为中国各色人等提供一个相对公平和广阔的自由竞争基础，把效率、公平和时间观念渗透到城市的毛细血管中。
何以全球人才大多涌向美国？是因为美国物质和资源条件真有多好？其实，要从行政级别、生活待遇上来一一比对，美国的总体环境比之今天的中国没有绝对优势。
它的优势只体现在，为广大科研人员提供了极其宽松和自由发挥的环境与条件，研究资源不是像我们一样按照行政权力等级来分配的，只要你足够聪明和杰出，你就能拿到最顶级的条件和资源。
即便不那么杰出，只要你能进入学术科研的圈子，你的科研生活就有了基本的保障，除了你自己，没有人能干扰到你的科研生活。
作者还提到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深圳的人际氛围与文化，与早期北美殖民地有些类似。
因为是一个现代移民城市，深圳市民较彻底地摆脱了中国传统根深蒂固的“熟人社会”、“家族社会”裙带关系，使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无条件利他，可以在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之间有条件地实施，那就是界定产权、契约精神、法治保障。
越是有人际距离、没有亲缘关系的群体，越注重规则与信用，越注重自治，也就越注重互助。
这个道理，是两百多年前北美殖民地散沙一盘的11个族群，逐渐融合为今天的美利坚这一历程所证实了的。
深圳的移民都是离开了家乡、脱离了单位，大部分是想要与自己的过去分离的人，这与从西欧迁移到北美原始土地上去开辟自己家园的那批人一样，以完全的“自由之身”，去组建一个社会。
大家自主择业、自由创业，成为新兴工商业者或者中小企业主，成就了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公民社会。
大家更加习惯一个自主、自治的社会与生活方式，也正因为大家都是“平等的自由人”，所以，更需要有严格的契约精神和法治保障，来确保基本的社会秩序，剩下的，那就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领域了。
深圳的实践生动地证实，私有产权、法治、自治，是不区分民族特性的，是人类共有的特质。并非中国人天生就适合被管着。
值得一提的，还有伴随经济腾飞而来的深圳文艺。
题外话，从前有所谓香港是“文化沙漠”的提法，后来也说深圳是“文化沙漠”。再之前，一百多年前，人们也说纽约是“文化沙漠”。
敝号认为，文化沙漠提法本身就是个伪命题。文化是什么？文化的基本载体就是人，有人方有文化，就跟有人在就有江湖在一样的道理。
之所以会有“文化沙漠”的说法，无一例外，都是保守而陈旧的一方，用于评价因创新而崛起、工商经济发达的另一方的说辞。
现在谁能说纽约没文化？谁能说香港没文化？近十年，深圳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也销声匿迹。
有趣的现象就是大芬油画村。油画村起源于黄江，这是一个和汪滔一样自小就有了想法——他是爱画，汪滔是喜欢直升机——只不过，他的出身比之汪滔要草根得多。
黄江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就在香港开始干“行画”（商业装饰油画）这行，随着产业迁移来到了深圳，也因为深圳崛起而暴涨的地价，无奈之下寻觅到了布吉的大芬村——因为内地来的画工们不需要边防证，只要办个居住证就可以。
1989年黄江用1600元租下了大芬村一个250平米的作坊开始干。2000年的时候，大芬村油画出口量已经占欧美行画市场的70%。
为了应付巨量激增的需求，黄江组织400名画工，仿造福特汽车生产线，发明了行画生产线。就是在这样的商业行画氛围中，诞生了后来号称中国梵高的湖南人赵小勇。
赵小勇的画现在是荷兰梵高博物馆的专用定制画。
就在这样纯粹的商业行画产业刺激下，先是画框商、颜料商，后来是装潢商、设计商，最后，聚集到大芬村的画家、艺术家也越来越多，人一多，就自动开始了艺术原创——无须政府引导，无须战略规划，一切都是市场自然而然催生。
想想都觉得奇异——中国内地边远农村中，爱画的青年，跑到大芬村，与油画结缘，随后个人的命运居然就与本来十万八千里远的欧洲绘画联系在了一起。
这一切，正是“商人意识”造就的。相比今天各省各地，政府花费纳税人的钱请各种咨询机构做规划，招商引资去建设的各种除了建筑之外荒无一物的“文化小镇”、“文化村”，大芬村没有花政府一分钱，全然是商人、打工仔、艺术家们自行造就，每年艺术品出口额达到12亿美元。
商人意识，与政府主导，谁者效果更好？
赵小勇本人的经历，在2017年那部著名的纪录片《中国梵高》里得到了最佳诠释，确实值得一看。
里面有一段，是赵小勇在大芬村临摹了20年梵高作品之后，终于在2014年到了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得以一览梵高的真迹。
当他看到真迹的时候，眼泪就止不住地流，说，感觉呼吸都停止了——不一样，完全不一样，颜色有差别，光线有差别。
这可能是对艺术有些感觉的人的共通点，一旦看到真迹，心灵瞬间都有被狠狠锤了一下的感觉。敝号2019年随笔朱良志的《南画十六观》、2021年随笔陈丹青的《局部》、2022年随笔博山克的《美学史》，有兴趣的看官可以到首页查询来看，确实如此。
我最深的体会是两次，一次是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现场看到了两百年前安格尔的《布罗格丽公主》，三百多年前埃尔考的《基督》，一百多年前梅索尼埃《法兰西之役》，那色彩绚丽和神韵流动，真让人感觉惊心动魄，这感觉是看照片和图片永远无法触及到的。
一次是在云冈石窟，看到那些造于一千五百年前，依然英气逼人的壁雕，当时真是感觉呼吸不畅，心脏砰砰地跳。
还是回到那个问题，何以政府无须投资无须规划，市场就造就了一个商业自驱的文化产业？看过了上面，应该能得出答案。
以上即是所感。
这本书有些意思，不过与一部真正的城市发展史相比，还有较大差距。
深圳的历史，确实是值得深入分析和精彩撰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