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部分中研院院士在中研院大门口合影。右起：汤用彤、陈垣、柳诒徵、朱家骅、张元济、余嘉锡、胡适。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璀璨星空中，余嘉锡先生以其卓越非凡的目录学、古文献学及史学成就，恰似一颗熠熠生辉的明星，绽放着智慧与坚韧的夺目光芒。
一、家世与早年历程
1884年正月十三日，余嘉锡出生于开封。其父余嵩庆出身科甲，仕途却充满坎坷。他以户部主事之职出任河南知县，后官至湖北候补知府。余家素来贫寒，藏书寥寥。余嵩庆的先曾祖朴庵公致力于学问，专攻三礼，却终身未获机遇，仅留下数十种遗书。余嵩庆年少时便携带笔砚四处游历，投靠多位名公卿，常常借书苦读。入仕之后，才逐渐购置一些书籍，可惜又不幸遭遇火灾，连同先世遗书一同化为灰烬。他为官清廉，一生别无长物，始终身着布衣、以粗茶淡饭度日，无论宦游至何处，仅以一辆驴车载着几箱书籍而已。
余嘉锡自幼便在父亲的严格督课下读书，父亲于案头口授知识。约在1889年，年仅6岁的余嘉锡开始启蒙受书，父亲亲自教导他诵读五经、《楚辞》、《文选》、四史、《通鉴》等经典著作。他学习诗古文，不研习时艺，秉承庭训，勤奋好学至极，在完成日课之余，搜遍家中藏书，手不释卷，以至于眼睛渐渐近视。
少年时期的余嘉锡已然立志著述。1897年，年仅14岁的他编写了《孔子弟子年表》，又因喜爱明代刘基的《郁离子》，仿效其风格撰写了数万字的作品。1899年，16岁的余嘉锡为《吴越春秋》作注。虽然这些作品尚不成熟，但在未及弱冠之年便如此发奋努力，实属难能可贵。
二、学术之路的开启
在这一时期，余嘉锡读到张之洞的《书目答问》，惊叹于学海的浩瀚无垠，一时之间茫然无措，不知从何处着手探索。随后，他又阅读了张之洞的《輶轩语》，书中提到：“今为诸生指一良师，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读一过，即略知学问门径矣。”余嘉锡顿时如醍醐灌顶，欣喜异常。于是，他设法购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自此之后，反复研读，乐此不疲。遇到疑惑之处，便翻阅书籍进行检核，并将所得感悟一一记录于书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收获日益增多，于是将所记内容抄辑成册，由此更加勤奋用功，学识也突飞猛进。1900年，17岁的余嘉锡研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开始从事对《提要》的辨证工作。
1901年，18岁的余嘉锡在乡试中一举中举。随后，他入京担任吏部文选司主事。然而，不久后因父亲去世，他返回湖南常德老家。余嘉锡曾“两赴公车辄报罢”，在中举后，他分别参加了1903年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併科会试和1904年甲辰恩科会试，却都名落孙山。甲辰科是清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此后，所有的乡、会试一律停止，余嘉锡从此断绝了通过会试晋升的途径。但身为举人的他，通过捐纳得以在京城任职，而吏部文选司主事的品级恰好是正六品。
三、辛亥革命后的跌宕起伏
辛亥革命后，1919年，余嘉锡再次来到北京。他在赵尔巽家担任教馆先生，并参与《清史稿》的审阅工作，在此期间得见柯劭忞，拜其为师。
之后，余嘉锡有意将全家迁至北京，他的夫人陈福彩也已做好了准备。然而，由于余先生的母亲年事已高，此事便拖延未行。不料，1927年秋，夫人竟然与世长辞。余先生悲痛欲绝，在家乡举行葬礼后，更是睹物思人，难以自拔。1928年，他携子余逊来到北平，居住在常德会馆。不久之后，余嘉锡见到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先生，深受其赏识，被聘为该校讲师。此后，他又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多所学校兼课，讲授目录学。1931年，余嘉锡担任辅仁大学教授，兼任国文系主任。
就在这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觊觎华北，国家危难迫在眉睫。1933年，余嘉锡携家眷南归常德，但当地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使他深感寂寞。同时，辅仁大学多次敦促他返校，于是他又回到北平，继续主持系务工作。
四、沦陷时期的坚守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被日本占领。辅仁大学由于是天主教会学校，由德国人主持校务，较少受到敌伪的干扰。余嘉锡虽然能够继续任教，但家国之痛使他极度忧愤。在致友人的书信中，他署名“钟仪”，以春秋时期的楚囚自比。在整个沦陷期间，他以民族大义为重，含辛茹苦，淡泊明志，坚决不被敌伪所利用。他撰写了《宋江三十六人考实》、《杨家将故事考信录》等著名文章，借助这些民间流传的忠义故事，振奋民心，砥砺名节，抒发自己拳拳爱国之情。在此期间，他还利用辅仁大学的条件，聘用了许多滞留在北平的学者任教。1942年冬，余嘉锡担任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
五、学术成就与卓越贡献
余嘉锡是一位成就斐然的目录学家、文献学家和史学家。
（一）目录学贡献
1.《目录学发微》
目录学是余嘉锡长期讲授的课程，《目录学发微》一书，乃是他从1930年至1948年在北京各大学使用的讲义。中国历代典籍浩如烟海，若要充分运用，必然需要目录学的知识。余先生的这本书并非简单地罗列图书目录，而是总结了从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到清代诸儒的目录之学，结合学术史的背景，真正做到了辨章学术、考窥源流。对目录学的功用、体例、流变等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阐发，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目录学理论体系。此书影响极大，重印者众多，甚至还有剽窃其学说之人。
2.《古书通例》
与《目录学发微》同样出色的是余先生的另一部力作——《古书通例》，这也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于各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又名《古籍校读法》。前人读古书，大多从语句训释的角度着眼，很少注意到古书固有的体例。余嘉锡则强调：“当先明古人著作之体，然后可以读古书。”他指出古书“一时有一时之文体，一代有一代之通例。参互考校，可以得其情；排比钩稽，可以知其意”。相反，如果不明白古书的体例，就会在理解上产生歧义甚至无端的怀疑。《古书通例》一书，对汉魏以前的书籍进行了详细的诠释，分为《案著录》、《明体例》、《论编次》、《辨附益》四卷。虽然篇幅不大，但言简意赅，广征博引，使读者能够认识到古书体例与后世作品的不同之处。如果不明白古人著述的主旨和古书编定的原委，便难免会冤枉前人，又贻误后学。应当指出，余先生的这本书虽然创作于六十年前，但其论断却常常被近年来考古发现的简帛佚籍所证实。
3.《四库提要辨证》
《四库提要辨证》二十四卷，凝聚了余嘉锡平生的心血。他自少年时起便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札记抄撮辑集，历经三十余年，已积累了二十余册稿本。1931年，他删除重复内容，编写目录，涵盖经史子集四部，共有七百多篇。此后，他不断进行补充修改。七七事变发生后，他担心存稿散失，于是选取较为成熟的史子两部二百二十余篇付梓，这便是《四库提要辨证》的初印本。此后，他坚持不懈地工作，继续增添内容，直至临终前，合计四部达到四百九十篇，编成了《四库提要辨证》的定本。这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对于目录学以及学术史的研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史学贡献
余嘉锡的历史学论文，包括《宋江三十六人考实》等篇章，均已收入《余嘉锡论学杂著》。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评价与当时的人颇为不同，例如他所说的“宋人史学胜清儒”便是一个例子。综观他在这方面的论著，不仅考证精细，而且富有见识，多有新颖的观点。
（三）其他贡献
1.《世说新语笺疏》
在抗日战争时期，余嘉锡另有一部巨著，即《世说新语笺疏》。《世说新语》记载了汉末魏晋时期的名人轶事，既是小说，又是一部研究魏晋历史极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旧有梁朝刘孝标注。《笺疏》的工作除了进行版本的校勘之外，还对刘义庆的原书和刘孝标的注文都进行了补正。详征博引，体例如同裴松之注《三国志》。同时，也时常品评人物，意在彰善瘅恶，借古以喻今。
2.《元和姓纂校补》
1952年秋，余嘉锡撰写《四库提要辨证》中的《元和姓纂》一篇时，曾提到此书“用力颇勤”，深恐不能出版而付诸东流。在写完这篇辨证后，他就中风不起了。据说《元和姓纂校补》目前只找到一种过录本，并非最后完稿，这实在是一大遗憾之事。
六、为人品德与风范
余嘉锡先生平日喜爱看小说，也欣赏京剧。在全民抗日时期，他撰写《杨家将考信录》，赞扬杨业祖孙三代抗敌的功业，借此鼓舞人心，激发人们同仇敌忾之情。对于那些投靠敌伪以谋取荣华富贵的人，他极为愤恨，大力进行鞭挞。《考信录》的自序后题有“书于北平不知魏晋堂”，寥寥数字，却展现出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的浩然正气。
余嘉锡先生一生勤勤恳恳地从事著述，以实事求是为宗旨，不崇尚空谈，深受清代朴学的影响。而在立身处世方面，则深受宋代儒学的影响。他秉性刚直，尤其在义利之辨上极为严格。平时常说：“读书人第一是要讲究做人，第二才是讲究做学问。否则，有学无行，读了书又有什么用呢？”在抗战时期，国家危如累卵之际，先生极为愤懑，用顾炎武的话谆谆告诫学生，引发学生的爱国思想。
余嘉锡先生不仅是一位学识精深的著名学者，更是一位德行纯正的当代人师。他在教育史和学术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为人所敬仰。余嘉锡先生持身极为谨严，为学生讲课，从来没有迟到过一分钟。他对教学工作极其认真，对奖掖后学更是殷切备至，不遗余力。为了留下一位助教，他可以与校长意见不合而争得面红耳赤。先生对后辈的爱护可以说是到了极致，无以复加。
余嘉锡先生虽然沉浸于古学之中，但他的学术思想却是革新的，并非墨守成规、一味守旧，更不是不顾现实、是古非今，他深知去旧更新乃是事理之常。
1955年除夕，余嘉锡先生在北京逝世，终年七十二岁。他的学术成就和高尚品德，永远激励着后人在学术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前行。
